托尼•朱特:一个清醒的观察者

忧忧
2018-04-25 18:56:32

上天似乎总是希望人类对自己的前途迷茫一些,走更多弯路,所以它总是毫不留情地带走人世间那些清醒的观察者,有时它让人类的愚昧埋没和扼杀智者,比如《宽容》序言中的惨剧,有时却假疾病和灾难之手带走清醒的人,比如托尼•朱特。 托尼•朱特2010年因病早逝于纽约家中,他是著名的欧洲历史研究学者,著有欧洲史研究的佳作《欧洲战后史》,同时也是一名时事评论家,长期为《纽约书评》等刊物撰写评论文章,文笔冷静清晰,批评尖锐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名犹太人,生于1948年的英国,学于剑桥和巴黎,又执教并长期生活于纽约。之所以强调托尼•朱特的出身、经历,是因为他的清醒就体现于此——他完全不受制于“归属”,而以较为客观和实际的视角去审视世界。 托尼•朱特在《欧洲战后史》中以秉笔相对公允、冷静见优,虽然不乏入木三分的评述,但相比之下,作为评论集的《事实改变之后》体现的则是清醒。摆脱狭隘的历史观毕竟容易,而在“身陷其中”的当下能抱以清醒客观态度尤其艰难。这种清醒集中体现在他对当今世界的两个问题(或者国家)——以色列、美国——的看法上。 作为一个犹太人,托尼在面对二战后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时,总是冷静得像是一个“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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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似乎总是希望人类对自己的前途迷茫一些,走更多弯路,所以它总是毫不留情地带走人世间那些清醒的观察者,有时它让人类的愚昧埋没和扼杀智者,比如《宽容》序言中的惨剧,有时却假疾病和灾难之手带走清醒的人,比如托尼•朱特。 托尼•朱特2010年因病早逝于纽约家中,他是著名的欧洲历史研究学者,著有欧洲史研究的佳作《欧洲战后史》,同时也是一名时事评论家,长期为《纽约书评》等刊物撰写评论文章,文笔冷静清晰,批评尖锐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名犹太人,生于1948年的英国,学于剑桥和巴黎,又执教并长期生活于纽约。之所以强调托尼•朱特的出身、经历,是因为他的清醒就体现于此——他完全不受制于“归属”,而以较为客观和实际的视角去审视世界。 托尼•朱特在《欧洲战后史》中以秉笔相对公允、冷静见优,虽然不乏入木三分的评述,但相比之下,作为评论集的《事实改变之后》体现的则是清醒。摆脱狭隘的历史观毕竟容易,而在“身陷其中”的当下能抱以清醒客观态度尤其艰难。这种清醒集中体现在他对当今世界的两个问题(或者国家)——以色列、美国——的看法上。 作为一个犹太人,托尼在面对二战后与犹太人有关的问题时,总是冷静得像是一个“域外”之人,尽管他也为犹太人在动乱中的遭遇悲伤,他的亲友也是被迫害者,但你在他的文字中未读到一丝受难者的偏执和激烈,而且,对于以色列,他要做的也正是要以域外者的眼睛去看待,他更喜欢的身份是艾萨克•多伊彻所说的“没有犹太人色彩的犹太人”。 因为,战后的清算,以及别有用心的政客的宣传,已使“犹太人”这个名词具有极强的象征性,不能“妄议”,这种有意无意的“矫枉过正”让正常的批评也易被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而且,还有一种“有意无意”的宣传对于地区局势极为有害,那就是将犹太人和以色列加以“捆绑”,模糊“反犹主义”和“反以色列”的区别。这是一种递进式的陷阱,使得舆论在面对以色列问题时变得异常谨慎,或者说是装聋作哑。 一些以色列的政客正是利用世界对“受害者”的忏悔和内疚心理兴风作浪,在这些操作下,当年的“受害者”已悄然转变为某种意义上的“加害者”和“绑架者”。 托尼含蓄地指出,以色列实际上是陷于“远交近攻”的状态,它“楔入”而非融入了中东,而且,人们往往过于注意被以色列高抬至“圣坛”的元素,也即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民族神话和犹太人的受难情节,而忽略了它已然是中东区域唯一具有核力量的国家,从其惯于“先发制人”的行径来看,我们很难保证成为失势“困兽”之后的以色列会做出理智的举动。 现阶段,以色列可以依赖于美国的关注和纵容而继续“玩火”,一旦美国清醒,(从目前来看为时尚早,但迟早会到。)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被“绑架”在“一个小小的中东国家的妄想”(托尼•朱特原文)上,那么以色列所恃将大大削弱,也将不得不转变自己的思路,至少要改变“近攻”的愚蠢策略。 那么,既然迟早要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何不早些去实现而要将矛盾和仇恨继续加深呢?既然以色列明知迈向单一排外的“犹太国”是为民主精神和国际共识不容的选项,何不早日寻求突破民族隔阂呢? 世界上并不缺少这样的例子,托尼•朱特提到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以及南非从种族压迫中扭转过来等事件,尤其在谈到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纠葛中,对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的《阿尔及利亚与共和国》青眼相加,阿隆写道,法国无法亦无意愿做到平等对待阿尔及利亚人,那么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受到的反对必然会加剧,法国最终将不得不离开,只不过会稍晚,但彼时法国与阿尔及利亚间的仇恨必然更深,流血和伤害也会更多。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几乎如出一辙。 而作为半个“美国人”(托尼最终定居美国,并获得美国身份),托尼•朱特对美国政治的批评表现得更像是个“无根之人”。 从他的生活来看,他似乎是一个“欧洲人”:他的祖辈来自中欧地区,他也长期研究中欧的历史;同时,他又会说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希伯来语、捷克语等欧洲多国语言,并常在欧洲各国漫游与研究;他还可以自由地在伦敦方言、剑桥、牛津口音之间切换……他的文字的确对欧洲带着某种复杂的情感,但一旦笔锋到评述的领域,他又仿佛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世界人”。他尤其反对治史的学者带有种族或者国家倾向,所以,这也是他对诺曼•戴维斯的欧洲通史作品大加批挞的缘故。 现实让托尼从“世界人”成为一个“美国人”的时机极为微妙,美国自2001年之后的对外政策让旅行变得困难,恶化的局势又显得更加危险,而他的病情也让他不得不尽量留在美国。于是,托尼一边是对美国政策转变的严肃批评,一边则通过考试来获得美国身份。他的“世界性”似乎在现实中略微打了折扣,他的妻子发现他开始用“我们”(美国人)而不是“他们”来表达观点,但这种“世界性”却在学术上愈加明晰。 托尼•朱特特别注意到的是美国的“单边主义”的发展,伊拉克战争的发动让他对美国政府的这种无知的傲慢极为反感,也让他极为珍视联合国的作用。美国政府和以色列的愚蠢十分相像,对长远的未来置之不理,迷信武力和单边行动。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正在让盟友和战后累积的信任逐渐崩塌,并且仍在目光短浅地引以为傲;他批驳那些攻击联合国“一无是处”的人,提醒他们要注意到联合国做了什么,而不是没有做成什么。 从事实来看,这两件事似乎在某些地方又重合成为一件事,美国在大部分情况下正是导致联合国“没有做成什么”的罪魁祸首,选择性地为美国执政者背书而攻击联合国,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耻。 托尼•朱特的态度或许没有如此愤怒,他面对争议和攻击只是惋惜,惋惜他们的执迷不悟。他似乎有些像茨威格,他们都有着“大家庭”的观念,是“我不相信种族,我相信人类”的拥护者,赞美国家的和平与合作,但托尼似乎更加执着于“今日”而非“旧日”。 遗憾地是,我们再也不能看到托尼•朱特这个特别的人对国际关系、政治和未来的思考,他是清醒的观察者,却过早地离开,带走的似乎是清醒者特有的孤独。现在的世界又悄然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失去他之后,我们才发现自己多么希望能看到他对扑朔迷离的现今世界的思考和预测。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从托尼•朱特愁云密布的文字里学会看到一点,那就是希望——虽然遥远,但总有希望,开句玩笑来说,世界已经离那个仅在联合国会议上“亮一亮装有洗衣粉的小袋子”就可左右舆论、操纵“正义”的状态越来越远,而离集体参与和良知共识越来越近,尽管这个过程可能缓慢、曲折,但也就像许多必将发生的事情那样在向我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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