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李公明:在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自由与忠诚

三辉君
2018-04-25 10:13:36

关于“忠诚”,在汉语中的基本释义似乎很简明(“尽心竭力,忠诚无私”云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此释义的“理解”变成了喊政治口号,在这样语境中的“忠诚”,当然也就没有了语义与思想之间的讨论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忠诚”在婚姻、爱情的语境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在这里不仅与人性联系上了,而且也必然要把“自由”拉了进来。因为涉及人性中的欲望、情感和伦理责任,这是“忠诚”与“自由”在人生中最有现实感和焦虑情结的交锋,也是私人生活中比较具有思想性冲突的语境。仅此而言,便可以引入上述汉语词汇的释义之后的“理解”之中,当更能提示和解释在“忠诚”中隐含的人性与伦理问题。

至于企业管理中的“忠诚”,所关乎的更多是对员工的培训和管理,甚至成为可以量化的指标,不谈也罢。如果还是要回到政治语境中的“忠诚”,可以让人想起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它所指向的对象,二是如何实现或检验。具体例子无需列举,上了年纪的读者自然会想起“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口号。但近两年还是出现了一些好玩的配对说法,比如把“忠诚”与“绝对”配对,而且更有趣的是以否定式与相等式结合的语法结构来表达这种配对,虽然语义乖谬,但也令人佩服首创者擅长绕

...
显示全文

关于“忠诚”,在汉语中的基本释义似乎很简明(“尽心竭力,忠诚无私”云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此释义的“理解”变成了喊政治口号,在这样语境中的“忠诚”,当然也就没有了语义与思想之间的讨论空间。在日常生活中,“忠诚”在婚姻、爱情的语境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在这里不仅与人性联系上了,而且也必然要把“自由”拉了进来。因为涉及人性中的欲望、情感和伦理责任,这是“忠诚”与“自由”在人生中最有现实感和焦虑情结的交锋,也是私人生活中比较具有思想性冲突的语境。仅此而言,便可以引入上述汉语词汇的释义之后的“理解”之中,当更能提示和解释在“忠诚”中隐含的人性与伦理问题。

至于企业管理中的“忠诚”,所关乎的更多是对员工的培训和管理,甚至成为可以量化的指标,不谈也罢。如果还是要回到政治语境中的“忠诚”,可以让人想起两个基本维度,一是它所指向的对象,二是如何实现或检验。具体例子无需列举,上了年纪的读者自然会想起“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口号。但近两年还是出现了一些好玩的配对说法,比如把“忠诚”与“绝对”配对,而且更有趣的是以否定式与相等式结合的语法结构来表达这种配对,虽然语义乖谬,但也令人佩服首创者擅长绕口令的机灵和苦心。

说了这些,无非是被美国学者安娜·史蒂茨的《自由的忠诚》(童志超、顾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10月)这部政治学著作的书名所勾起。安娜·史蒂茨无非也是提出了一种配对—— “自由”与“忠诚”,说得通俗点,也是要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如果把上述的那个绕口令稍为改动一下套用在这里,可以变成了这样的句式:忠诚无自由,就不是忠诚。这道理谁都明白,奴隶没有选择的自由,谈他的忠诚有何意义?更有趣的是,假如再来一个绕口令,变成“自由的忠诚与忠诚的自由”,问题可能就更清楚了。

安娜·史蒂茨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而且极有挑战性:我们为什么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履行公民的义务?为什么不能由我们自己选择的出生却规定了我们对特定国家和同胞负有义务,尽管我们在事实上从未签订过类似的契约?我们应如何对国家以及对怎样的国家保持忠诚?如果想迅速了解作者的基本思路和答案,在该书“前言”的第一页就有比较概括的表述,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两点:一、忠诚是公民身份应该承担的政治义务,但是这不意味着不管国家对错也必须为它献身,或者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保持政治忠诚,而是指遵守法律、纳税、参与投票和公共政治、对同国同胞的平等和福祉表示关心;二、我们应该忠诚的公民的理由,不是因为我们有民族认同感、或特别爱国、或对自己的国家有感情上的依赖,而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我们关心自由主义的正义观。作者在书中的论述思路和具体阐述当然有着更为复杂的政治思想史路径,通过援引和讨论康德、卢梭和哈贝马斯的思想,使忠诚、义务等过去更多被民族主义者使用的概念能够成为自由主义的国家论述中的重要概念。这种努力和在书中最终提出的论述应该是相当有感召力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把忠诚看作是一种政治责任——听起来这似乎是对自由主义的背离,实际上作者念兹在兹的是如何使自由主义关于正义与公民的价值观彻底覆盖到国家论述领域和公共事务实践中。

对我们来说,该书关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以及作用于两者之间的忠诚观,是理解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基础性政治思考,是普及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基本读本中不应缺失的议题。道理其实很简单:没有国家权威,关于个人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就难以实现,关键是这个国家必须合乎正义原则,并以实现普遍性价值为目标。关于“国家”这个议题,作者的观点毫不含糊,而且一再强调公民只对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负有政治义务,忠诚必须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独裁专制政体下的国民没有理由必须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更没有理由必须对其统治表示忠诚,还由此认为,以争取民主和法治为目标的公民不服从具有道德正当性。

在这里可以联想到,进入新世纪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对民族主义崛起中的国家问题的思考。2009年2月,里亚·格林菲尔德为她那本颇有影响的著作《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的中译本(王春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专门写了一篇“中译本前言”,在这篇前言中,她首先断言:“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历史巨变。……这一巨变就是伟大的亚洲文明崛起,成为世界的主导,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崛起,从而结束了历史上的‘欧洲时代’以及‘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接着,她对中国读者说:“你们在登上世界舞台之时,正值我们的文明已经在无法解决的矛盾或即便能够解决也代价巨大的矛盾中超支了自己,创造潜力已经快要耗尽。你们现在拥有曾经使我们富有创造性的那种思维方式,拥有曾经使我们变得强大的那种民族主义竞争精神。……未来属于你们。我希望,你们将能友好地对待我们,而且比我们更好地照料这个世界。”(第5页)

这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前言”,如果从所谈论的论题来看,这里谈的是全球化与区域文明崛起的关系;再细看的话,则是认为曾经属于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民族主义可以被移植乃至被其他文明所分享和拥有,因而对未来是乐观的:既然你们拥有和我们同样的思维方式和民族主义,那么你们(中国)的崛起对我们(西方)自然是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回到她这部著作的核心论题上,则会发现,她在研究英格兰、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和美利坚合众国这五种通过民族主义走向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时刻强调的是根本价值观作为民族性核心的重要性,比如英格兰民族主义中的自由、平等、理性等价值观念。她援引了辉格党哲学家沙夫茨伯里伯爵三世的观点:热爱祖国之所以是最高贵、最妥切的人性,是因为被称作“人民”这一群体的人享有真正的宪法和政体带来的幸福,并且是自由与独立的;他还指出,没有了公众和宪法,实际上也就不存在祖国和民族(第498页);英格兰人的爱国主义既指对自由、平等、理性价值观的理想主义的忠诚,又指对土地、政府及英格兰方式的情感依附(第500页)。这里就涉及对“忠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国家政治制度之间的根本关系的理解,毫无疑问是属于她所说的“你们”已经拥有的、曾经“使我们富有创造性的那种思维方式”,以及“曾经使我们变得强大的那种民族主义竞争精神”。那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认同她对“我们”的判断,和让她感到乐观的理由呢?换言之,我们应如何看待我们的民族主义核心价值以及对它的“忠诚”?

与格林菲尔德相通的是,在金里卡的《少数的权利——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邓红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中,我们经常见到,他对民族主义的乐观看法所引援的事例是比利时、魁北克和加泰罗尼亚,那里为争取自治和社会的自由化而斗争的自由主义改革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因为这样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义不但不会消灭个人选择,而且还会使个人自由变得有意义。这样就可以从一种重要的角度和逻辑中解决自由主义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也就解决了“自由”与“忠诚”的矛盾关系。

其实,关于自由的原则以及忠诚的对象,这些都是常识,但是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还有着更为复杂的现实语境和思辨性。安娜·史蒂茨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开创性地在生活情境和自由主义的传统解释中证成“自由的忠诚”。在第一章中,作者讨论了这样的难题:世界主义者承认每一个人生来就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公民这一事实,但是在他们看来这只应被当作原始现实,不具有任何道德意义。人们的权利才是意义的真正载体,既然我们并非签订契约加入这个国家,而是出生在那里,那么国家就不能在其公民中创设此类的特殊义务;另外,也有自由主义者认为真正自由的权利都是平等拥有的,应该适用于不论位于哪个国家的所有人,因此不可以因为居住地或国籍就自动证成对于特定国家的公民义务(参见15-17页)。这些问题既出自于自由主义的原则性论述,同时也是对来自生活中的边界、身份、权利等问题的敏锐感受,很难仅以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就予以打发。针对这些难题,史蒂茨在全书中贯串到底的核心论述是,可以在自由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证明公民身份义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可以在事实上证明如果要实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我们需要践行对合法民主国家的政治义务”(286页)。在该书第一部分“平等自由与国家”中,作者回溯到康德关于政治权威与国家的道德重要性的论述,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权威与公民论述,指出卢梭比康德更能证成我们的自由利益和原则可以支持公民义务和忠诚。第二部分“团结与忠诚”,则是在卢梭的公民认同和哈贝马斯的宪政爱国主义基础上,做了修正和补充,最终证明了无需依赖共同的民族文化、语言和历史等论述就证成自由主义的公民义务与团结和忠诚等品质。最后我们就可以回到该书前言的第一句话:“这本书叫作《自由的忠诚》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对忠诚承担义务的公民身份的捍卫。”

当然,也还有对思想界而言的另一种意义,即该书译者序“《自由的忠诚》: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中说的:“对中国读者而言,《自由的忠诚》也提供了一次重新认识自由主义的机会。它告诉我们自由主义并不一定要像国内的一些自由派人士所说的那样去刻意避讳国家问题,或只关注对国家权力的限制。自由主义不仅能对国家问题做出一个明确回答,更可以去肯定正义国家的许多积极职能。事实上,在康德式自由主义的基础上(本书没有采取洛克式自由主义的思路),《自由的忠诚》还论述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再分配和弱势群体平权政策对实现个体间平等自由而言是合理且正当的,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一个最弱意志的国家或者最小规模的政府。而这些或许也值得国内每一位对自由主义思潮感兴趣的朋友去仔细阅读和思考。”

这里说的“一些自由派人士”当有所指,然而可以肯定,绝非所有的“自由派人士”都“刻意避讳国家问题,或只关注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但无论如何,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和论述中,当然包含对自由主义的国家论述状况的分析与批判,也就是对自由主义中间倾向于更为全球化想象和质疑忠诚公民身份的价值的批判,这些对中国思想界而言,的确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原载于上海书评 2018-04-19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084513

1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自由的忠诚的更多书评

推荐自由的忠诚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