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奕含:文学的正义

小熊依猪
2018-04-24 看过

1.

文学有无正义?换个说法,文学有没有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别?如果没有,理由是什么?如果有,文学的正义是什么?应当如何追求?文学的正义和文学作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有关文学的繁多讨论中,对于上述疑问的不同回答已经、并且将持续区分一众文学从业者。

如果暂且约定将上述种种疑问统一命名为“文学的正义问题”,那么,不同的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应,将主要关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同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势必体现所谓“文学观”的差异:即一个人怎样定义、描述文学的本性和任务。“文学观”是有关文学的元思考,此类元思考难以回避对终极目的之追问:文学是否具有终极目的?它的终结目的是什么?

在漫长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中,不乏有关回应终极问题的线索,可是每一条线索又将牵引出无数问题。例如,若有人说,文学在于讲一个精彩的故事。那么,一定会有人问,什么是精彩的标准?若有人说,文学在于重塑现实。那么,也一定会有人问,在什么意义上重塑呢?是改变这个世界的物理法则,还是修正这个世界的伦理缺陷?同样的,若有人说,文学在于守护某种正义。那么,也一定会有人问,你说的“某种”是什么意思?

不过,这类提法常常令人心生厌倦,因其似乎容易令人联想起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宇宙何处是安放文学的“自然位置”?文学应当发生怎样的运动才算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才是“善”(good)的?

在多元价值以及各种主义、路数勃兴的气氛中,人们常常遭到常识、反常识、说教、反说教、经验、理论、直觉、情感的轮番掌掴。肉体被不断暴击之后,心灵容易坍塌成一片虚无。在相对主义的挑衅中,真理或者价值的一元性变得脆弱,并且虚妄。

但是,庆幸的是,总有像林奕含一般的人,在经受暴力之后,肿着两瓣脸,依然追问文学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请想象一个不相信金箔纸里早已经没有费列罗巧克力球,坚持要打开来瞧瞧的小孩子。费列罗制造那些金箔纸的目的就是用来装巧克力球。只有当一件事并不背离它的根本目的时,它才有可能是好的,或者有意义的。

可是,自16-17世纪的现代科学起源、启蒙运动中人类被架上解剖台、19世纪的进化论、20世纪的计算机与脑科学革命,到了今天,现实世界图景的因果细节丰富到足以湮没许多古老问题,包括意义问题、价值问题、伦理问题、或者关于灵魂本身的问题。在这种事态中,文学的正义问题也面临着被取消的风险。然而,这不单单是有关文学的问题,而是有关人类的全部精神生活濒临失落的问题。

第二,文学的正义问题直接与下述这类陈词滥调发生联系——

文学无疑具有许多功能,例如娱乐、审美、催眠、意淫、洗脑等等。但是,如果有人特别要求文学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承担伦理教育的职责,则会被批判为一种落后。

艺术必须和道德分开:“又红又专”、“德艺双馨”早已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文学务必撕除“温情脉脉的面纱”,这层面纱既可能来自指手画脚的家长式政治、也可能来自普通人对文学艺术的平庸见解。如果有人同时要求文学的艺术水准和教化功能,他有很高的概率会被当成在医院里跑错了门诊室的病人:你如果是偏头痛的话,怎么会跑到泌尿科来了呢?我们这里可没有能够治疗你的药。

另外,随着自然科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对文学、艺术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这样一些观点变得可以理解:文学并无实际用处,很可能只是其他有用的基础心理能力(例如共情、想象)的“副产品”(by-product)。因为文学并无用处,反倒成为进化过程中的真正惊喜与奢侈品。反观道德,则不过是人类本能与功利心的虚浮装饰:利他也不过是为了利己,扩大自己或自己所在群组的生存优势。经此一高一低,两相对比,文学审美应该是纤细的、个人的、专业的,怎么能够忍受道德律整齐划一的亵渎与操控。

以上及其他类似想法大受欢迎,尽管它们不乏反例:例如即使在普罗大众的心中,“最高级的幽默是讽刺。”之类的说法一直极具统治性。但是,如果讽刺意味着创作者应该批评现实的黑暗、不公,或其他什么东西的话,这种观点难道不恰恰表达了有关艺术的道德要求吗?

为什么,人们可以忍受相互冲突的直觉,却丝毫不加反省,不以为意呢?

为什么,在有可能实现道德价值的种种形式中,文学在原则上就不被允许呢?

在真、善、美中,用知识上的“真”指认伦理上的“善”,是早在古希腊时期已浮现的理知传统。而在今天,只要人们普遍认为:美与善绝对不相关(如果不是相互龃龉的话),或者美(例如高妙的修辞术)即是善的话,文学的正义问题也立即被取消。

除以上两点之外,对 “文学的正义”这一短语的观感也将实实在在地影响个人的写作实践。在一个作者(有可能)极为漫长的创作历程中,对文学有无正义看法的改变,势必导致个人写作径路的改变。如果文学有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别,那么,无论什么才是文学的正义,它终归值得追求,因为“值得追求”这一点已被蕴含在“正义”概念之中。

2.

“文学无正义。”这一命题容易引起曲解,需要澄清,因为它有可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含义:(1)文学一概是不正义的。(2)文学没有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别,即文学是“正义真空”的。

“文学无正义”的第一种含义更像是热衷于观念游戏的人搞出的把戏:标新立异的全称命题总有机会博人眼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会有人可能提出“文学一概是不正义的。”这种观点。举个例子,或许他们陈述的理由接近以下说法:文学是一种暗中的威权主义,即使是表面看上去最诗情画意、无伤大雅的小说,也因为作者个人偏离了对人性的平均主义理解,因而力图创造一种专制的知识。

这种说法表面上煞有介事,却丝毫不能增益我们的认识。例如,人们大可以在心中试着为“文学一概是正义的。”这一相反命题罗列若干理由。例如:文学是一种暗中的自由主义,即使是表面上看上去最堕落、病态、不雅的小说,也因其挑战了对人性的威权主义理解,因而力图创造一种民主的知识。

那么,“文学无正义”的第二种含义,即“文学没有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别”有没有可供严肃讨论的空间呢?前文已经为这种观点提供了两种解释,即文学之所以是“正义真空”的,是因为:要么(1)文学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处在一个缺乏意义的宇宙之中;要么(2)正义是一个道德概念,然而文学理应独立于道德。

无论对上述哪一种解释详加辩护,人们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以及失败的可能都是巨大的。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林奕含通过描写李国华这一角色,提供了“文学没有正义与不正义之分”的第三种解释。

最清楚明确的段落出现在整部小说的第二章“失乐园”中——

大起胆子问他:‘做的时候你最喜欢我什么?’他只答了四个字:‘娇喘微微。’思琪很惊诧。知道是《红楼梦》里形容黛玉初登场的句子。她几乎要哭了,问他:‘《红楼梦》对老师来说就是这样吗?’他毫不迟疑:‘《红楼梦》《楚辞》《史记》《庄子》,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这四个字。’

一刹那,她对这段关系的贪婪,嚷闹,亦生亦灭,亦垢亦静,梦幻与诅咒,就全部了然了。

女主角房思琪之所以“了然”,或毋宁说是彻底丧失意气,是因为他从老师的话中得到一个讯息:文学是没有正义的。更准确地说,文学对它的读者而言,是无所谓正义与否的。文学不承担守护某种正义的职责,无论“某种”的含义是什么。

3.

现在我们来简单考虑一下,人类创造的其他智识系统是否具有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分,并与文学略为比较。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科学。倘若有人提出“科学的正义”这个概念,我们会怎样来理解它呢?首先,我们或许会想到一些有关技术应用方面的伦理问题。例如,前不久,谷歌公司上千名员工上书首席执行官,反对谷歌参与美国国防部的AI军事计划。这次事件传递的是有关科学何为的经典观念:科学的根本目标仅在于求真。如果科学被当成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就是偏离:偏离即为不正义。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继而会想到科学方法的规范性,因为规范性是保障求真的关键准则。例如,心理学在策划实验时,必须采用数目足够大,来源足够广的被试样本。如若不然,也将导致对求真这一宗旨的偏离。

如果将文学与科学进行比较的话,人们几乎会立即回应:文学的终极目的不是求真,至少不是“符合客观规律”或“实事求是”这个层面上的求真。在逻辑自洽的前提下,文学可以尽情地偏离。一篇小说的人物可以是罪大恶极的、也可以是荒淫无耻的。没有人会追在一个小说家的后面追问:“喂,你做了多少样本分析,可以保证你笔下的这个人物具有最stereotypical的人性?”

然而,恰恰因为文学对人性的去标准化处理,它包庇了人类的多少戾气、欲障、幻象。文学吸引过李国华,也吸引了房思琪。

人类还创造了另一个卓越的智识体系,那就是哲学。但是,因为哲学本身就是名正言顺地把“正义”当作一个题目来研究的学问,所以“哲学的正义”这个概念过于复杂,令人一时之间仿佛身处概念的蛛网。此时,我如坐云雾,只遥遥想起哲学史上的一个经典时刻:在古希腊的雅典,苏格拉底为了不背离自己的理念与准绳,宁愿被处死。这究竟是哲学的正义,还是哲学家的正义呢?

林小姐因为无法否定自己对文学的钟爱与期寄,因为无法面对空荡荡的金箔纸,宁愿去死,这究竟是文学的正义,还是小说家的正义呢?

你爱不爱文学?当准备去死的人一次次质问:一个爱文学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坏人的时候,你只打算用一句“你可真孩子气。”来回答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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