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 理想国 8.9分

《理想国》读书笔记

のろい
2018-04-16 18:41:06

版本信息:

王杨译注,华夏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

这篇读书笔记分为两个部分:前言以及各卷内容概述,前言部分参考了书中的译者前言。另外,书后的对话纲要在我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概述部分的各章标题直接从对话纲要照搬而来。

前言: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直译为《城邦体制》,国内另有翻译为《王制》、《国家篇》。书题中的“理想”指依理想形态创建的;“国”则是指城邦,而非现代语境中的“国家”。由此观之,“理想国”就是指合乎理性的城邦体制,这种城邦体制虽则实现起来颇费周折,但绝非不可能,绝不是仅存于幻想中的乌托邦,而是通过不懈努力就有可能实现的事。这种城邦体系具有现实意义,可作为现实中城邦创建的指南。 然而,柏拉图绘制理想国蓝图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探讨关于人的问题,即人如何生活得更好的问题。

《理想国》写于柏拉图第二次意大利之行之前,出版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74年左右,那时正是古希腊的“智术师派”活跃的时期。智术师派哲学质疑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传统神学,一反前苏格拉底学派对本质的追求,宣扬相对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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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信息:

王杨译注,华夏出版社,2017年8月第一版。

这篇读书笔记分为两个部分:前言以及各卷内容概述,前言部分参考了书中的译者前言。另外,书后的对话纲要在我进行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概述部分的各章标题直接从对话纲要照搬而来。

前言:

柏拉图的《理想国》一书,直译为《城邦体制》,国内另有翻译为《王制》、《国家篇》。书题中的“理想”指依理想形态创建的;“国”则是指城邦,而非现代语境中的“国家”。由此观之,“理想国”就是指合乎理性的城邦体制,这种城邦体制虽则实现起来颇费周折,但绝非不可能,绝不是仅存于幻想中的乌托邦,而是通过不懈努力就有可能实现的事。这种城邦体系具有现实意义,可作为现实中城邦创建的指南。 然而,柏拉图绘制理想国蓝图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探讨关于人的问题,即人如何生活得更好的问题。

《理想国》写于柏拉图第二次意大利之行之前,出版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74年左右,那时正是古希腊的“智术师派”活跃的时期。智术师派哲学质疑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传统神学,一反前苏格拉底学派对本质的追求,宣扬相对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语)。人的价值得到了弘扬,人的存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智术师派影响了后来出现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转向可以说是智术师派以人为中心的哲学理念的一种延续。总之,人的存在成为了古希腊智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

然而苏格拉底并不满意智术师派对于技巧的倚重,相反,认为论证的内容要比形式更重要。在《理想国》中,忒拉绪马霍斯代表了智术师派。在第一章中,柏拉图安排了他与苏格拉底之间关于“正义”话题的论辩,旨在表达以下观点,智术师是哲学家最大的对手,他们运用演说的修辞术感染城民,腐化那些本性优秀的人,使他们堕落。

另外,崇尚“理性”和“科学”的古希腊教育也兴起于这一时代。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必须让人们(妇女也包含其中)从小接受音乐和体育两方面的教育,其中出类拔萃的人还要接受数学、几何、天文、和声、辩证法的学习,城邦的统治者到了晚年更要专心研究哲学。柏拉图认为,思辨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柏拉图的《理想国》不仅探讨完美的城邦的建设方案,更是在追寻着人的存在的本质,即人的灵魂。人的灵魂和城邦具有对应关系,只有在富于正义的城邦中才会诞生富于正义的城民。人的灵魂不朽,因此,生前正义的人死后将获得相应的报酬。

正如柏拉图的其他哲学著作一样,《理想国》也是由对话写成。在柏拉图的所有著作中,《理想国》在国内的读者群中是最具人气的。《理想国》集中体现了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观念,很多观点对于今人仍有借鉴意义,很多现代问题也能够从这本书中找到源头。

一、初探正义(卷一)

卷一:

苏格拉底和格劳孔参加完佩雷欧斯的本荻斯女神节,正准备回城之际,遇见了克法洛斯之子珀勒马科斯,被邀请到克法洛斯家作客。

克法洛斯和苏格拉底从“老年”的话题中引出了“正义”的话题。苏格拉底不满意克法洛斯的论点,即把正义称作是“说实话和偿还某人从他那里拿的东西”。克法洛斯无法回应苏格拉底的诘难,便让他的儿子接过话题。珀勒马科斯认为“正义就是做对朋友有利、对敌人有害的事”,被苏格拉底诘难后又加上一点,“正义是做对朋友有利的事,如果他是好人,做对敌人有害的事,如果他真是坏人。 ” 这一论点又遭到苏格拉底的诘难。最后,两人达成共识,“伤人是非正义的功能。”

然而,正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此时,忒拉绪马霍斯冲了进来,打断两人的对话。苏格拉底和忒拉绪马霍斯继续争论关于“正义”的话题。忒拉绪马霍斯声称,“正义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它无非就是强者的利益。”然而,苏格拉底指出,强者也可能犯错。忒拉绪马霍斯反唇相讥,强者在犯错时就不能称其为强者。最后,苏格拉底通过医生和舵手例证迫使对方承认,“任何一种专业知识要考虑或照料的对象并不是强者的利益,而是弱者和被它统治一方的利益。”据此,苏格拉底得出结论:“一个处在领导地位上的人,根据领导者的本质,考虑或颁发命令,根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被他领导的人,他凭领导专长发挥自己的作用,眼前看到的是对方,对方的利益和应有处境,他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对方。”

接着,两人开始争论正义与非正义的作用。忒拉绪马霍斯提倡僭主政治,并声称“非正义比正义更强大、更自由、更具有主人风格”。苏格拉底则认为:作为强者的统治者应考虑被统治者的利益,统治者发布命令是为了被统治者;统治者不是为金钱或荣誉而执政,而是为义务所逼迫;真正的统治者的本性正是考虑对被统治的人有利的事。忒拉绪马霍斯认为:“纯粹的非正义比纯粹的正义更有益”;非正义为“优质”,正义为劣质。经过苏格拉底的诘难,结论走向了反面:“有正义的人和明智、优秀的人相像,而没有正义的人则和低贱、无知的人相像”、 “正义是杰出的品质和智慧,非正义是低劣的品质和无知”。

忒拉绪马霍斯认为,最杰出的城邦是那些完全没有正义的城邦,它们奴役其他城邦。苏格拉底反驳道:“非正义把内讧、仇恨、战争带入他们中间,而正义为他们提供统一的思想和友谊。”“有正义的人做事更明智,更能干,更有力量,而没有正义的人甚至没有能力在一起事”。

最后,苏格拉底将“正义”问题引向“人的灵魂”的问题,认为“正义是灵魂的优秀品质”,“有正义的人将生活得好,没有正义的人将生活得差”,“生活得好的人一定快乐、幸福,生活得不好的人则相反”,并最终得出结论:“有正义的人幸福”,“做一个幸福的人有利”。后半阶段,忒拉绪马霍斯的态度温和了下来,尽管他可能并非发自内心地认可苏格拉底的观点。

二、寻找和确认正义(卷二至卷四)

卷二:

格劳孔提出了三类美好的东西:第一类美好的东西因其本身的缘故而受欢迎;第二类美好的东西不仅因其本身,而且因为它造成的结果而美好;第三类美好的东西能给人带来报仇,虽则会给他人添麻烦,却对自己有益。格劳孔问苏格拉底正义属于哪一类,苏格拉底把正义放到最好的那类中(即第二类)。

随后,格劳孔扮演了忒拉绪马霍斯的角色——当然他本人并不鄙视正义——希望希格拉底能够从本质上真正地说服他:正义比非正义强。

格劳孔假设自己站在了鄙视正义的一方,打算说明三个问题:一、正义是什么、从哪里来;二、人们选择正义乃是出于必要,而非出于高尚;三、非正义者的生活比正义者强。对于第一个问题,格劳孔说明了正义的起源和本质:“干非正义的事是高尚的行为,忍受它则是低劣的行为”、“那些没有能力躲开一方而选择另一方的人认识到达成一个共同协定对大家有利,相互之间既不干也不忍受非正义的事;于是,他们开始为自己指定法律和互相协约,把法律下的命令称合法的东西和有理的东西;这就是正义的起源和本质”。对于第二个问题,格劳孔说:“那些缺乏能力干非正义之事的人并非在心甘情愿干正义事业的事”,并举了居盖斯的戒指的例子,力图证明:正义只是出于逼迫,人们倾向于干非正义的事,只要他有这个能力,否则这个人就是蠢货。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格劳孔分别说明了本质上的正义者和名义上的正义者(即本质上的非正义者)的不同境遇:前者“将会受鞭打,被拉上绞架,被捆绑,被烙铁弄瞎眼睛,末了,受尽了各种折磨后,他将被钉在柱子上”;后者则“在城邦中占据统治地位”,“毫无顾虑地干非正义的事”,“他总占优势,总比他的对手得益更多”。

苏格拉底刚想反驳,格劳孔的哥哥阿曼德托斯加入了进来,他也暂时扮演了忒拉绪马霍斯的角色,补充道:正义者颂扬的并非正义本身,而是随之而来的名望声誉;“非正义之事给人带来更多的利益,超过正义之事”;本质上的正义者“面临痛苦的劳动和明显的损失”,而非正义者则“活得犹如天神”;作为非正义者,可以通过向神祈祷来摆脱惩罚。因此,“谁先有能力,谁就会干非正义之事,而且是竭尽其所能”。从古至今,那些歌颂正义的人,从未赞美过正义本身,而是只赞美正义带来的好处,从未有人通过理性证明非正义是低劣的、正义是高贵的。阿曼德托斯希望苏格拉底能够从本质上歌颂正义。

苏格拉底建议,从大于个人的城邦入手探索正义,并从理论上创造了两种类型的城邦,即根据人们基本需要创造出的健康的“真正的城邦”以及满足人们各类欲望的“奢华的城邦”(“猪的城邦”、“正在发烧的城邦”)。

“奢华的城邦”需要更多的土地,不可避免地要发动战争,于是卫士阶层就诞生了。为了培养“有哲人的气质、精神饱满、行动迅速、力量强大”的优秀而高尚的城邦卫士,就需要制定完善的教育方案,于是,话题就落到了“教育”上。目前的教育有两种:体育和音乐。关于音乐(神话故事)的内容,苏格拉底认为,好的故事不应该编造虚假的内容,应该让孩子听到“有关美德的最优秀的作品”。荷马、赫西俄德的作品因充满了虚假的内容而不能被称为是好的故事。美好的事物只能是美好事物的起源,因此,天神不可能是灾难的根源,天神只能做得对、做得高尚,人受到天神的惩罚时也得到了神的帮助。天神是永恒的存在,“永远单一地处在自己的原形中”。神和人都痛恨由于无知造成的真正的虚假,“天神身上没有撒谎诗人的本质”,“具有神灵和神性的东西在各方面都纯真无伪”。这里的神显然迥异于荷马史诗中具有七情六欲的诸神,而更像是后来基督教中的那个全知全能全善的威严的“上帝”。

卷三:

继续关于神话故事内容的谈论。不该让高尚之人听到悲叹之声,应该把它分配给妇女(除了她们中最高尚的)和品质低劣的男人。对于哈得斯的世界应该给予歌颂。这样,那些热爱自由的公民们就不会害怕赴死,他们就有希望被培养成为城邦的支柱。此外,故事中的天神不该是爱笑的人,否则就无助于培养年轻人自我克制的精神。当然,还必须重视真理,只有统治者在为城邦利益考虑时才可以说假话。不该把丑恶的性格加诸天神,因为天神只可能永远是正义的、高尚的。

关于措辞:叙述分两类,即模仿性叙述和纯粹的叙述;前者主要用于悲剧和戏剧,后者主要见于酒神颂。作为城邦的卫士,他们只能模仿和他们本质相称的东西,比如勇猛、明智、虔诚、自由。在城邦中,“鞋匠就是鞋匠,而不是舵手外加鞋匠活,农夫就是农夫,而不是审判官外加农活,战士就是战士,而不是货币商外加作战专业”,因此,城邦只接纳“正直之士的纯粹模仿者”,而不应接纳荷马那样的诗人。如果像荷马那样的诗人来到我们的城邦,展示他的诗歌,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拜倒在他面前,把他看作是一个圣洁、神奇、充满魅力的人,然而,我们会说,我们城邦中并无像他这样的人,让他留在这里并不合法,我们会把香露洒在他头上,并让他戴上用羊毛编制的花冠,然后把他前送到另一个城邦”。

关于音乐的调式和节奏:应该保留两种音乐调式,一种用于战争时期,另一种用于和平时期。节奏应该符合正直勇敢人士的生活节奏。总之,“优秀的语言、优美的音调、优美的风格和优美的节奏都随从灵魂的优美正直”,而节奏和音调“最善于潜入灵魂的内部,最有能力感染它,给它带来高雅”。要让年轻人接受正规的教育,培养他们高雅的灵魂,使得他们拥有辨别的能力,择善而从。最后,苏格拉底总结道:“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对美的追求。”

关于“体育”:体育也应该像音乐那样具有纯洁性。如果说“音乐的纯洁性给人们的灵魂带来节制”,那么,“体育的纯洁性给人们的躯体带来健康”。不要过分地讲究调养躯体,而是用心灵去治疗躯体。对于那些在躯体和灵魂方面本质优越的城民,应该给予他们护理;而对于那些本性低劣的城民,应该判处他们死刑。体育能激发人本性中的精神力量。音乐和体育在教育中缺一不可;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恰当地影响城民的灵魂。

那么,城邦该由谁来统治呢?当然是那些最优秀的城邦卫士,他们有远见、有能力,他们关心城邦。他们应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接受考验,等他们年老时立他为王,并给予他报酬,当他死后,他将受到最崇高的待遇。城邦卫士应受正规教育,并且配备住房和其他财产,为他们将来成为最好的卫士扫清障碍。他们不能拥有任何私人财产,他们应该过集体生活,他们的住房和仓库是别人能够想进就进的,他们的报酬既无剩余也无短缺,他们无需人间的金银,因为“金子和银子永远存在于他们的灵魂中”。这些应该被定为城邦的法律。

卷四:

阿德曼托斯质疑道:城邦卫士并没有从城邦那里享受到幸福。苏格拉底回答道:“我们并非选中了少数人,使城邦中的某些人幸福,而是选中了整个城邦,使它幸福”。也就是说,城邦以统治者的幸福为代价,换取每个阶层的幸福。

富贵和贫穷使人堕落,“前者给人带来奢侈、懒散和变革念头,而后者给人带来奴性和低劣的作风,加上变革念头”。也就是说,两者都会造成社会的动乱,只有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城邦才能形成一个整体,和谐、稳定地发展。管理城邦的人竭尽全力保护城邦,维护现有制度,不应采取变革。

完善的城邦充满智慧、勇气、节制和正义。智慧,意味着城邦具有优秀的判断力,优秀的判断力是一种知识。统治者作为城邦的最高卫士,他们应掌握有关捍卫城邦的知识,这样的城邦就是具有优秀判断力并真正拥有智慧的城邦。勇气意味着坚守,意味着对“由法律通过教育给人培植的信念,有关什么可畏以及哪些类型的东西可畏”的坚守,意味着在任何条件下——在欢乐中,在欲望中,在恐惧中——都坚守它,不把它抛弃。节制意味着对于欢乐和欲望的制约,意味着一个人灵魂中的优秀部分控制着低劣部分。节制“存在于那些不仅具有最优秀的本质而且受过最好教育的少数人中”,并且,“为数众多、本质低劣的人的各种欲望,受到为数很少、本质高尚之士的情操和节制精神的制约”。不同于勇气和智慧,节制精神“分布于整个城邦,被所有的人分享,它使最弱的、最强的、力量居中的人们唱同一个调性”。正义就是干自己的工作、不多管闲事。每个阶层各尽本职,这样的城邦就充满正义。城邦的正义对应着个人的正义。人的灵魂有三个不同的领域:对应智慧的理性、对应勇气的精神气质、对应节制的欲望(非理性)。拥有智慧的理性部分应该充当领导,精神气质则“服从它、充当它的盟友”,欲望则受到理性和精神气质的管辖、监督。正义关系到一个人的“内心事业”,它使人充满智慧和节制精神,维护人的精神和谐。非正义使三方之间产生内讧,相互干涉,“某一部分向灵魂造反,某方企图根本不属于它统治的领域”。

优秀的本质只有一种形式,它有两种称呼:一人执政的君主制以及多人执政的贵族制。低劣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有四种。

三、正义的城邦有可能被建立的条件(卷五至卷七)

卷五:

阿德曼托斯打断了对话,要求先讨论妇女和儿童的问题。格劳孔也希望苏格拉底解释儿童、妇女的共有制问题以及孩子抚养问题。苏格拉底认为这是个重大问题,不容易解释。

首先是有关男女平等的问题:妇女们也要像男人们一样接受音乐和体育的教育。虽则女人和男人在自然本性上有别(体力上弱于男人),但是,“城邦建设中没有任何一种事业不适合一个女人”,“女人按本性能参与所有的事业”,比如保卫城邦;然而,妇女应做轻于男人的工作。

其次是关于妇女、儿童共有制的问题:所有妇女为所有男人共有,男女不得单独同居;他们的孩子也属城邦共有。男女婚姻由城邦安排:“最优秀的男人必须尽量经常地和最优秀的女人交配,而最差的男人和最差的女人则相反,其次,必须养育前者的后代,后者的则不养育,再者,除了这些统治者们知道以外,必须不让任何人意识到这一切在如此发展”,甚至连节日、祭礼、婚姻数目也完全由统治者们决定。着重培养高贵者的那些孩子,而把平庸者的后代藏起来。作为最杰出者,女卫士们必须选择在旺盛期生孩子,否则就是非法的。一旦过了旺盛期,那么交配时间就不被限定,但是,“别让胎儿见到光明,如果胎儿已形成,如果已无法避免它出生,就作这样的处理,就当这样的后代无法抚养一样”。共有制使得城邦成为一个整体,同悲共喜,“每当他遇到她们中每一个人,他会认为,他遇到了自己的兄弟,或自己的姐妹,或自己的父亲,或自己的母亲,或自己的儿子,或自己的女儿,或他们的祖辈,或他们的子孙”。这样,法庭裁决就无必要,城民之间不会相互控告,暴力相向。保卫城邦时,妇女和男人要相互合作,并且把身体结实的孩子带上战场,让他们观看,必要时辅助一些工作,照料父母。另外,要“派有足够经验和年纪的人去充当孩子们的向导和顾问”,在他们年幼时,就应该“让他们骑那些跑速最快、最容易驾驭的马匹”。那么,战士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和敌人呢?如果有人临阵脱逃,那就应该惩罚他们去当手工业者或农民;如果被敌人抓去,那就由敌人任意处置;如果表现好,就应该受奖赏。应该宽恕战俘,不得剥夺死者身上的东西,不要拿他们的武器当作祭品,不应分割希腊人的土地、烧毁它们的房屋,但可以夺走对方一年的收成。和谈是上策。

最后是有关统治者的问题:城邦的君主应该由哲人担当,因为哲人是“那些喜欢并且热爱每一事物本身的人,我们必须称他们为智慧的爱好者而不是意念的爱好者”。存在属于知识的领域,不存在属于无知的领域;意念处于知识和无知之间,比知识暗淡,比无知明亮。拥有真知的人处于清醒的状态,能够认识事物本身;只凭意念去了解对象的人则处于做梦的状态,混淆事物的形象和事物本身。

卷六:

哲人关注事物的本质,不被现象迷惑,他们讨厌一切虚假的东西,热爱真理;他们的欲望“涌向只属于灵魂本身的那种欢乐,把躯体所能感受到的种种快乐抛在后面,如果这人并非表面是而是真正是一个爱好智慧的人”;他们“天生记忆力强,擅长学习,思路开阔,气质和蔼,喜欢并且亲近真理,拥有正义感,充满勇气,具有节制的精神”。

然而,哲人在城邦中总是受到来自智术师派的诽谤,本性优秀的灵魂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智术师运用语言的修辞术使人就范,甚至,用“毁誉、罚款、死刑的方式来惩罚他”。智术师派只在人们聚集在一起时发表观点,他们总是无法分清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现象。

哲人是少数人,如同“孤独的少女”,他们选择一种“安宁的生活,忙自己的事,就像这么一个人,冬日里,当狂风夹着尘土或暴雨向他袭来,他就站到土墙后躲一躲,他也如此,当他看到别人狂妄自大、无法无天,他感到欣慰的是,如果他能以某种方式在这里度过自己的余生,不受非正义和种种不虔诚行为的任何影响,到了那个最终解脱的时刻,他能带着美好的希望,愉快地、平静地让自己获得最终的解脱”。

现存的城邦体系配不上哲学的本质。青少年和儿童必须在成长的任何阶段和哲学打交道,即使到了老年也应该“自由自在地觅食于哲学的牧场”。理想的城邦应该由那些被人称为无用的哲人统治,这样的城邦体系虽则实现起来颇为困难,但绝非仅存于幻想的乌托邦,而是,只要不懈地努力就有可能实现的事。

哲人与神圣的、永恒的秩序交往,不容忍非正义之事,不会把眼光放在那些变化无常的事物之上。

培养哲人的困难之处在于,优秀的本性只是“偶尔愿意结合在一起”。一个人很难同时具备两方面的性格:一方面善于学习,思维敏捷,另一方面又不易受外界影响。

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美好”。在一切感觉器官中,视觉最像太阳,“当灵魂把目光集中在真理和事物的本质所照耀的东西上,它就一下看到了对方,认识了对方,并且证明自己具有理性”。美好的东西是只是和真理的起因,“不仅是可以被认识的能力来自那一美好的东西,而且它们的存在和它们的实体都得益于那一东西,尽管美好的东西本身并不是实体,然而,在地位和力量方面,它胜过实体”。

存在两个世界:可见的世界和可被思维的世界。可见的世界分为两个领域:实物的模仿品及实物本身;可被思维的世界分为两个领域:数学领域及思想领域。它们分别对应于灵魂中的四个境界:形象、信念、思维、理念。理念的清晰度最高,思维其次,信念再次,形象的清晰度最低。

卷七:

继“日喻”和“线喻”之后,苏格拉底又用“洞穴喻”说明灵魂获取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十分艰难,但是,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美好的东西这一理念最后才被人看到”,“对所有人来说,它是一切正确的和优秀的事物的起源”,并且,它“为人提供真理和理性”。如此一来,“他们就不会愿意为世人的事务而奔波,相反,他们的灵魂会不断地渴望向上,到那里去消磨时间”。而这些少数的幸运者,当他们见识到了真理之后,应该重新回到洞穴中,和那些仍然被束缚着的人分享知识,因为,法律关心整个城邦而非个人的幸福。

不愿意统治城邦的统治者是好的统治者,因此,“并不热衷于统治的人必须走上统治岗位”,以避免城邦的内讧。

那些准备参与城邦最高事务的人必须从小接受教育,教育能使灵魂 “从生成的世界转过来,面向真理和本质的世界”。具体而言就是学习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和声学,其中数学是基础,也最难学。我们应该采取这样一种学习方法,即透过可见世界的现象,深入本质世界,以便获取真正的知识。比如,学习数学时,要“逼迫灵魂讨论这些数字本身”;学习几何学时,要去“认识永远存在的本质”;学习天文学时,要像研究几何学那样来研究;学习和声学时,要力图在“和谐音中寻找相应的数字”。这些学科都是为“辩证法”的学习作准备。辩证法 “凌驾于一切学习之上”,拥有最高地位,学好它就能够对事物的本质作合理的解释。掌握了辩证法,灵魂的眼睛便能穿越意念的世界,到达永恒的思想王国。

切记,要趁他们年幼时就把知识灌输给他们。具体而言,在他们十七八岁时就让他们接受体育训练;从20岁开始,他们要学习各门知识;30岁进入辩证法的学习阶段——必须谨慎地学习,避免受阿谀逢迎之徒的不良影响,避免让灵魂沉溺于奢侈与欢乐之中无法自拔,避免邪恶的言论动摇他们的信念;35岁开始接触城邦的具体事务;50岁,他们将成为统治者,他们的灵魂因获得真理而散发出光芒,他们利用大部分时间研究哲学,并开始教育后辈。妇女也能成为领袖, “只要她们具备足够的先天能力”。另外,年满10岁的儿童必须被送往农村,以便按照城邦法律对他们进行集中培养。

四、论非正义(卷八至卷九)

卷八:

非正义的城邦体制有四种,即荣誉制(克里特或拉孔尼亚体制)、寡头制、民主制和僭主制。

荣誉制产生于贵族制的衰落期。当新郎和新娘错过了生孩子的最佳时期,诞生的孩子就不会拥有美好的品质。于是,新老两代人就会发生战争,结果是产生了私有制,一部分人沦为奴隶。这种体制处于好坏之间,崇拜荣誉,缺乏理性。

寡头制从荣誉制演变而来。那些原本只是热爱荣誉的人从战争中获得了土地和财富。于是,金钱取代了法律,成为人们心中的神,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准绳。这种体制的缺点是,贫富差距大,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勾心斗角,矛盾显著;统治者不敢发动战争,“他们害怕民众甚于害怕敌军”。城邦里的人“一身多职”,他们贪恋钱财,奉金钱为神明,耻于贫困,因为寡头体制“根据私有财产的价值树立自己的统治阶层”。

民主制则是从寡头制演变而来。当穷人揭竿而起,取代富豪成为统治者,民主制便得到了确立。在这种政体下,“人们通过抽签方式选举任命各级领导”,自由和平等取代金钱成为人们心中的神。然而,自由走向极端就意味着不必要的欲望,这些人“称狂妄为高尚,称混乱为自由,称挥霍为阔气,称无耻为豪迈”,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遵照任何传统和规定,拒绝听从统治者,视自由为“最美好的东西”,城邦陷入“无政府状态”。最后,过度的自由导致过度的奴役,僭主制便产生于这种极端的自由。

僭主制产生于民主制,是自由趋向极端的必然结果。民主制的城邦中存在三等人,即富人、穷人和平民。平民中诞生了平民的领袖,最终成为僭主,这位僭主把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清除出去,使解放了的奴隶成为他的卫士,城邦就成了受奴隶统治的城邦。

卷九:

从僭主制中孕育出的僭主式的人物充满了各种欲望,很多欲望属于不必要的和违法的。违法的欲望“可能出现在每个人身上”,这些欲望平常受到理性的压抑,但在睡眠中则会摆脱理性的束缚,逍遥自在。这些欲望包括与母亲交媾、杀人的欲望。一个健康的、具有自我克制精神的人会唤醒自己的理性去抵制它,不让它骚扰自己灵魂,这样,“他不仅能在最大程度上掌握住了真理,而且出现在他梦中的那些图影也只具有最低程度的违法性”。而对于僭主式的人物,他们内心中燃烧的情欲会将他“拉向种种违法的领域”,他们的心中“会出现种种喜庆几日、狂欢、盛宴、女伴以及一切诸如此类的东西,当情欲成了居住在内心的僭主,全面统治者灵魂的一切”。他们行窃,欺骗,强夺,使用暴力,拐卖奴隶,“在情欲的专制统治下,从前在梦中偶尔出现的那种人,成了一个大白天永久如此的人,在令人可畏的凶杀、食品或行为面前毫不退却,相反,情欲以僭主的身份在完全缺乏统治、缺乏法律的环境中定居在他的心中,如同拥有一座城邦一样拥有了他,逼他放手大干,以此来维持它以及它身边那帮党羽的需要”。他们孤身一人,没有挚友,“其僭主本性永远品尝不到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和友谊”。他们是最不讲正义、最低劣的人。

受僭主统治的城邦最糟糕,受君主统治的城邦最幸福,因为,受僭主统治的城邦“最没有能力干成它想干的事”,贫穷而得不到满足。真正的僭主是最不幸的人,他不由自主地当上了僭主,实际上是成了奴隶,一切罪恶聚集于他身上,最终被迫在斗争中消磨一生的时光。

论幸福,君主制排第一,荣誉制第二,寡头制第三,民主制第四,僭主制排在最后。

一个人的灵魂分三部分:热爱金钱和利益的部分,热爱胜利和名誉的部分,热爱知识和智慧的部分。热爱智慧型的人离快乐最近,他们的快乐最真实,也最纯洁,他们的行为最符合正义;而另外两种类型的人,即热爱胜利型和热爱利益型,则是“不熟悉真理的人”,他们对事物没有健全的看法,对于快乐缺乏经验,一生都在底下游荡,“从未超越这一地段走向真正的高地,从没有抬头望过它,也没有被人带到过那里,既没有被这种拥有本质的实体充实过,也没有品尝过既可靠又纯洁的快乐”。具体说来,“君主的生活比僭主的生活快乐729倍”。

因此,我们的城邦要让最优秀的人来统治,对于孩子的看管要按照规定来进行,以便培养他们身上最高贵的部分,实现他们的自由。对于城邦中出现的非正义的事,要予以惩罚,以便恢复灵魂的秩序,使其灵魂与躯体和谐统一,重新拥有“自我克制精神和带着智慧的正义感”。

五、批评模仿性诗歌;灵魂的道路和正义的报酬(卷十)

城邦不应该接受模仿性诗歌,那些诗歌以假乱真,腐蚀人们的思想,扼杀灵魂中理性的部分。

存在之物的本体由天神制造,工匠根据事物的本体制造出相似的实物,画家根据工匠制造的东西进行创作。画家模仿制造者,因而是模仿者,他们的模仿属于“表面现象”,和真理相差三级。荷马及他的作品无法帮助城邦获得好的治理,也无助于战争。荷马的模仿“只不过是某种游戏,而不是严肃的东西”。尤其无法接受的是,荷马的作品描绘英雄人物的悲哀,这种悲哀属于“妇女的习气”。

城邦只能接受颂歌这一题材,因为它富于理性。其他那些模仿性艺术,除非能为自己辩护,否则就不该在城邦中获得地位。

灵魂不朽,因而正义者不仅在生前获得报酬,在死后亦能获得报酬。厄尔从死后的世界返回人间,把关于死后世界的种种情形告诉了人类:那些非正义者将在那里目睹并忍受种种不幸,还要为生前做过的错事进行十倍的赔偿;正义者则能够获得幸福,看到神奇而又美丽的景色。最悲惨的要数那些僭主们,他们的灵魂将忍受酷刑的折磨,被扔进冥间的底层。死后的灵魂将在拉克西丝的引导下,通过抽签的形式来选择自己未来的命运,“大部分灵魂得到了好与坏之间的对换”。最后,灵魂来到忘川边,它们把一切记忆忘却,等待下一次降生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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