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大卫·格罗斯曼:怜悯的匮乏,让人们不再理解他人

Berlin
2018-04-16 看过

虽然他的名字时常被拿来和阿摩司·奥兹放在一起,但大卫·格罗斯曼并不希望有这种比较。不仅因为奥兹是他导师般的良友,更因为格罗斯曼喜欢在文学内部的不同地带探索属于自己的旋律。对他来说,写作是理解世界的唯一通道,但穿越这个通道的方式却是多样的——广播剧,书信体小说,儿童文学,或者写得又像悲剧又像喜剧的最新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他深知,人类的故事已被讲述千万遍,而艺术家的工作,正在于寻找抵达故事的千万种方式。

奥兹擅长破解家庭之谜,用笔深沉,格罗斯曼却是一头迷狂的温柔之兽,他有难言的伤痛——小儿子乌里死于一场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军事冲突,在那之后他写出了令人心碎的《到大地尽头》,然而伤口何时才会愈合?他至今依然在用写作疗伤,给孩子们写小说,或者写下成人世界迷醉又痛苦的心灵旅程。《一匹马走进酒吧》,如此古怪的书名,背后讲述一颗古怪的心灵,这颗心被冷漠伤害,让格罗斯曼愤怒。

被冷漠激怒

“一出悲伤的喜剧,一出喜感的悲剧”

Q:继令人心碎的《到大地尽头》之后,你带来了新的小说《一匹马走进酒吧》。小说的名字有点古怪,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格罗斯曼:你肯定不希望我给小说取个无聊的名字,对不对?“一匹马走进酒吧”,就是千万个“一匹马走进酒吧”的故事的开端。由一个著名的笑话起头,接着唤醒了故事里许许多多的笑话——我喜欢这样的想法。

  我受到了这样一个故事的启发,最终写成这部小说——军营里一个小伙子接到通知,让他赶快回家参加一个葬礼,结果他到了葬礼现场,大家都懒得告诉他谁死了,他出席的是哪个人的葬礼。这么多年来,我都认为这个故事象征一种冷漠的残酷性。怜悯的匮乏,爱的无能,让人们不再为他人着想。我被这样的冷漠所激怒,这是写成这本小说的心理动因。

  Q:《一匹马走进酒吧》被西方媒体评论为“回荡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声音”,我注意到你经常在自己的创作中频繁提到卡夫卡(比如那本“BeMyKnife”)。

  格罗斯曼:有人这么评价这本书,这简直是对我的恭维,我妈妈听了肯定会很高兴。卡夫卡是我写作的伟大灵感来源。他定义现实的能力让我叹为观止——卡夫卡写下的每一个文本片段,几乎都会立刻和文本自身发生冲撞,产生矛盾张力,这就使得他整个的写作气质呈现出一种噩梦般的样态。我长久地阅读他的书,从他那里汲取灵感。

  Q:《一匹马走进酒吧》里充满各种笑话,我听说你在写作前曾研究了大量的笑话。可这依然是一本悲伤的书,你自己如何看待这本小说的气质?

  格罗斯曼:这是一出悲伤的喜剧,也是一出喜感的悲剧。更甚者,这本小说触及的是喜剧和悲剧互相冲撞的地带。

  Q:你的写作主题有三种:涉及巴以冲突和大屠杀的政治现状,孩童的冒险和困惑,以及人内心的情感漩涡。你坚持在报纸上发表政治声音,在小说里淡化政治性,但也许,当代以色列作家的命运是——他们的写作总会被解读成思考国家命运的密码,你如何看待这种“命运”?

  格罗斯曼:我已经写了几本关于政论的书和随笔,但我相信每一本小说都有一个“政治层面”,蕴含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当然,当我写政论文章时,必须短小简练,并且在文末彰显某种观点。但在进行文学性的虚构创作时,就包含了太多的问题与怀疑,犹豫和矛盾,甚至要同时容纳两种冲突观点。《一匹马走进酒吧》并不是一本关于以色列的政治寓言,但它的确是以色列国内“鸽派”(左翼)和“鹰派”(右翼)两方共同关心的主题:两方都同时致力于创造他们眼中以色列人该有的生活面貌。因此这也是两方的悲剧所在,两方都经历了个人和国家的悲剧——对于鹰派来说,“六日战争”(作者注:发生在1967年6月初,也称“第三次中东战争”,参战方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战争导致数十万阿拉伯平民逃离家园沦为难民,成为中东局势不可收拾的根源,至今无法和平。)导致了以色列人生活在一种崩塌之中,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更是一种悲剧。

颠覆自我

“寻找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

Q:你曾说过,写作是一种颠覆性行为,并且首先是颠覆自我。可以具体谈谈吗?

  格罗斯曼:在每一本书里,我都试图发掘一种新声音。关于人类的故事,已经被讲述了太多遍,艺术家能做的,是去寻找一种讲故事的新方式。在这种新的方式里,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差异、人们的生活和生命中的阴影,都得以揭露和呈现。在我已有的作品里,我用很多篇章来探索各种文体:广播剧,书信体小说,融合了诗歌、散文和戏剧的小说,乃至最新的这本《一匹马走进酒吧》——一本混合了取自以色列街头“高声部”(高雅)和“低声部”(平白)的希伯来语的喜剧小说。我喜欢尝试混合文体。

  Q:很多人都喜欢把你和阿摩司·奥兹来比较,对此你怎么想?

  格罗斯曼:我倾向于不去拿我和奥兹或者任何作家比较。每个真正的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和发声方式。奥兹先生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导师,更是一个密友。当我开始写作时,我从他那里不断得到启迪和鼓励,还有我的另一个朋友亚伯拉罕·巴·耶霍舒亚,我们三个人之间有着罕见真诚的情谊。我们分享各自的手稿,分享彼此的写作观,我们彼此支持,并获益良多。艾萨克·牛顿曾说过,只有当我们站上巨人之肩,我们的视野才会变得广阔。

  Q:让我们谈谈你的儿童文学写作。你曾说过,你认为大人永远不会理解孩子的世界,那么你为何依然会写儿童文学?

  格罗斯曼:能够写儿童文学,我觉得我是幸运的,由此我获得了一种进入自我童年的开放通道,再次体验做孩子的感觉。我很明白这种“通道”在成长过程中很容易变狭窄乃至完全堵塞,对我来说,写(儿童文学)就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始终开放这个通道。更甚者,我经常叹为观止于孩子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他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尝试进入这个世界,去学习社会、家庭的交流密码,去掌握语言和肢体行为的秘密。在这过程中,有一种值得深挖和唤醒的原始力量,我深深地着迷。

  Q:在先前的访谈里,你频繁提到服兵役期间,你总是身边带着法国犹太作家罗曼·加里的《童年的许诺》(Lapromessedel'aube),为什么是这本书?

  格罗斯曼:没错,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一次爆发冲突的战争中,我当时是作为后备军人在一个艰苦的地带服役——我所在的连里,很多士兵都死在了那儿。我当时有个古怪的习惯,每当夕阳西下,我就会跑到当时我们驻扎大楼的阳台上,翻开《童年的许诺》的某个篇章——从13岁起,我就爱上了这本书,此后的每一年我都重读,对我来说这成为一种周期性的沉思。

  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如果我在阳台上读它,不戴头盔,不穿防弹衣,就这样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视线里,我以这种方式去阅读,会帮助我记住——我在战争前的模样是什么,以及,我想在战争结束后变成怎样的人。通常,我会在阳台上读上六七分钟,之后飞快跑回最近的帐篷里。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孩子和他的母亲的书。母亲是一个犹太人,是像一头母狮一样强悍的母亲。在战争的残酷岁月里,她始终陪伴在儿子身边,并且帮助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少,但我坚持不去求证——我想要保持这种珍贵的“幻觉”,直到永远。

*本文原载于2018年4月1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B04版,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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