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的这剂“良药”,美国显然没有入口

夜鱼
2018-04-16 12:19:16

2018年4月14日,美国、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再次发动了导弹袭击,理由是“叙利亚政府军在内战中使用了化学武器”,这一理由尚未得到联合国或者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化武调查组织的证实,而美、英、法三国的行动也未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时间拨回到2003年,美国、英国为主的部队对伊拉克发动了攻击,理由是“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至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美国从未在伊拉克找到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样,美、英等国发动战争也未获联合国授权。

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后遗症是,造成了大量难民,恐怖主义(这里指的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而不是发动战争的借口)乘机滋生蔓延,原本脆弱的中东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我们不知这次以及后续可能对叙利亚的打击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但能仿佛看到2003年的影子,同样的单边行动,同样是在中东地区……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或者更直白一些说,美国政府总是难以学到教训。对此,美国政府的回答有可能是:什么是教训?谁能给我教训?这样的语句显然过于“猖狂”而不会出现,但另一个说法——只有美国才能打败美国——似乎会成为备选答案。

“美国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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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4日,美国、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再次发动了导弹袭击,理由是“叙利亚政府军在内战中使用了化学武器”,这一理由尚未得到联合国或者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化武调查组织的证实,而美、英、法三国的行动也未得到联合国的授权。

时间拨回到2003年,美国、英国为主的部队对伊拉克发动了攻击,理由是“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至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美国从未在伊拉克找到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样,美、英等国发动战争也未获联合国授权。

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后遗症是,造成了大量难民,恐怖主义(这里指的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而不是发动战争的借口)乘机滋生蔓延,原本脆弱的中东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我们不知这次以及后续可能对叙利亚的打击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但能仿佛看到2003年的影子,同样的单边行动,同样是在中东地区……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或者更直白一些说,美国政府总是难以学到教训。对此,美国政府的回答有可能是:什么是教训?谁能给我教训?这样的语句显然过于“猖狂”而不会出现,但另一个说法——只有美国才能打败美国——似乎会成为备选答案。

“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这是托尼•朱特在《事实改变之后》中有关美国的篇章题目。不得不说,这“箴言式”的标题都让人感受到美国有些令人厌恶的“骄傲”,但它却代表了一部分的现实,至少是现在。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专断独行可能愈加厌恶,但又无法完全绕开美国,这让厌恶又与日俱增。

厌恶与谴责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已是日常所闻,一部分美国政客甚至以鄙夷和调笑的嘴脸来面对这样的反对声浪,并将其作为滋养自己政治资本的营养。厌恶者和被厌恶者似乎都忘了仅仅几十年前,自己都不是现在的模样。

1945年左右的美国支持正义,投身人道主义事业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将世界利益视为自身利益之所在,在战后积极推动重建工作(暂不论其出发点);而现在,它更多的是将“正义”和“人道主义”作为动武的借口,并在麻烦变得够大时抽身离开,将烂摊子留给其他国家以及联合国来收拾,特朗普喊出了“美国第一”,但自冷战之后的美国历届政府几乎一直都在践行这个口号,并朝它越走越近,同时也离当初的理想和自信越来越远。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欧洲历史和时事研究的学者,托尼·朱特清楚地看到了这点。由于美国在二战后的世界保持的超级大国地位,并广泛地参与到“世界治理”中,所以,他在研究“欧洲战后史”的过程中,也从某种程度上见证了美国数十年间发生的变化。

纵观其变化,托尼的态度是沮丧的,似乎是理想主义者的那种悲哀。从他一系列的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心胸所包容的范围——整个人类的利益,可能回顾欧战乃至世界战后的重建,托尼看见了稍纵即逝的曙光,并始终念念不忘;也可能是回顾战争的残酷和战后的混乱,托尼由此而厌恶自私的无序行为,珍视合作与和平。

所以,积极合作也自然是托尼为美国指出的保持其影响力的出路。从这一点上看,托尼并不是那种怀揣大命题的“理想主义者”,而是极其注重现实的人,至少比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要现实。

纵然强大的军事实力越来越成为美国最明显的存在感,这对美国和世界都并非乐事:美国愈加迷信武力,逐渐抛弃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对人类的意见给予得当的尊重”;而人们也再难相信美国出兵的正当性,这由伊拉克战争后期当地民众对于美军的态度转变就可见一斑,而且,这样的不信任还在逐渐加深。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的活跃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稀释”了美国的“软实力”,欧盟已在电信、环保等多个领域遥遥领先于美国,更不论本来就被“老大的欧罗巴”长期轻视的“美国文化”。(虽然欧洲人也承认它的实用和简单,但对其的“鄙夷”也正在于此。)

不幸的是,美国在这两个方面都似乎“有意”与托尼的观点背离。它更加穷兵黩武,热衷单边主义;退出国际组织,频繁拒绝缔结具有共识的公约,抵触其自身曾经推动的全球化,它更愿意治理全球,而不是参与治理。

托尼没有为目前这种状态下的美国开出明确的“良药”,但在《事实改变之后》中收录的一段他与儿子丹尼尔·朱特的对话(背景是“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很有些讨论美国未来的意味。对话发生在2010年奥巴马主政时期,丹尼尔显然如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对奥巴马怀着希望,认为他会是“无畏的希望”,但其两年的执政一如托尼所预期的那样,无论是中东政策还是关塔那摩问题,多是妥协,少有建树。

对此,丹尼尔已明白依靠总统的自觉是天真的,相信民众通过达成共识才能带来具体的改变,逐一用共识的力量来影响政策的制定,把国家扛在肩上;而托尼则一针见血的指出,大多年轻人将奥巴马选上去后就各自散去,并没有为“希望”而坚持、团结和奋斗,民众共识必然会有力量,但关键在于民众为影响和实现理想而团结的信心,也在于政治家面对挑战的心智。

现在的情况可能还不是最坏,但显然,如果美国的执政者无视现实,不接纳托尼的这剂“良药”,情况还会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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