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

啊梦
2018-04-15 15:52:11

这是一本社会学者撰写的关于大众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民族志专著,作者柯克·约翰逊是具有通宵东西方文化独特背景的美国人,他曾在印度的乡村度过了13年的童年时光,他选择的研究对象为印度的一两个村庄。另一方面,鉴于中印这两个世界上人口众多、同样在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目标奋斗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相似性——城乡的二元结构,以及巨大的差异性——中国的“差序格局”和印度的种姓制度。这本书中具体研究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很好的为社会学的传播学进路和传播学的社会学视野提供了一个范本,其中提供了很多特别的方法论和思考出发点的借鉴意义。

一、民族志方法的简要阐述

关于民族志方法的介绍与应用,作者在书中做了比较清晰的解释与相关拓展。民族志“是描述一种文化的工作”。通过我们试图了解的人们的眼睛和头脑去观察和理解事物。马林诺夫斯基也曾提到,民族志的目的是掌握当地人的观点和他所生活的联系,了解他对他的世界的认识。

不仅如此,在书中,通过作者还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对民族志方法的解读和应用,我们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方法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又是什么?在具体的应用中该如何灵活把握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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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社会学者撰写的关于大众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民族志专著,作者柯克·约翰逊是具有通宵东西方文化独特背景的美国人,他曾在印度的乡村度过了13年的童年时光,他选择的研究对象为印度的一两个村庄。另一方面,鉴于中印这两个世界上人口众多、同样在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目标奋斗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巨大的相似性——城乡的二元结构,以及巨大的差异性——中国的“差序格局”和印度的种姓制度。这本书中具体研究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很好的为社会学的传播学进路和传播学的社会学视野提供了一个范本,其中提供了很多特别的方法论和思考出发点的借鉴意义。

一、民族志方法的简要阐述

关于民族志方法的介绍与应用,作者在书中做了比较清晰的解释与相关拓展。民族志“是描述一种文化的工作”。通过我们试图了解的人们的眼睛和头脑去观察和理解事物。马林诺夫斯基也曾提到,民族志的目的是掌握当地人的观点和他所生活的联系,了解他对他的世界的认识。

不仅如此,在书中,通过作者还在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对民族志方法的解读和应用,我们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方法的优势在哪里?不足又是什么?在具体的应用中该如何灵活把握使用?……等等,使我对民族志方法无论是在理论理解层面还是在具体实践方面都有了更为清晰和深层的理解。

作者在介绍民族志方法,开展自己的具体研究工作之前,做了很多铺垫性的工作,并把这些铺垫性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说明和阐述,这使读者在理解研究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缘由的理解上,更为清楚和细致。比如作者提到参与式观察是研究言论与行为之间关系的一种有效方法。对于民族志学者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在贸然进入深度之前,先使自己被人们接受,使自己被人们视作不会产生威胁的人;比如作者总结归纳了自己的深度访谈三阶段法;比如开放性问题的选择和时间的确定,认为访谈的结构应为受访者提供自由,使其能在访谈中引入访谈员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材料;对于受访者的选择,作者也提出重要的不是访谈的数量,而是每次访谈有助于作者提出关于乡村生活和电视作用的理论洞见的可能性。

对民族方法的重要意义进行解读,也是作者为具体研究过程的展开做的有效铺垫。其中提到民族志的重点在于当地人的观念,因为文化并不是一种决定行为的自治或一律的力量。相反,文化产生与理性的个人在社会语境的限制之下做出的无数决定之中。这是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是要采用民族志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民族志田野调查又是主观的,因为民族志学者从每天听到、看到并记录的信息是有选择地报告接触到的,并且研究者所获得的信息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和调查对象之间关系的类型和质量。

因此,作者认为在研究中,量化方法和质化应并行不悖,这种做研究的理念体现在他的具体研究中。在电视进入村庄早期,采用质化研究来识别问题,提出初步假设,并在能够设计出恰当的量化调查之前提供基本文本。这就说明,量化调查对于证实质化研究者的论断来说是必要的。这样的一种建立在具体实践上的对具体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对我们在做自己的问题研究时,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社会变迁发生的层次

关于作者的具体研究内容——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书中提供的资料表明,社会的变迁发生在结构和心理两个层次。在关于发展传播学的任何讨论中都会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社会结构与结构冲突的分析。作者在此方面也是对此进行了相关访谈内容的呈现与解读,以此来支撑电视在印度的乡村引起的社会变迁在结构和心理层面的具体体现。

其中的一些研究思考,对我们日后进行其他相关问题的民族志研究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者提到社会变迁最主要的障碍是结构性障碍,而不是心理障碍或文化障碍;改变态度和观念十分重要,但它们本身不足以真正改变乡村文化中普遍的不平等结构。而电视在乡村的出现削弱了上述许多结构性障碍。并且这一重要理论视角在作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体现。最有力的一个表现体现在村民在讨论种姓时存在着政治上正确的说法,但是人们的行为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人们虽然谈论种族通婚,但是却并没有人这样去实践,这就很好的印证了电视在乡村的出现虽在态度和观念上促进了社会的变迁,但结构性的障碍的变迁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上的在任何关于社会变迁过程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在分析心理变量的同时分析社区生活的结构性变化。为更充分地认识某人的动机和抱负,人们必须理解此人生活其中的机构性语境,因为发展问题常在于制度,而非个人心理。于是,作者在这本书所做的研究中,试图首先了解乡村生活的变迁,然后探讨电视在具体语境中的作用,研究以乡村生活为语境,主要关注电视的广告和娱乐两个方面,总体上使用质化研究方法中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

作者在关于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具体研究的基本原理中阐述到,大多数的研究关注持定变量以及它们如何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虽在许多方面重要,但其实是极其狭隘的。

倾向关注个体而不考虑特定行为或心理变量后面的过程和结构是早期研究的一个主要缺点。作者也另外指出了,两级传播过程的精英化偏向通常导致“传播效果鸿沟”。于是作者在对他的此次研究设计中考虑到了以上两点。作者首先通过理解乡村生活、社会结构、制度和权力关系的变化来消除“过分重视……归因于个人”的问题,这得使我们能对个人在社区中的地位和电视在那种模式中的作用做出更有意义的评价。其次,质化研究方法来取代“过分依赖调查法”,这将使许多调查性研究的“空间画面”得以改观。

书中提到以往关于乡村的研究的讨论常常将一个同质化的人群,这些乡村研究视这一假设为理所当然,但事实上,根据资源占有、种姓、阶层和其他划分标准,乡村社会内部差异极大,其特征就是各群体为争夺稀缺资源而展开竞争。

三、文化研究的关注点

在书的开篇,作者就把电视作为载体所传递的内容——信息,它的重要性进行了点明。“信息也是权力的一个来源,它增强了精英人物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一观点贯穿了作者在进行此项民族志研究的始终。

安东尼奥·葛兰西认为,文化研究应把关注点放在媒介体验和受众如何与之产生联系之上。这就使“读者”在“消费”、“解码”和“阅读”媒介文本是享有更大的解释权。文化研究“试图解‘这些文本’在社会和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在对抗团体或边缘化团体中的作用。”

意义的生产与社会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要理解这些意义,必须首先理解产生意义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另一方面,社会结构又由文化所产生的意义来维持。

作者在理解大众传播媒介的章节,介绍了文化研究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媒介用一种可预知的和模式化的方法塑造现实的影像(主要体现在小说和新闻中),从而自己“建构”社会结构和历史;二是受众通过与媒介提供的符号化建构进行互动,自己形成关于社会现实及自身在其中位置的看法。这两点在作者展开具体的研究中都有明确的体现。电视在印度乡村的出现,播放电视节目,电视节目运用模式化的方法塑造关于乡村以外的现实的影像传递给乡村的村民,使很多并没有走出乡村的人了解到外面的世界,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与此相对应的,乡村的村民也是通过电视提供的节目内容信息,形成自己对于所身处的世界现实及自身在其中位置的认知与观念。

在这本书中,作者的研究开拓了一种进行此类研究的民族志方法的框架个原理,讨论了电视的独特角色,而正是这种角色使电视成为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因。而对于各种各样包括消费主义、城市间建模、人际关系的重构、语言霸权、民工和信息穷人的出现等社会过程进行了分析。就每个细小的部分来说,分析虽然相对较浅显,但对于初级接触民族志方法的人来说,还是比较具有启蒙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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