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官对中国国际关系的经验之谈,下面是全书摘录

张宇涵
2018-04-15 09:46:02

这本书是一些写于2016年之前的介绍性文章的合集。讲的都是平实的道理,没有高深的战略、复杂的分析。即便是平实的道理,要记得并落实,也没那么容易。

作者自1959年以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讲,作者当时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参与了特别联大的筹备和会议全过程。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作者是随行的外交部发言人。1996年作者参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此外,作者长年担任大使、在国际组织工作。作者对50年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有亲身经历。较长的时间尺度能得到一些视野、判断、经验。

下面是按主题归类的全书摘录,我认为重要的信息用粗体标出。个人觉得可进一步探讨之处是作者把“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写得过于简单化、一厢情愿。道理大家都懂,但在真实世界要实现和保障“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有很多困难、具体的约束条件,有待研究和解决。

我想看看讲中国国际战略的写得好的书和文章,找到的不多。欢迎各位豆友推荐!


对世界各地区的点评

从全球情况看,当今的国际形势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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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一些写于2016年之前的介绍性文章的合集。讲的都是平实的道理,没有高深的战略、复杂的分析。即便是平实的道理,要记得并落实,也没那么容易。

作者自1959年以来一直从事外交工作,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做过翻译。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讲,作者当时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参与了特别联大的筹备和会议全过程。1991年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作者是随行的外交部发言人。1996年作者参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此外,作者长年担任大使、在国际组织工作。作者对50年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有亲身经历。较长的时间尺度能得到一些视野、判断、经验。

下面是按主题归类的全书摘录,我认为重要的信息用粗体标出。个人觉得可进一步探讨之处是作者把“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写得过于简单化、一厢情愿。道理大家都懂,但在真实世界要实现和保障“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有很多困难、具体的约束条件,有待研究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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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各地区的点评

从全球情况看,当今的国际形势呈现出三个中心:

冷战、对抗、局部战争与冲突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

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对于欧洲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就使本来在国际关系中非常活跃的欧洲,注意力内向。

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东亚。东亚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没有一个想要破坏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因为东亚的增长是全世界所需要的。东亚所面临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依然存在。尽管在东海和南海,我国与邻国围绕领土争端出现了一些摩擦和紧张形势,但是大家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现存的分歧,没有一个国家主张武力解决。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东亚也有自己的软肋,这就是基础设施不足。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今后五年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大约为8万亿美元,而现存的国际金融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根本无法满足这个需求。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为了适应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亚洲基础设施改善了,就会为亚洲的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迅速上升。这个趋势大家都看到了。但是比较一下这“三足”就会发现,美国、欧洲都有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资本市场,而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是亚洲的短腿,这是历史形成的。亚洲的储蓄率是全球最高的,亚洲的外汇储备总量有近5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我们这些钱没有留在亚洲,大部分流向了美国和欧洲。我们流向美国和欧洲的钱,大部分变成了美元资产。而美国由于债台高筑,美元贬值的趋势很难逆转。这就意味着,我们亚洲人的美元资产会不断贬值和缩水。

日本在能源利用率方面是效率最高的,日本的环境保护技术在世界是领先的。日本在可持续能源研究方面也发展得非常快。中国在可持续能源方面的投资是最多的,中日两国如果在这方面携手合作,不仅可以带来中日两国新的快速发展,而且对于正在崛起的亚洲也会带来巨大利益。

非洲的总面积为300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总陆地面积的20.4%,可耕地面积为717万平方公里,其中未开垦的可耕地占全球未开垦可耕地的60%。非洲人口约10.3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5%。新世纪以来,非洲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年均增长超过5%。2013年非洲的GDP总量为2.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7%,而2001年时仅占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10个国家当中,6个是南部非洲国家。2013年非洲大陆有12个国家经济增长率超过7%。下列国家发展速度位居前列: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美国前任财政部长萨默斯有一句名言:去非洲投资是有风险的,但是不去投资风险更大。有人预测,2040年非洲将会成为世界工厂

2000年,中非贸易额为100亿美元,2013年上升到2100亿美元。李克强总理2014年访问非洲期间,提出2020年双方的贸易额要上升到4000亿美元。现在非洲大概有100万中国人,通过工程承包过去的大概有20万人,去非洲经商的有80万人,此外每年大概有几十万中国人到非洲去旅游。2013年,中非工程承包合同额达到480亿美元,预计不久非洲将超过东南亚成为中国最大的工程承包市场

中国的制造业用工大约1.5亿人,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大约1亿人。2012年以前,我国制造业的订单平均每年增长15%,而现在每年下降8%。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大约为非洲的10倍。世界上由低收入成功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都是从制造业转移开始的。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如果留在国内,就会死在国内;如果转移到非洲去,总部可以留在国内,关键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可以从国内运去。这就给国内产业升级创造了空间。在这方面,华坚集团去埃塞俄比亚投资办厂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世界的多样性、多极化

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要把全世界都改造成美国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这是客观现实。意识形态对国家的行为有影响,然而千万不能僵化。人类历史的进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思想僵化的时候,就会停滞不前。

过去几个世纪,世界是受西方统治的,西方想按照他们的理念来改造这个世界。其实,世界的多样性是由文明的多样性决定的。要想把世界都改造成同西方一模一样,那是不可能的。这种想改造人家的思想,是西方不少人士的主导思想,这种思想也对世界有影响。世界上也有人,包括中国,认为改造别人可以显示自己的强大、优秀和高明。其实,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你一厢情愿地想去改变人家是很困难的。相反,改变自己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改变自己也会对人家有影响,这不是示弱,也不是屈膝投降,而是考虑到自己进步和与世界一同进步的需要。

不要把西方看成铁板一块,邓小平同志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1989年之后,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停止了与中国的高层来往。有些人对形势看得很悲观,但是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冷战结束了,盟国有盟国的利益,不可能事事都对美国言听计从。

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寿终正寝,世界进入了一个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大概会很长。在过渡时期里,国际关系的主线是单极和多极之争。美国要建立一个单极世界,欧洲和中国则不赞成,主张建立多极世界。这是中欧在国际问题上一个很大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促使欧洲同中国接近,并与美国拉开了距离。在中国的外交棋盘上,欧洲的重要性正在上升。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外交而言,欧洲的重要性在上升。对于准备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来说,欧洲的重要性也在上升。

英国加入亚投行后,引发了美英之间的一场公开对骂。美国指责英国“背叛”“绥靖”。这两顶帽子可真不小。一讲到“绥靖”,人们就想到1938年9月29日德、意、英、法的领导人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达成的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英法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顶大帽子好像是说今天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就是当年的张伯伦,中国就是当年的德国。英国毫不示弱,反唇相讥,指出这根本不是什么“背叛”,强调亚投行会促进亚洲的经济增长,亚洲的经济增长全世界都需要,对经济增长“绥靖”有什么不好?英美之间有着特殊关系,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双方之间爆发如此尖锐的对骂实属罕见。

2015年9月3日,我国举行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盛大阅兵仪式,美欧等国均在被邀请之列。但二者反应不一样,美国仅派了驻华大使参加,但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和意大利外长保罗·真蒂洛尼出席了阅兵式。了解欧洲的人都知道,外交部长在本国政坛上的地位是很高的。美欧态度上微妙的差别十分引人注目。

2015年夏天,我还去欧洲出席了一场讨论国际形势的研讨会。由于是闭门会议,大家谈得比较放得开。欧洲人士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欧美之间就中国问题经常进行磋商。欧洲对中国的崛起持欢迎的态度,美国总统也多次表示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但是欧美磋商时,美国人经常提醒欧洲人说:“你们不要忘记,中国是想当老大的!”欧洲人对此则不以为然。因为欧洲确信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一天会超过美国,但是中国与欧洲一样都赞成建立一个多极世界。

美国国内对亚投行的意见也不是铁板一块,主张美国加入亚投行的大有人在。意味深长的是,我的一些美国和日本的朋友私下告诉我一个有趣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初,当年日本提出要建立亚洲开发银行时,美国的第一反应也是强烈反对。看来美国是把国际金融看作自己垄断的势力范围,不允许别人插足

日本国内围绕是否加入亚投行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日本政府的立场未定,但是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公开对媒体表示,主张日本加入亚投行。一个大使在本国政府尚未表态之前,就对媒体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是不多见的。

我不久前访问了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他们普遍表示愿意同美国和中国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不愿意选边站队。他们这个立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东南亚人民不愿意选边站队,世界其他地方的国家和人民也不愿意选边站队。道理很简单,如果爆发一场新的冷战,其结果是什么?那就会出现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就会用于发展军备,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会受到威胁。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如果和平受到了威胁,发展就无从谈起。而世界面临许多大问题,从根本上说只有发展才能解决。

进行冷战必须有两家,一家打不起来。今天美日是同盟关系,这种同盟已经存在60多年了。但是中俄之间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不是同盟关系。中国绝不会同任何国家结成军事同盟。中国不需要敌人,我们愿意同世界各国交朋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在各个领域的合作。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我们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时代主题变了。20世纪末,时代的主题逐渐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是国际关系中统领一切的大变化。结盟是战争与革命的需要,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绝不能身体进了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那是注定要碰壁的。美国进入新世纪以来,打了两场半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这几场战争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越打麻烦越多,越打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越严重。美国是倒了大霉,撞了南墙,根本原因是没有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其次,我们曾经与苏联结过盟,效果并不好,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在当前形势下,有两股思潮特别需要我们注意:一股是民族主义,一股是民粹主义。这两股思潮的泛滥不局限在某一个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都有。

历史告诉我们,希特勒也好,墨索里尼也好,东条英机也好,他们当年在发动战争前,在国内采取的重大举措就是大肆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他们宣称本民族是高贵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为他们的侵略行径鸣锣开道。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也在煽动民族主义,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民粹主义的思潮也在泛滥。在今天的信息时代,有些从政者很想讨好公众,多得选票,都想讲一番话获得热烈的掌声。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潮结合起来非常危险。民粹主义会导致从政者被民族主义劫持,就是他们明明知道有些观点和做法不对,但为了博得公众的支持,他们也会那么干。因此,我们对上述两股思潮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们党历来对狭隘的民族主义高度警惕,始终强调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美国

我在美国工作了10年,第一次去美国是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我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在美国期间,与各界人士接触很多,感到美国人对他们的制度和宪法是很自豪的,也是很有信心的。然而,今天我再去美国,看到美国人过去的那种信心已不复存在了,他们在反思。

2013年10月1日至16日,美国政府关门了16天。原因是没有钱了,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已经突破,再提高上限需要国会同意。而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跟奥巴马总统捣蛋,政府只好关门,连预定的奥巴马总统的亚洲之行也被迫取消。

美国的两党政治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两党政客看来,本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他都是次要的,公众的利益不管了。两党政治造成了美国人所说的“华盛顿政治僵局”,目前还无解。

回顾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历史,随着中国崛起的势头增强,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隔一段时间,世界上总有一些人,特别是美国,在鼓吹“美中对抗不可避免”,双方之间的“新冷战”蓄势待发。有人在惯性思维的驱使下,把今日的中美关系等同于昔日的美苏关系。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请大家看一看,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自然灾害、流行疾病、跨国犯罪等等,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其力量如何强大,能够单独应对这些挑战。人类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生存下去。在过去几年里,中美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应对埃博拉疫情、共同打击海盗、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方对此都十分满意,国际社会也予以充分的肯定。

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习主席2015年访美成果清单中,关于网络问题特别指出:

中美双方同意,就恶意网络活动提供信息及协助的请求要及时给予回应。同时,依据各自国家法律和有关国际义务,双方同意就调查网络犯罪、收集电子证据、减少源自其领土的恶意网络行为的请求提供合作。双方还同意适当向对方提供调查现状及结果的最新信息。

中美双方同意,各自国家政府均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包括贸易秘密,以及其他机密商业信息,以使其企业或商业行业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双方承诺,共同继续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中美双方欢迎2015年7月联合国“从国际安全角度看信息和通信领域的发展”政府专家组报告,该报告旨在处理网络空间的行为准则和其他涉及国际安全的重要问题。双方也同意,就此话题建立一个高级专家小组来继续展开讨论。

中美双方同意,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中方将指定一名部级领导牵头,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和国家网信办参加。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将作为对话的美方共同团长,由联邦调查局、美国情报委员会和其他部门的代表参加。该机制对任一方关注和发现的恶意网络行为所请求的反馈信息和协助的时效性和质量进行评估。作为机制的一部分,双方同意建立热线,以处理在响应这些请求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升级。最后,双方同意对话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内举行,之后每年两次。

中美两国元首就网络安全问题达成的共识,被有些国际媒体认为是这次访问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是什么力量推动达成了上述共识?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即便在双方存在许多矛盾和摩擦的网络问题上也是如此。

互访、电话、信件,这些沟通的方式过去都有。2015年这次的新东西是加上了会晤,就是指像安纳伯格庄园这种会晤。这种会晤没有国事访问的各种礼仪活动,而是两位领导人不拘形式的交流,可以坐下来谈,也可以出去散步。双方开门见山,推心置腹地交流,这太重要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两国最高领导人建立了密切、友好的关系,相互了解大大加深,两国之间的难题解决起来就会比较顺利;两国合作的深入发展,就会从顶层得到有力的推动,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欧洲

欧洲人也在大反思。今天的欧洲,还在与金融危机进行苦斗。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后来由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加剧,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转移到了欧洲。欧洲的一些政治家私下对我说,主权债务危机反映的不仅是债务危机,而且是欧洲代议制民主的危机。

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是政府过度举债造成的,根子是代议制民主。各政党领袖在大选的时候,为了讨好选民,争取选票,做出了种种允诺。大选胜利后上台,政府发现国库里没有那么多钱,要全部兑现选举诺言,不可能,但一点都不兑现,也混不下去。要兑现部分竞选诺言,那就必须举债。这些政党领袖十分明白,他们在台上也不过几年时间,还债是后人的事。这就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制度上的根源,如何破解这个难题,眼下还无解。

中国应该如何做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不怕大灾大难,怕的是头脑发昏。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文明史的熏陶,应对各种灾难的能力是很强的,世界上很少有其他的民族能够与中华民族相媲美。但是,对我们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事业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我们自己头脑发昏。

我们什么时候会头脑发昏呢?一是我们对世界形势误判的时候。1958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就是对当时国际形势最大的误判。1958年,美国、欧洲、日本都处在战后大发展时期,远远不是一天天烂下去。对世界形势误判了,国内的政策也跟着错,搞“大跃进”、超英赶美、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导致了三年大饥荒,大批同胞被饿死。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汲取。

今天是否还存在对世界形势误判的情况呢?我以为是存在的,那就是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念来看待21世纪新世界的形势。

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会头脑发昏,那就是我们取得成绩、自以为了不得的时候。我们人均GDP在全世界的排名还是很靠后的。我们的创新能力落在发达国家后面,要赶上去绝非易事,我们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然而,有些人总想挑战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以为:“老子已经天下第二了,还要韬吗?”这种言论的后面是胆大妄为,那会把中国引向灾难。

中国人不怕大灾大难,怕的是忘乎所以,头脑发昏。避免忘乎所以,特别是在今天,我们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向后看。我们过去30多年是如何发展的,如何走到今天的?

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天时和地利,我们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向前看。展望今后10年、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我们最大的利益是保持发展的势头。这就意味着,必须保持对外合作的势头。如果对外合作势头中断了,我们的发展势头必将中断。

第三,看今天。我们面临着众多的难题和挑战,是否应当有一个解决难题和挑战的先后顺序。今天只能解决条件成熟、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不要急于解决明天乃至后天才能解决的问题。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摔大跟头,遭受大的挫折,往往都是因为急于求成。我们想要把明天乃至后天、大后天才能解决的问题一并拉到今天来解决。我们曾经搞过人民公社化,提出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搞过大炼钢铁,我们提出过“超英赶美”。这些都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导致了大饥荒。

这个世界究竟应当如何治理?我们的一贯理念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来处理,世界的事情由大家来共同商量着办。”

实现中国全球战略目标的思路是,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

亚投行这个点子为什么好?好就好在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一个国家的利益绝对不是道义的制高点,亚洲的共同利益、人类的利益才是道义的制高点。

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时候,必须占领道义的制高点。什么是道义的制高点?一个国家的利益绝不能称为道义的制高点,考虑到人类的利益,从推动人类进步的角度出发,才能占领道义的制高点。

一大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取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之后,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要发展经济,必须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铁路、公路、港口必须先行。为此,他们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和设备。西方大国这些全有,但是,新独立的国家要取得他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必须接受西方国家的苛刻条件。这是新独立的国家很不愿意的。

1964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访问亚非14国期间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

(二)严格遵守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和要求任何特权。

(三)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时可减轻受援国的负担。

(四)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五)所援建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六)中国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据国际市场价格议价,如有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者,中国保证退换。

(七)所提供的任何一种技术援助,保证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

(八)中国所派出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请大家仔细读一读这八条,社会主义中国提出的这八条,与西方国家向新独立的国家提供援助的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十分明显,周恩来总理这八条占领了道义的制高点。这八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反映出中国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新独立的国家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推动社会进步。

再看一看坦赞铁路的建设,我们马上能得到的东西并不多。但这是不是得不偿失呢?绝对不是!中国按照援外的八项原则去修铁路,非洲受到震动。当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外国也在非洲修过铁路、公路,那是为了掠夺。中国修建坦赞铁路,那是为了帮助非洲发展。”话不长,概括得多么好啊!非洲人通过中国修建坦赞铁路的行动,看清楚中国人是真心实意在帮助非洲,把非洲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情办。那么非洲人也把中国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情办。当时,非洲人最能够帮助中国的,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当第26届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时候,尼雷尔总统亲自飞到纽约,坐镇指挥。坦桑尼亚向联合国派出了自己最优秀的外交官萨利姆担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在联大辩论中国代表权时,与美国等国家唇枪舌剑,冲锋陷阵,打得非常漂亮。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即阿尔及利亚现任总统)在联大会议现场坐镇指挥。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以及其附属机构中的合法权利。消息传来,毛主席感动了,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71年,与中国的建交国仅有64国,不到联合国会员国的一半。但此后,大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到1979年中美建交时,与中国的建交国猛增到113国。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与中国建交的。这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创造了多么好的国际环境啊!这样一个大好的国际环境,你拿多少钱也买不来!

必须指出,当年毛主席、周总理决定修建坦赞铁路时,并没有料到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但是,中国做出修建铁路的决定,向世界表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是真心的;在国际关系中是主持公道的,从而占领了道义制高点,争得了人心。人心的向背是至关重要的。这应了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新加坡一位高级外交官私下对我说:“吴大使,中国是大国,世界上的小国居多数,小国对大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怀疑、担心乃至恐惧。”要实施“一带一路”,我们就必须直面这种现状。化解对方的疑虑、担心乃至恐惧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不化解,“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无法推行。

要处理好分歧,我们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这些分歧眼下能否解决。如果我们的实力够,能够解决,我们就可以着手去解决;如果不能解决,你想解决它那是白费力气。那就要用智慧找到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把分歧放一放,待条件成熟后再解决。

第二,分清少数和多数。挑起分歧的人,往往是这个国家的少数。这些人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敌意,但是他们要挑起分歧,又会损害本国的利益。这些人这样做,显然本国不少人是不赞成的。我们在进行斗争的时候,必须分清少数和多数,我们要反对的必须是少数,而不是多数,绝不能打击一大片。而且在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必须设法争得多数人的同情。如果不能争取到多数人的同情,那我们就需要考虑换一种办法,因为只有争取到多数人同情,斗争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第三,慎用经济手段。我们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是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不断打消外界疑虑逐渐建立起来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有国际规则、双边协议和合同管着,我们必须依法办事。如果找出种种借口,不按照规则办事,必定会有严重后果。经济手段虽能给对方损害,但也会伤害我们自己。更重要的是,这会伤害我们的声誉和公信力,那样代价就太大了。

必须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民众,特别是走向世界的企业家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援坦中国专家公墓前,动情地赞扬5万多名中国专家和工人在修建坦赞铁路过程中用生命诠释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什么是国际主义精神?当年,周总理提出的援外八项原则,今天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就是国际主义精神。

回顾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们国际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不顾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支持中国的,很多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我们今天在外交上仍然在享受当年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的硕果。

今天,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不仅走向发达国家,而且走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拿非洲而言,中非合作的成果是巨大的。但问题也有另外一面,我们有些人,有些企业,把当年毛主席、周总理教导的精神,把今天党和政府提倡的精神完全置之脑后,坑蒙拐骗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缺乏用国际主义精神来教育中国公民是原因之一。当年,修建坦赞铁路的专家、技术人员、工人,在出国之前都经过严格的培训,都要学习援外的八条,都经受过国际主义教育的熏陶。他们到了坦桑尼亚之后,还经常用这八条检查自己的行为和工作。这种好的作风今天不仅应当继承下去,而且还要发扬光大。

创新一定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一定要了解在自己所从事的创新领域,其他国家已经发展到的最高水平是什么。如果我们对于世界在某个领域究竟发展到什么水平、有什么最新成果都不了解,那是谈不上创新的。你辛苦了半天,搞出来的创新,就可能是别人早已解决的问题。

其次,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创新,要善于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有利条件。全球化使得商品、资本、技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我们创新不能眼睛只看到中国的技术和人才,必须看到全球范围内在这个领域里的技术和人才。如果有这样的人才你看不到,你不会去用,那只能怪你自己。你不能把全世界优秀人才用起来,要在这个领域里实现创新是不可能的。

今天,从全球范围看,关于人才的争夺是十分激烈的。我们中国人要有这个胸怀,把全球优秀的人才用起来,不仅要有这个胸怀,而且要有这个本事。

有一次我问李书福,为什么要购买沃尔沃这个品牌?他回答说:“我想让中国人造的汽车跑遍全世界。但是要我自己创造一个品牌,那得上百年,我等不了那么久。沃尔沃是一个现成的好品牌,我就买过来了。”

民营企业家是中国公共外交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企业家谈话没有套话,直截了当地讲他们的故事,讲他们的感受和体会,西方人比较容易听得进去,这当然会帮助他们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什么是全球公司?那就是一个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哪里有资本,就到哪里去筹集;哪里有人才,就到哪里去搜罗;哪里有市场,就到哪里去建立销售网络;哪里有原料,就到哪里去开发。在全球配置生产要素,就掌握着极大的优势。一个只能在国内配置生产要素的企业,是无法与全球公司进行竞争的。

重视外交资源

外交资源内容很广泛,包括对外国的人脉关系、政局、经济发展状况、法律、风土人情、民族特性、做生意的特点等有较为透彻的了解,懂得如何进行跨文化交流。跨文化交流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因为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不同国家人在行为上的差异,其根源要从文化中去寻找。

外交资源是中国稀缺的资源,掌握外交资源的人,数量上目前还不多,主要是外交官、同外国公司打交道的中国官员、研究外部世界的学者,包括海外掌握这方面知识的华人、华侨和知识精英。必须指出,这方面的资源一方面是稀缺的,另一方面是远远没有把现有的资源充分利用。中国的外交官,副部长以下的到了退休的年龄就退休了。很多人退下来没有事情干,他们的知识、能力、在海外的人脉关系被闲置了。中国目前还缺少把这种外交资源整合起来,为企业走向世界服务的中介机构。这种中介机构,熟悉中外双方,懂得跨文化交流,懂得如何推进合作。我相信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通过中介机构把外交资源用起来,在海外一定能够少走弯路,发展得更好。

中国形象,公众有责

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他们对中国进行观察后得出的印象来决定的。而中国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形象,这对于中国能否顺利地和平崛起至关重要。

中国的崛起,不是在月球上崛起,而是在正在全球化的地球上崛起。如果你形象好,大家都喜欢你,都愿意与你开展合作,那你崛起就会比较顺利。反之,大家都怕你,对你敬而远之,处处设防,那你的崛起就会非常困难。我们过去30多年的大发展总体上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必须看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忧虑,甚至恐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我们中国人必须正视这一点,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形象变得更加重要了。

中国与老挝的经贸合作发展得很快,人员交往增多,不少中国人去了老挝。有些中国人到了老挝,给人的印象是“暴发户”。他们看不起老挝人,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一些优越感,以为自己很有钱,有钱就能买到一切。这些人引起了老挝民众的强烈反感。接触过这些“暴发户”的老挝人,大概会以为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政府这一做法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完全正当的,但是,游行过程中出现的打、砸、抢、烧以及一些极端的口号,毫无疑问会给中国人的形象造成极大的伤害。发生这些示威游行时,正值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访问中国,是全球媒体聚焦中国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上述情况会在全球广为传播,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的夫人施燕华1994年至1998年担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有一次丹麦驻卢森堡大使对她说,他儿子去了中国,中国人真好。原来,他让他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利用暑假到中国去旅游,亲眼观察这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为了看到原汁原味的中国,他没有给儿子很多钱,而是让他像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在中国旅行。有一次他儿子半夜上了中国绿皮火车的硬座车厢,没有冷气,天气炎热。他儿子看到别人脱了鞋和袜子,坐在那里睡起来。他也入乡随俗,照样睡起来。他的袜子几天没洗了,有股汗臭味。他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袜子没有了,回头一看,见有人在他的座位旁边,把洗干净的袜子晾在那里。抬头一看,坐在对面的老妈妈对他微笑。他一下子明白了,是老妈妈帮他把袜子洗干净了。老妈妈也不知道他是谁,只知道他是个外国学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她也许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她觉得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就这件事情,让丹麦大使夫妇和他们的亲属大为感动,觉得中国人真善良。

中国形象从根本上说是中国真实情况的反映。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在国际上打造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你仔细想一想,一个国家的形象是打造出来的吗?国家和人一样,他的形象是通过他的言行给外界留下的印象。

既然中国的形象是通过中国人的言行所塑造的,那么,这里有三个问题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第一,公众需要引导和教育。我以为,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此密切的情况下,我们教育公众必须要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中国人要爱祖国,也要爱人类。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应当摒弃的。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一向是警惕的。民族主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热爱自己的祖国,这没有什么错,世界各国人民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二是排斥其他国家,盲目地排外,这就很危险了。因为中国的现代化离开国际合作是不可能完成的。反日游行也暴露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市场,任其泛滥是危险的。

第二,既然公众参与中国形象的塑造,必定会有好的和不好的。在这里,明是非是至关重要的。对于那些损害国家形象的言行,要理直气壮地予以批评和教育;对于违法行径,必须依法惩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反映正气的言行,则应当予以提倡和鼓励。

第三,所谓中国的形象,应当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给外界的印象。今天的中国有巨大的成就,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在不断进步;中华民族有很多优点,也有不少毛病,但总体看,素质在提高。让世界看到这两个方面就比较全面了。所以,我们中国人不要一听到外国人批评就火冒三丈。别人说得对,我们就改;别人说得不对,也不必过于介意,要学会跟人家讲道理。我们应当相信,世界上好人居多数,多数人是讲道理的。要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让世界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正在进步的中国,一个和平的中国,一个讲道理的中国。这样一个形象,对我们自己,对世界都是大有好处的。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是怎样的文化和精神在支撑?对此,应该从一个个具体的例子上挖掘,寻找每个成功的中国人身上,如企业家、公务员、学者、工人、农民等身上的高贵品质,正是这些高贵的品质在支撑中国的崛起。当前,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严峻的挑战和丑恶的东西,但是中国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这些成绩是如何取得的?如果没有一大批人在诚实地劳动,如果他们没有高尚的追求,过去30年的成绩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在国外当大使时,外国人就问我,中国经济如此快速发展,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并不多见,你们的秘密何在?我就讲,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他们听,他们也懂,但似乎并不完全理解,我就举了浙江企业家南存辉的例子。南存辉13岁时,父亲受工伤腿断了,南存辉被迫辍学开始承担养家的重任。他先做鞋匠,后来就经销低压电器,现在成为浙江有名的民营企业家。改革开放以来,像南存辉这样的人真的是千千万万,正是因为有着这些人的努力奋斗,中国才慢慢起来的。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我国通过制度上的变革,把中国人发展生产、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这样外国人就懂了,中国人那么多,又那么勤劳,中国当然会崛起。正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喜欢战争吗?不可能,他们当然喜欢和平与稳定。崛起的中国是维护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因素。

要借助合适的文化载体。例如,若干年前电视剧《三国演义》在东南亚很火,但这是我们古代的文化。相比而言,现代的文化作品流向世界的少一些。要把中国人中真善美的东西,而并非猎奇的东西,通过文艺作品表现出来,通过影视作品、音乐、绘画、舞蹈、电影、电视剧等表现出来。

我们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为什么那么长?跟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谈都很困难。然而,了解谈判内情的人都清楚,最困难的不是跟外国人谈,而是中国人内部谈。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都要千方百计地保护本部门的利益。维护本部门的利益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有些部门为了保护本部门的利益,不惜夸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带来的危险。他们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一些产业就会被进口的产品冲垮,造成不知多少人下岗、失业,中国经济就可能崩溃,中国政府就会垮台。他们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振振有词,好像非常爱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各行各业,包括那些声称行将垮台的行业,不仅没有垮台,而且迎来了大发展。为什么当时有些人要如此危言耸听?我想,这种思想的出现绝非偶然,这是封闭、保守的惯性的表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国的清初,我们曾经面临一次开放和大发展的机遇,但是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康熙大帝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1661年即位,1722年去世,在位长达61年。俄国的崛起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彼得大帝比康熙执政的时间要短得多,1682年即位,1725年逝世,在位43年。康熙与彼得都认识到西方的科技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中国和俄国,康熙大帝聘请了当时外国的传教士作为他的顾问,向他介绍现代科学知识。康熙大帝为了镇压准噶尔叛乱购买了2000支洋枪,热兵器比冷兵器的杀伤力大多了,在平息准噶尔叛乱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康熙还把当时西方发明的玻璃引进到紫禁城。比较康熙和彼得的政策,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康熙的政策是继续封闭,他虽然认识到西方所取得的进步,但是他没有开放,而只限于自己了解情况而已。彼得则不然,采取了开放政策。他本人化名为米哈伊洛夫下士,到欧洲考察了一年半时间。他的考察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十分深入的。他在阿姆斯特丹的造船厂里亲自做工。考察后回到俄国,彼得采取了坚决的开放政策,把大量的贵族子弟派到国外学习,从西欧引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康熙与彼得不同的政策,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康熙大帝虽然开创了康乾盛世,但是他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没有真正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康乾盛世充其量不过是落日的辉煌。而彼得大帝则不然,他采取了坚决的开放政策,走出去,请进来,俄国在他的领导下走上了崛起之路,发生了巨大变化。

康熙为什么不开放?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的皇帝大多有一个通病,就是眼睛向内,不看世界。此外,康熙是满族人,少数民族当皇帝,怕开放了会带来麻烦,影响政权的稳定。显然,康熙不懂得小平所讲的“发展是硬道理”。政权如何才能稳固?发展才能稳固,发展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这样的政府民意基础是很坚实的。

克服长期封闭的惯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封闭、保守也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为了本集团的利益,不惜夸大外来危险。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有没有呢?我看很难说没有。因此,中国要进步,要发展,就必须不断克服封闭、保守的惯性所带来的干扰。只有不断排除这种干扰,才能不断改革开放,不断走向进步和繁荣。

小平同志复出后到1979年初,外交上进行了战略策划,抓了三件大事。

一是中美关系。中美建交谈判是在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这时候,中美建交出现了一个机会之窗,小平同志敏锐地抓住了。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后,小平同志旋即于1979年1月27日至2月5日访问了美国,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意义深远。

二是中日关系。小平同志于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访问了日本。双方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进行了换文。这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件大事。访问期间,小平同志还参观考察了日本一些大企业,向日方提出:“你们帮我们一把。”这是小平同志首次访日,非常成功。我们今天去日本,有些老人还在谈论当年小平同志对日本的访问。1979年2月6日至8日,小平同志访问美国结束之后,再次对日本进行了工作访问。他向日方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推动了中美建交。

三是周边关系。1978年1月26日至2月3日,小平同志访问了缅甸和尼泊尔;1978年11月5日至14日,小平同志先后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访问期间,小平同志果断地纠正了“四人帮”当道期间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赢得了到访国领导人的信任。

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时,外交上抓的三件大事非常值得我们今天认真领会和学习。必须看到,当时我们的外交处境相当困难。小平同志抓的这三件大事真是抓到了点子上。

美国是当今的超级大国,综合国力全球最强。中美不建交,中美关系不大发展,对中国打开外交局面是不利的。中美双方研究双边关系的学者一致认为,如果1979年1月1日中美不建交,中美建交至少要推迟5~10年,这对中美双方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1978年卡特政府还有精力和我们谈建交,1979年就不行了,要忙于竞选连任。而1980年美国大选上台的是里根,他开始对我们有很深的成见,而且比较亲台湾,要转这个弯子绝非易事。事实证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大发展,对于我国实行开放政策、稳定大局是有利的。

小平同志极为重视中日关系。日本是我国重要的邻国,战后发展迅速,当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离我国又很近。我们搞现代化,在很多方面需要日本的支持和帮助,需要借鉴日本的经验。小平同志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两次访问日本绝非偶然。日本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十分敏感,所以,小平同志要亲自向日方通报访美情况,争取对方的理解。中日关系稳定了,发展了,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稳定周边关系是十分有利的。

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首先抓的是周边关系,这一点发人深思。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十分需要一个稳定的、友善的周边环境。如果周边国家对你疑虑重重,处处防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很难顺利进行的。小平同志访问的几个国家,都是当时“四人帮”当道期间与我国的双边关系受到很大破坏的国家。

小平同志在外交上十分注意抓住关键,分清轻重缓急。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到了最后,冒出了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当时外交部十分担心,这个问题很可能使中美建交谈判无果而终。中方当然希望美方停止售台武器,然而,1978年要美方承诺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在此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个问题先挂起来,待中美建交后再议。回头看,小平的这一决断是何等英明!美国售台武器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如果当时中方坚持要解决这一问题后再建交,恐怕到今天中美也还没有建交,两国今天相互关系中的巨大共同利益就不可能出现。

的确,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力很弱,1978年我们国力也不强。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我们可能是最大的变量之一。小平同志深知这一点,多次说道:“我们的块头大。”当然,外交上必须有来有往,但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变量之一,我方采取主动行动,就会带来巨大变化。

1978年初和当年11月,小平同志访问了五个邻国,果断地纠正了“四人帮”的错误政策和做法。他坦诚地对对方领导人说:“过去我们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那是‘四人帮’干的,你们原谅了我们,我们很感谢。”我们采取主动,很快扭转了我国与邻国关系疙疙瘩瘩的状态。

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有三条:一是封闭;二是体制僵化;三是与美国争霸、搞军备竞赛,对外侵略扩张。

世界的经济、科技发展是一股潮流,这股潮流的形成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个国家要想发展,进入这个潮流是至关重要的。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的时候是开放的。苏联巧妙地利用了西方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萧条,从西方大量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人才。斯大林曾经亲口对罗斯福说过,苏联当时2/3的大企业是从美国引进的。现在看,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非常成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是美国的盟友,共同反对德意志法西斯。美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这是战胜法西斯的需要。

“二战”结束后,苏联走向了封闭。1945年成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苏联拒绝参加。1947年美国提出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的时候,刚开始也想把苏联包括进来,被苏联拒绝了。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苏联主动切断了同西方世界的经济和科技方面的联系,走向了封闭。邓小平说得好:封闭导致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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