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世纪危机与力不从心的体系

登坂望云
2018-04-14 22:42:18

三世纪危机时代的罗马帝国,外部萨珊波斯崛起和蛮族入侵扩大化,内部政局混乱,昏招迭出,可谓内忧外患。在我看来,出现这些现象的根子还是出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这个体系本身。

这个体系是针对公元前后的世界局势而设立的,经过历代皇帝的修修补补,竟然一直撑到了三世纪,非常了不起。但这个体系已经有两百多年了,面对剧变的周边局势,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三世纪危机的种种现象正是体系不适导致恶性循环的表现。

罗马公民主权的政体决定了统治阶级会不遗余力的为公民争取利益以换得支持。到了帝国时代,保障统治就需要维持这种低税收高福利的政策;要维持这种政策就必须限制边防军的规模,以缩减开支,结果就是不得不以有限的兵力维系漫长的国境线,几乎没有纵深防御和战略预备力量。这种国防政策下,每一个军团的作用都必须被发挥到极致,而为了保证这一点,交通道路网与兵站建设构成的后勤体系就是最好的选择。常说罗马的战争是靠后勤打赢的,也就是说罗马军团的战斗力严重依赖后勤保障,而后勤通畅的前提就是境内和平。

兵力有限,缺乏纵深、依赖后勤,也就是说:罗马经受不起长期的内线战争,受不起长期的多线作战,更受不起战力的损失。这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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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纪危机时代的罗马帝国,外部萨珊波斯崛起和蛮族入侵扩大化,内部政局混乱,昏招迭出,可谓内忧外患。在我看来,出现这些现象的根子还是出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这个体系本身。

这个体系是针对公元前后的世界局势而设立的,经过历代皇帝的修修补补,竟然一直撑到了三世纪,非常了不起。但这个体系已经有两百多年了,面对剧变的周边局势,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三世纪危机的种种现象正是体系不适导致恶性循环的表现。

罗马公民主权的政体决定了统治阶级会不遗余力的为公民争取利益以换得支持。到了帝国时代,保障统治就需要维持这种低税收高福利的政策;要维持这种政策就必须限制边防军的规模,以缩减开支,结果就是不得不以有限的兵力维系漫长的国境线,几乎没有纵深防御和战略预备力量。这种国防政策下,每一个军团的作用都必须被发挥到极致,而为了保证这一点,交通道路网与兵站建设构成的后勤体系就是最好的选择。常说罗马的战争是靠后勤打赢的,也就是说罗马军团的战斗力严重依赖后勤保障,而后勤通畅的前提就是境内和平。

兵力有限,缺乏纵深、依赖后勤,也就是说:罗马经受不起长期的内线战争,受不起长期的多线作战,更受不起战力的损失。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国策、外交还是战争,罗马的容错率非常低,任何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和平体系受到威胁,这就对统治者的能力有极高的要求,但和平显然不利于培养英主,这种近似矛盾的感觉与走钢丝无异。

不仅是对内,罗马的和平体系对外部环境也有要求,外部不能有强敌。罗马的对外政策可以归结为“东和帕提亚,北拒日耳曼”,不算好战的帕提亚和各自为战,作战呆板的蛮族,也是罗马和平体系保障的重要条件。然而到了三世纪,这种外部环境已然被打破。

长期被罗马拍回来的蛮族逐渐学会了应付罗马军团的战略和战术,使得罗马传统的防御手段效果大打折扣;而萨珊波斯的兴起也使得东部防线压力骤然增大。两条战线几乎同时发生变故,迫使罗马必须进行多线作战,结果就是罗马军团长期作战,疲于奔命,失手率猛增。

这对罗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长期作战使得军方在政治上的话语权大增,皇帝在与元老院周旋的同时,又不得不讨好军方,执政难度剧增。塞维鲁皇帝提高军队待遇和地位的政策并非头脑发热,军人政治恐怕也是大势所趋。

统兵抗敌的责任使得罗马皇帝成为高危行业,战败、被俘、求和、避战,甚至是从严治军,都有可能让皇帝失去军方支持而倒台殒命。而频繁的皇帝更迭严重影响了政策的连续性,这也是这一时期缺乏远见的临时政策频出的原因。

多线作战导致防线漏洞和战败的可能性增加,后方长期受战乱的后果就是老百姓向大城市集中,不仅加大了福利的支出和管理难度,同时也增加了瘟疫爆发的几率。而安全无法保证则导致了公民的不信任感和离心力,也成为基督教蔓延的温床。基督教的扩散则进一步导致公民对国家责任感的疏离。

长期作战导致军费激增的同时,也影响了财政收入,引发严重滞胀。罗马既没财力也没人力去进行基础设施的维护。再加上内线作战导致后勤建设受到严重打击,这严重影响了罗马军团战斗力的发挥,而这又反过来导致防线进一步恶化。这种态势则导致了罗马军制改革成为当务之急,而军制改革则必然改变罗马军队的构成和军政关系——共和时期的马略军事改革成为帝制取代共和的关键因素之一。

同样此次的军改罗马成立了强大的骑兵军团,代替机动性差的重步兵军团成为作战主力。这是应对分散入侵和多线作战的良策,可这一政策同样导致了常备军团战力降低,而构成常备军团的罗马公民地位自然下降。强度更大更专业的战斗不仅使得军团内蛮族比例日渐增加,也导致元老院出身的贵族军官表现无力,军政分离也就是时间问题。这种变化同样也反过来对罗马政治和皇位更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三世纪危机体现出来的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并非突然出现的噩运,而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这一体系力不从心、严重不适的结果,两者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

回头说一下卡拉卡拉,这位皇帝授予国内所有人以公民权引发的恶果盐野七生已经说的很明白了。然而卡拉卡拉固然是瞎搞,但纵观罗马的历史,公民权的受众本来就是在不断扩大的,比如同盟者战争的结果是罗马授予整个意大利以公民权,这种事不是没有先例。只不过当时的罗马处于扩张期,新行省的建立和大量行省人口的并入,使得这个矛盾没有体现,反而强化了罗马的统治基础。当扩张停止,这种政策必然适得其反。可在卡拉卡拉之前,罗马公民权的受众同样在稳步扩大,就算没有他这一茬,这种扩大终究还是会有个临界值,同样会导致公民权贬值。卡拉卡拉只不过是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了。而且政策恶果尚未完全显现的时候,三世纪危机已经爆发。卡拉卡拉对基督上位和罗马灭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就三世纪危机而言,他算不上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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