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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的左右两难——评保罗约翰逊四部曲之《摩登时代》

方源野_别鹤
2018-04-14 看过

西方文明的左右两难——评保罗约翰逊四部曲之《摩登时代》

(综合知乎答问)

2018.4 别鹤

一、西方文明的起源缺陷

简单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权力文明,不是权利之道,因为它的起源最早追溯不是华夏礼运大同篇(考古指向黄帝仰韶时期)那样的普遍地权、天下为公起源,而是亚特兰蒂斯沉没之后才能考证的奴隶制起源(请跳出苏联阶级史观的“五阶段论”来理解)。那种起源下,人性依附于权力,无法以个人权利与天道直接沟通,所以喜欢权力(这种权力表现为游猎城邦寡头、一神教代理、农奴领主、资本家、设计极权的知识精英等不同变形)。

但问题在于,这种权力没有“一生二”(right\power)得以平衡的那个初始公权力(唯一一次是恺撒接近但遇刺,详见《恺撒——征服世界的永恒》):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244497/

那种缺失下,个人呈现为散沙状态,权力垄断者凌驾于固有权利之上,而权责对等的天道疏离,又让权力的喜好者,在沙化状态下,害怕担责的痛苦,所以用上位者或外来者赋予的宏大美学来麻醉。能抵御这种麻醉自杀的,就是自发共同体的形成,即民族主义,由拿破仑在西方文明中继承罗马精神、颠覆欧洲中世纪铁幕而开创。换言之,自下而上、修齐治平、融合个人与天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美学,才是滥权的解毒剂。

二、希望的折戟沉沙

但这一共同体进程,由于拿破仑传播民法典功亏一篑于滑铁卢,而戛然中止,所以西方文明始终陷入左右对立循环——要么以散沙瓦解“利维坦”换来“比希莫特”,要么为了防止“比希莫特”而迎合“利维坦”。

拿破仑战败,实因胜利维系于偶然性的先天不足,这个不足的社会基础在于雅各宾在法国大革命中的篡夺与挥霍,详细来说,一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拿破仑那样,从民法典维护普遍地权入手,建立民众的基本自由,再为了这种自由的扩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阶级调和一致对外(民选“法兰西人的共和国皇帝”是这个共同体形成的一种托运式路径),但雅各宾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以铁血掠散沙,而背其呼吁之“自由”。

雅各宾从“希望之年”到“恐怖之年”,根源在以权力设计所谓“理性”,隔绝个人与天道间、及人与人之间的自发纽带(此二者即民族主义)。拿破仑以民法典拨乱反正光耀四海之前的“大革命”,其实是中世纪神权奴役以更低的拜物教挣扎的总爆发。

也就是说,拿破仑之前的雅各宾恐怖,其实是把欧洲从中世纪神权农奴制缓慢爬行的半山腰,推到了拜物与极权的谷底。

三、后遗症与左右两难

它的长远影响就在于前述的左右对立循环:

——拿破仑战败后,中世纪势力复辟,阻碍了民族主义进程,中世纪神权农奴制上的寡头贵族为了延续垄断地位,去掉了神权外衣,摇身一变为雅各宾带来的资产阶级专政(拿破仑恰恰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自耕农基础上阶级合作的民族共同体代表)。

——雅各宾后拜物教士与资本寡头相推荡,毁世俗化宗教保守,左翼反弹极权工程狂虐尽现,被沙化右翼、诿责白左多次纵容。

——资本殖民大崩,游猎非洲、农奴拉美、神权中东因缺地权训政,各呈兽政、军管、极端。

——诸保守者挽澜,铁幕亦终于之,或附于资本主义残余。

——从社会均富角度,仅自耕农保守之四小龙成20世纪典范,并未达到社会进程的预期目标,并由于他们的民族共同体力量不足,而被异质力量颠覆。

所以20世纪即使在“西马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笔下,也成为了“极端的年代”,并且极端实验(无论极左极右)都得到了他毫不遮掩的鞭挞。

究其根源,西方文明的先天不足就在于它是缺乏普遍地权起源的游猎机制(只有恺撒改革差一点奠定平均地权的起源),所以,只有华夏文明启蒙下的普遍地权文明才能解毒(汉唐复兴尤其贞观的安内攘外文治武功光耀全球后,东学西渐的产物拿破仑民法典即一例证),当这种机制没有遇到地权文明时,也能够爆发出最严重后果,请见《成吉思汗:通往奴役之路的极权先行者》: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29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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