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帝国史 成吉思汗帝国史 评价人数不足

成吉思汗:通往奴役之路的极权先行者

方源野_别鹤
2018-04-14 16:12:48

成吉思汗:通往奴役之路的极权先行者

——读巴克霍森《成吉思汗帝国史》书评

(综合知乎答问)

2018.4.14 别鹤

纪录片《成吉思汗》截图

一、从铁木真到成吉思汗:通往极权之路

“我愿意把那些人钉在马上,使他们知道世界是如何广大啊!我们应该杀更多的人,焚毁得更彻底。凡是会诱惑我们后人的东西,一点儿都不许存留——除了远处的一线光明。我要使大地变成一片荒原,因为只有在荒原上,我的骑士的光辉才能闪耀。他们不得以耕种田地来养活自己,不得以城池来保护自己。征服世界比拥有世界更好。”
——第八章节选:铁木真与耶律楚材的对话
“鞑靼虽称雄于亚洲,其种则未离于奴隶。以其主之雄心,驱而使之摧服他部者也,于所用之本种,亦未尝以平等国民待之。”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甲申的前身是崖山,从权力结构来说,满清的前身是蒙古汗国,沙俄与苏联的前身也是蒙古汗国的钦察汗国。蒙古汗国在人类史上的开创意义,是从草原上走出了一条通往极权之路(之前的游牧北狄并未达到这种远超秦政的社会控制)。

具体来说,铁木真助金国打草原,利用匈奴记忆和突厥组织(见巴克霍森《成吉思汗帝国史》),拼凑黄金家族为领导阶级的奴隶制蒙古集团,颁扎撒,拆散部众家庭混编游牧机器,严酷规定生活动作,萨满巫术隔绝主体人格,可汗任意支配部众人身财产女眷,外征屠掠烧淹食人肉,臣民献女殉葬,唯上凌下层层裹挟,并由钦察汗国遗祸沙俄苏联。

这与20世纪种种极权形态完全一致,也是直接雏形。

这是为什么蒙元黄金家族的统治被大明推翻后,兀良哈等部帮助明成祖先打靖难之役,然后反过来为成祖北征残元出力的缘故,也是为什么蒙古人满桂帮助大明反抗八旗征服的缘故——因为他们知道,奴隶制的强加裹挟,并非“民族”认同,他们只有在中华文明的保护下,才能赢得自由,赢得做人的地位。

至于20世纪外蒙古国拼命认祖成吉思汗,最大原因是为了摆脱苏联这个更现实的奴役,发明出来自我麻醉的遥远“民族符号”,是一种政治工具,与理应寄托的真实情感符号之差距,可谓南辕北辙,与外蒙古国在后苏联时代的权力结构,也是并不符合的。

二、满清与太平天国:通往奴役之路的2.0版与破冰之赌

“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虽以罗、曾、左、郭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 ”
——孙中山:太平天国战史序

满清,则在蒙古汗国基础上,通过汉奸阶级加入了儒法合一后的伪儒犬儒,即把蒙古汗国隔绝人与天道的萨满巫术,继续升级2.0,变成了用儒家语言包装后的奴役哲学,比如君臣之间取消孟子的对等契约,取消孔孟原教旨的华夷之辨、汤武革命、民贵君轻,把蒙古汗国消极隔绝的萨满巫术,变成完全唯上的积极“道统”,所以突破了蒙元的奴役周期。

所以洪秀全即使想从儒家公羊学来续接太平天国(此国名便是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并从其描述的社会状态早于儒家的礼运大同篇来写《原道救世歌》,与反清的民族革命对接(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这个解释体系也完全被满清操纵,变成了奴役哲学。

所以太平天国除了借鉴元末韩宋明教那样的动员机制,根本无法把一盘散沙的脆弱奴众组织起来反抗满清。所以太平天国以“拜上帝会(天帝会)”(考证来自洪门天地会)形式利用了一神教的某些动员机制,武装民众,进行一场死里求生的赌博,不幸失败,满清掌握舆论篡改权的刀笔吏便对其无限污蔑,甚于满清对太平军俘虏和平民的惨杀。

可以推断,如果辛亥革命失败了,那一代无数的铁血黄花,也会成为反面人物,孙中山先生也不会有今天在中华民族全球同胞中的至高地位和历代尊崇,而是会成为满清笔下那个十恶不赦的“孙汶”(清廷命名以泄愤)。

三、辛亥革命与南北战争:东学西渐的曲折长线

“要么,是蓄奴制的反对者们制止住蓄奴制的进一步扩大,使公众认为它正在走向最后的灭亡;要么,是蓄奴制的鼓吹者们继续推行蓄奴制,直到它在合众国各州全都同样合法。”
——林肯:共和党州代表大会演说

至于南北战争,涉及社会背景更加深远,容有空另外开贴,但从这贴可得一启示:即奴隶制下的奴隶主不会真正享有自由,反而会葬送自由,因为维持奴隶制经济,就必须造就前述“唯上凌下层层裹挟”的机制结构,这就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通往极权之路、埋葬共和之路,林肯早在与道格拉斯辩论时,就清晰远见地指出了这一点,并不惜最终为之殉难。

林肯之所以超越美国国界,在世界历史上达到那样屈指可数的公认地位,以至于成为平等价值观的标杆人物,不仅仅在于打赢南北战争,实现“一个国家的诞生”之盎格鲁撒克逊北美民族共同体,也不仅仅在于十三修正案的第二次合众国宪法,让独立宣言的合法性得以补救。

实在于滑铁卢之后,千年中世纪势力反扑背景下,他在全球处于君主、寡头、农奴制等等形形色色专政堡垒中,拨乱反正;

他将这一来自恺撒改革-拿破仑民法典二度结晶的,包含了古罗马普遍地权的自耕农文明、及其启蒙下驱除德鲁伊人殉巫术的日耳曼习惯法,及相应驱除犹太游牧野蛮的宗教改革成果,进行第三次融汇,即For/Of/By the people 而立世界文明的新纪元——

而这一转折,却并非舶来,根源是东学西渐的产物,如中山先生对宫崎滔天所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最高目标,即唐太宗文治武功以汉为尊的大亚洲主义,而同时中华的乡约传统,通过晚明非君思潮,蕴含了后帝制时代的共和民权转型先声,若非满清入侵奴役打断,此源于轩辕黄帝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世界文明唯有我先”(中山祭黄帝陵题词)的“三代之风”,便早已引领“泰西之法”。

(引用请完整注明,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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