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家庭矛盾书写 ——以《猫打球商店》、《苏镇舞会》为例

马璃
2018-04-14 看过

当巴尔扎克踌躇满志地述说他如何从司各特的创作中发现编撰自己作品的体系时,他对后者笔下的人物赞许道:“在他们的躯体里悸动着整个人类的心灵,蕴藏着整套的哲理。”不难想象,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同样是“整套”的、复杂的;他对人的观察,不仅深刻,而且全面,这解释了《人间喜剧》中人性、生活各个面向的高密度堆积。这些面向表现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显现为复杂、变动的人际关系,其中家庭是一重要的表现舞台。家庭中的矛盾,根源于作为矛盾主体的人的复杂性,并受家庭以外的社会场域的影响,因此变动不居:在特定家庭成员之间,它时而产生,时而隐没在共同点之下;它也常常流动于不同的成员之间。

《人间喜剧》中的《风俗研究·私人生活场景》,表现“童年、少年及其过失”,其中,少女在爱情中的过失是重要部分。达文在《<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导言》中说:“……这里主要是不假思索的激情和强烈感受。这里,犯下的过错与其说是出于主观意志,毋宁说是出于对人情世故缺乏经验以及对世事的无知。在这里,对于女子来说,不幸来自他们相信情感的真挚,或眷恋着自己的幻梦, 生活的教训将会使这些幻梦破灭。”在第一卷的《猫打球商店》、《苏镇舞会》两个故事中,少女——分别是一个商人家庭的二女儿和一个贵族家庭的三女儿——成为故事的中心;她们带着自己的无知、天真、幻梦,热烈追求理想的爱情,而成为家庭矛盾中的重要乃至核心因素;而家庭。因此,这两个故事,皆可看做爱情——家庭故事。

一、《猫打球商店》:奥古思婷的出离与牵绊

巴尔扎克曾为自己的创作辩护道:“夫妇结合之前,如果彼此对于品行、习惯、性格没有透彻了解,婚姻便无幸福可言:我坚持这个原则,决不让步。”(《关于<结婚生理学>、<私生活场景>和<驴皮记>的创作——致卡斯特丽公爵夫人》)《猫打球商店》的故事可概括为一爱情悲剧:纪尧姆一家的二女儿奥古斯婷与画家泰奥多尔相恋,后感情因性格、兴趣各方面不合出现裂痕,终至崩溃,奥古斯婷在二十七岁就去世。纵观小说,不难发现“家庭”场域的双重重要性: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因素,决定了奥古思婷的悲剧;另一方面,奥古思婷对爱情的追求又展现在家庭关系中,成为一种矛盾的因素。

对于奥古斯婷之悲剧,以阶级的视角观之,可以得出简单明了的结论:两人之不合适,是被阶级出身的差异决定的。前者出身于新兴资产阶级家庭,自小生活在猫打球商店中,父亲纪尧姆先生是个精明、成功的呢绒商,一家信奉天主教;后者是贵族出身的青年画家,出入社交场合。两人思想、兴趣、谈吐之差异,都可以由此解释。然而小说中对猫打球商店内部的清规戒律、生活场景和“年终盘点”工作情形的大量叙写,以及把猫打球商店比作“小小国度”和“挂着猫打球旗帜的安静的船只”,提示我们以纪尧姆一家为单位,关注家庭场域中的人际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原题为《光荣与不幸》,后改为《猫打球商店》,似乎除了不幸婚姻这个主题外,巴尔扎克有意凸显对家庭与个人关系的兴趣。

(一)奥古斯婷的出脱

事实上,奥古斯婷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完全属于她的家庭。她“长得既不像父亲也不像母亲”,“教人真要相信假正经的谚语所说‘小孩是上帝给的’。”她“天生心气高贵,能够体会到这种生活的空虚。有时她抬起蔚蓝的秀眼,似乎在向这幽暗的楼梯和潮湿的店堂提出询问……似乎远远地倾听着充满热情的生活的模糊启示,这种生活认为情感高于一切。”即使在《猫打球商店》这一看似注定的婚恋故事中,巴尔扎克也写出了奥古斯婷和自己家庭真实存在的分裂;这也让前述的阶级决定论不攻自破。

在奥古斯婷和泰奥多尔最初的热情过去、矛盾开始凸显的时候,奥古斯婷的爱并未因此变成空壳。她意识到是自己“所受的庸俗教育”“阻碍了他们两个心灵的完全结合”,并开始学习。在这样的过程中,她其实在靠向丈夫思维气质,以至于她努力失败、回家寻求帮助的时候,发觉家庭的逻辑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在约瑟夫·勒巴和父母那里,她看到了”忙忙碌碌然而毫无作为的人生图景,机械地和本能地生活着,像海狸一样。于是奥古斯婷对自己的痛苦感到莫名的骄傲,因为这些痛苦的来源是十八个月的幸福……”她“将自己所获得的新的风韵和娇媚尽量在双亲面前施展出来”,实是想确证自己新的生活之正确、优越。当父母带着对泰奥多尔的成见询问她时,奥古斯婷甚至开始为丈夫辩护了:

“‘怎么,我的孩子,你的丈夫和一些裸体女人一起关上房门躲在房间里,而你竟然这么天真地相信他在绘画吗?’
……
‘妈,所有的画家都需要有模特儿的。’
……
‘难道他赌钱吗?’纪尧姆先生问,‘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只有赌徒才这么晚回家。’
奥古斯婷撅了撅嘴,否定了她父亲的恶意猜测。
……”

向父母求助的结果,是奥古斯婷对此感到恼火和懊悔:“她觉得要使智慧平庸的人正确地判断那些高超的人是不可能的事。她现在懂得了一个女人应该瞒住自己的不幸,连父母也不要告诉……在一切事情上,只有和我们同等的人才能评判我们。”在确证丈夫所代表的“我们”的逻辑之优越的同时,奥古斯婷背向了家庭。

(二)宗教观念:奥古思婷的根本牵绊

当一个人背向洞穴走出去,他与从对面洞穴走出的人注定不同;他甚至是被洞穴中的一根绳子拴着往外走的。奥古斯婷从开始时向往不同的生活,到违背“这一地区的传统”和贵族画家结婚,到后来竭力取悦丈夫,不断远离自己家庭的逻辑,到最后似乎和家庭没有任何共同点了;然而从宗教观念与情感的角度,可以发现事情的另一面。

纪尧姆一家是天主教家庭,奥古斯婷无疑被灌输了强烈的宗教观念。这与艺术家所代表的世俗主义观念发生了明显冲突:

“可是奥古斯婷过于虔信宗教,画家们的谈吐使她感到恐惧……她听见一个年轻的画家用孩子气的轻佻口吻说了一句俏皮话:‘可是,太太,您所说的天堂不会比拉斐尔的《耶稣变容图》更美吧?而我把这幅画都看厌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句玩笑,没有任何反宗教的意味。奥古斯婷分辨不出那种口吻,便对这个风趣的小团体采取了提防的态度,画家们都感觉出她妨碍了他们。”

奥古斯婷免不了受母亲影响,持有“过度的贞洁感”,不仅被画家们嘲弄,也被丈夫轻蔑。而当她努力学习,却发现“她的宗教观念和童年所沾染的偏见,妨碍她的智慧彻底解放”。后来奥古斯婷回家寻求父母帮助时,母亲鲜明表达了对泰奥多尔宗教上的偏见:“够了,够了, 不要再对我提起这家伙了……不信宗教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奥古斯婷的辩护是:“我亲爱的妈妈,请你不要过分严格地批评那些高超的人。如果他们的想法都和其他的人一样,那么他们就不能被称为天才了。”这段辩护的苍白在于,她只是说丈夫和“其他的人”不一样,却不能对宗教对观念提供的规定性作出明确指认。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思想是善恶之本,只有宗教才能培植、驾驭、指导思想。唯一可能的宗教是基督教。”“基督教造就了现代各民族,并将保护他们继续生存。”他指责司各特作为新教作家,描写的女性形象“在人性方面是失真的”;而他自己作为天主教作家,是肯定情欲的。天主教让失节女子“有希望得到宽恕”,使她“变得崇高圣洁起来”。显然,奥古思婷对恋情的忠贞执着背后正是天主教的宗教热情;她的婚姻保卫战,和《幽谷百合》中德·莫尔索夫人同热烈恋情展开的“酣战”一样,“涉及能否踏入天国之门。”可见,奥古思婷的整个悲剧,就是处在天主教观念的这种规定性下的;宗教观念作为奥古思婷与家庭之间的绳索,是她与家庭的斗争性所不能绷断的同一性,是撕裂她的根本力量。然而巴尔扎克显然不这么认为;当他把奥古斯婷比作被移植到太接近天空的地方的幽谷花朵,他是对“幽谷”充满同情的。

二、《苏镇舞会》:父女交响曲

(一)德·封丹纳伯爵视角

小说开头交代了一家之长德·封丹纳伯爵的身份背景:旺代党人,曾在大革命中保卫王室,忠于贵族传统,“拒绝了一个在革命时期起家的暴发户的优厚嫁妆,娶了一个穷困的德·凯嘉鲁埃小姐,这位小姐的家族是布列塔尼地方最古老的阀阅门第之一。”小说即从第一次复辟时期到来,伯爵找王上邀功请赏开始。

伯爵深得国王赏识、重用,他的三个儿子由此获得了稳固的前程,大女儿、二女儿先后由国王作主嫁给了税务局长和新近男爵;当伯爵提起三女儿时,国王感到厌烦、不快,君臣关系变得冷淡。于是,最难缔结婚姻的三女儿爱米莉不幸落出了国王的恩典,成为德·封丹纳伯爵忧虑的核心。

矛盾由长、次两女的婚姻激发,而背后是伯爵的政治观念乃至当时的政治环境。六十岁的伯爵接受了国王的政治观念,变为温和派领袖(也许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前途和家族利益)。这些“十九世纪和王政革新时代要求具有”的新思想使他认为:“依照宪法规定,军职和高级行政官的职位迟早要归贵族院议员的子弟享有。”“人民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国家行政权……尤其是财政部门,将要像过去一样,永远是平民出身的杰出人物的地盘。”这解释了他为长、次两女缔结的“明智的婚姻”,而这一切在他的传统贵族家庭中“遇到了激烈的抵抗”。

首先加以反对的是贵族世家出身的伯爵夫人,然而这一矛盾很快就在共同利益中化解。纵观《人间喜剧》中的贵族夫妇,史家总结道:“这甚至差不多成了上流社会默认的规矩:老爷和夫人各忙各的事情,他们在沙龙里碰面的次数比在家见面的次数还多。在巴尔扎克看来,这种‘体面的离婚’终结了许多上流社会的联姻关系……‘所以说,照此种方式,家庭成员间可以彼此生活在一起而实际上形同陌路。’这些拥有同一贵族姓氏的人在面对保护或是增加其现实及象征性遗产的时候,组成极其强大的部族同盟,在日常生活中又很能凑合上流社会这种表面的分离,使表面的分离和深层的彼此依附并行不悖。”《苏镇舞会》中没有重点叙述伯爵夫妇关系,此处却生动展现了伯爵夫妇“深层的彼此依附”。德·封丹纳“很冷静地向她指出”家庭的财政处境,说明长、次两女的婚事带来的利好以及省钱的必要。“听了这些动听的理由,伯爵夫人让步了,所有的母亲处在她的地位大概也都会让步的。”而她最后的底线是“至少得将爱米莉称心如意地嫁出去”。这样,伯爵夫人以吊诡的方式被伯爵“收编”:一方面,在长次两女的婚事上,她做了让步;另一方面,她又坚守传统贵族价值观,与爱米莉一起站到了伯爵的对立面,她和爱米莉一道“用冷淡的礼貌接待两位新女婿”,并蔑视三个儿子娶的妻子——分别是盐商的女儿、银行家的女儿和地税局局长的女儿。

国王对伯爵的冷淡无疑让他担忧自己的前途,而这时爱米莉却沉浸在对理想配偶的幻想里,伯爵“就不由得更加浑身哆嗦起来”。国王逝世,伯爵更知前途未卜,于是煞费苦心地拉来一个个求婚者。骄傲的爱米莉以各种理由拒绝,并在社交界的崇拜中更加自信,伯爵“终于发觉了他最心爱的女儿在全家的疼爱中被宠坏到什么地步,可惜已为时太晚”。更让他痛心的不仅是女儿完全听不进自己的忠告,更是她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而对亲情表现得淡漠:“……以致他过了好久才发觉女儿很少爱抚他,每次爱抚总带着勉强让步的神气,就像一些儿童对母亲显露出这样的脸色:‘赶快亲亲我,好让我去玩。’”当他决定和女儿好好谈谈时,爱米莉的动作让人陌生而恐惧:她“带着一个轻佻女人自信一举一动都可得人宠爱的神态,而丝毫没有那种骨肉之间的温情”。

这次谈话,父女订立了契约,伯爵答应把选择权交给爱米莉自己;伯爵的视角和影响力再次集中出现,是在爱米莉和马克西米利安坠入爱河后,他关照爱米莉问清楚后者的家庭出身。当伯爵怀疑马克西米利安是纱、布买卖公司的人员而非隆格维尔家族的人时,舅公为后者担保,伯爵于是对此放心,此后伯爵的视角基本消失。

(二)爱米莉视角

爱米莉所受教育,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人间喜剧》中贵族家庭女性教育的普遍模式:“人们小心翼翼使出各种办法,一批又一批地生产出好看的“社会花瓶”,绝对赏心悦目,无毒无害,却空空洞洞,甚至到晕头晕脑的地步,不仅没有任何的独特性——这一点当然不言而喻,甚至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的自主性,本质上说就是不健全,统一盖着同样的印章——小心易碎。”爱米莉确是一“花瓶”,她身材、容貌美好,可以熟练地使用各种神态、动作来吸引、拒绝和玩弄别人,又具有绘画、语言、音乐等各才能。她的骄傲——很可能主要是母亲培养出来的——使她对配偶提出严苛的标准,其中包括出身、性情、相貌等等。

沉浸在旧贵族的婚姻理想中的爱米莉,和因伯爵的新政治观念而引入家庭的新兴资产阶级因素,成了两套对立的逻辑。在对立中爱米莉丝毫不认为自己有错,她不惮对姐姐说出自己的心愿;当她得到的是嘲讽时,她只会加强自己的骄傲。母亲的支持可能助长了她这一思想感情。而吊诡的是,爱米莉同时也在幻想的母女对立中建构自怜,激发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一般出身于阀阅世家的青年女子……她们总以为母亲上了四、五十岁年纪,再也不能同情她们年轻的心,再也不能了解她们丰富的幻想。她们凭着想象,以为大部分母亲都妒忌女儿,都和女儿争艳斗胜……女儿们因此就时常暗暗流泪,默默地反抗所谓母亲的专横。在这种由幻想产生而弄假成真的哀怨中,女儿为自己制造了人生的憧憬,预卜自己有无限美好的将来;她们把梦幻当作现实,在长期的幽思默想中,暗中决定将来她们的爱情只能够献给具备这种或那种长处的男子;她们在想象中描画了一个意中人,她们未来的夫婿无论如何一定要和这个意中人相似。”

这解释了爱米莉对马克西米利安几乎毫无保留的爱。马克西米利安完全符合她的标准——即便她对其是否为贵族并不十分确认。当父亲向她提议询问马克西米利安的出身时,她其实比父亲更在意这一点,以致在开口询问前上演了一段可笑的心理纠结。及至最后爱米莉错失美好爱情,这一悲剧的根源都是前述家庭教育埋下的——类似纪尧姆家庭在奥古思婷心底培育的宗教情感。

类似在《猫打球商店》中所做的,巴尔扎克事先在一次特定对话中暴露了爱米莉所受家庭教育在她身上埋藏的悲剧性:

“有一次德·封丹纳小姐被克拉拉所挑逗,很不谨慎地说出了一些反对平民阶级的话,事后自己懊悔不已。
‘小姐,’美丽的克拉拉对她说,‘我时常听见马克西米利安说起您,因为我爱他的缘故,我一直非常想认识您,而想认识您不正是爱您吗?’
‘我亲爱的克拉拉,我对那些非贵族阶级说了这样的话,真怕得罪了您。’
‘哦!放心吧。今天这一类的讨论是没有目标的。至于我,这些牵涉不到我,我和这个问题没关系。’”

可见,类似于奥古思婷,爱米莉一方面认为家人不理解她的爱情理想,另一方面又是在家庭赋予她的观念之下展开对爱情的追求,造成了撕裂,酿成爱情的挫败。

三、总结

《猫打球商店》、《苏镇舞会》是两则“爱情——家庭”故事。前者着重展现了女主角奥古思婷的爱情悲剧,从个人与家庭的复杂关系中可窥见悲剧之产生的端倪,其中奥古思婷与父母的矛盾成为她的爱情悲剧在家庭场域中得以展现的标志;《苏镇舞会》架构更大,分别从父、女双方视角梳理家庭矛盾,我们得以发现事情的不同面向,进而窥探人物的不同内心世界。这些不同的世界产生交响,构成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壮阔画面;本文若能通过“家庭矛盾”这一切入口,提示读者透过画面的纷繁,体察巴尔扎克深刻的“人学”思想,即算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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