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暖還寒:沈從文的自信與憂懼——讀《沈從文家書》

事了扶伊去
2018-04-14 04:54:38

乍暖還寒:沈從文的自信與憂懼

2016-10-26 23:29 星期三

1978年3月,在胡喬木建議下,沈從文從北京歷史博物館調入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繼續編撰曾由周恩來支持的《中國服飾資料》工作。因為服裝史文字稿年內必須全部發排,工作緊張,院部領導對其工作非常關懷支持,10月6日在友誼賓館安排了兩間工作室。此時沈從文情緒很好,精神也好。《服裝研究》經過三個月的突擊,於1979年1月10日全部交稿。

  1978年3月13日沈從文給兒子沈虎雛信中提到法國中學的中文教師,必考四本書及格,即過關,且為終身職,其中就有自己的《春燈集》。此事沈從文覺得實在是意外事。所以勸兒子萬不必和別人說,“因為這一類消息,照例在國內是理應封鎖的,絕不會見於什麼消息上的(我若是黨員就不同了)。我也無資格知道,因為這不合上面需要。”連襟周有光說這對沈大有好處。但是沈從文從各方面設想,“卻只增加憂懼恐怖負擔,別無什麼意義。因為人若在國外,如此情形,則回來必大受歡迎,但人在國內,只能沉沉默默。”國外日本有人翻譯他的書,美國出版新書中特別一章也提到他,“我不僅不覺得什麼高興,反而還擔著一分心。因為國內有意把魯抬舉得極高,四人幫在朝時,近於盡全力鼓勵全國各大學文學系分注《野草》,四人幫打倒後,也並未否定此權威。”當時政協開會,書店最先出售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海外消息稱法國提二人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沈從文認為法國選自己作品為中文參考屬於作品本身有可取處,但向瑞典提名巴金茅盾,則明顯出於政治上左派關係多些,“我那宜於攪入這種是是非非鬥爭中?因此聽到這些一星半點的消息,除了身懷杞憂,別無意義。”

  沈從文對自己的作品一直是自信的,他初到北京時還不懂標點符號,但不到七年,就出版約四十個習作冊子,且轉到大學去教這一行。在1934年1月18日致張兆和的信中提到自己想印選集,“因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說句公平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的久,播得遠。我沒有方法拒絕。我不驕傲,可是我的選集的印行,卻可以使些讀者對於我作品取精摘優得到一個印象。”沈從文估計選集應當有購者,同時有十萬讀者。【1934年《人間世》雜誌刊登諸多作家《我所愛讀的書籍》中,老舍和周作人都有推薦《從文自傳》。沈從文列了自己所作的兩本書:《神巫之愛》和《邊城》,沈從文談到《神巫之愛》時說:文章寫的還聰明。作品中有我個人的幻想。四年前寫來十分從容。現在要寫也寫不出了。說《邊城》:文章寫得還親切。作品中有我個人的憂愁。這作品是一九三三年寫的。這一年很值得紀念。我死了母親,結了婚,寫了這樣一本書。(此則資料來自周立民:那年的書單)】49前夕,郭沫若發表《斥反動文藝》,沈從文首當其衝被定為“桃紅色作家”,“一直有意識作為反動派而活着”,“做文字上的裸體畫,甚至寫文字上的春宮。”,文中號召讀者“和這些人的文字絕緣,不讀他們的文字,並勸朋友不讀。”沈從文突遭經暴風驟雨,無從遮蔽,以致神經崩毀,他在作品《綠魘》書邊寫: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後被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接到清華園調養,但因為“寫的全是要不得的”的沈從文,在給張兆和的信中,他寫道:“這裡大家招待我,如活祭,各按情分領受真應了佛家所謂因果緣法。”他認為自己“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絕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想,我應當那麼休息了”。3月28日,沈從文病中尋求解脫自殺,獲救後被送入精神病院。在讀到新時代新人作品時,沈從文意識到延安文藝座談記錄的歷史文件將決定近五十年作家與國家新的關係,“文學必然和宣傳而為一,方能具教育多數意義和效果。比起個人自由主義的用筆方式說來,白羽實有貢獻,對人民教育意義上,實有貢獻。把我過去對於文學觀點完全摧毀了。無保留的摧毀了。擱筆是必然的,必須的。”1949年8月,沈從文由北京大學轉至北平歷史博物館,他不再用筆,“避嫌讓路”,開始在文壇長達近三十年消失沉默。

  沈從文自認生命中有一種十分謙虛,又十分自信的情緒在生長。1953年,毛澤東在懷仁堂鼓勵沈從文再寫幾年小說,他只是笑笑;1958年中宣部長周揚提議他做北京市文聯主席,沈從文表態道:“我是個拿不上台盤的人,不能幹這個大事,還是作個博物館說明員好”。雖如此,沉默年代的沈從文也曾試圖寫些什麼,1956年12月10日致張兆和“照情形看,要寫,稍稍回頭寫五四以來事,抗日時事,專為學生及中級幹部看,中學教員看,比《春》,《秋》,《家》相似而不同題材,寫社會會比較容易下筆,也比較容易成為百萬讀者發生興趣的東西。因此我想寫四嫂所談故事,易成功,有十分之八成功。如照趙樹理寫農村,農村幹部不要看,學生更不希望看。有三分之一是鄉村合作諸名詞,累人的很!”他把自己和趙樹理比較,“我每晚除看《三里灣》,也看看《湘行散記》,覺得《湘行散記》作者究竟還是一個會寫文章的作者。這麼一支好手筆,聽他隱姓埋名,真不是個辦法。但是用什麼辦法就會讓他再來舞動手中一隻筆?簡直是一種謎,不大好猜,可惜可惜。”時代並未讓他如願,當時不少搞文學的熟人,都成了一時紅人,來去什麼都坐飛機,出國即作貴賓,生活過得極好。而他“每天不亮即去天安門,在電車上捧個烤白薯暖手。”情況雖然如此不同,沈從文一點不羨慕,絲毫不在意。他去陳列室作說明,儘管在大變動中相當狼狽,然而和不少作家比,就還是幸運多了。因為不少熟人“家庭分散,子女各在天涯地角”,相形之下,在午門樓上陳列室作說明員,或钻庫房搞文物登記的沈從文日子雖比較寂寞,總還算托天保佑,能耐得住平凡,也換來了平安!

1979年初,沈從文和張兆和在蘇申杭寧轉了四十多天。在上海他見到了巴金,感慨巴金住的花園有一畝多空間,大草坪全是花,甚至茅房也比他的住處寬敞清爽得多。相形之下,雖然自己的工作條件雖像有了一些轉機,但服裝史交稿已近六月,還渺無消息。住處原本許可優先分配,但直到五月還在等。沈從文發愁校樣送來時,上千種圖紙無從攤開校對。5月14日致沈虎雛的信中寫道:“我缺少的正是在社會上層必須受的‘世故哲學’教育,許多人似乎稍學即通,一通即百事皆通,無往而不宜,我則越學越覺得它的虛偽,轉而成為半白痴低能狀態,亦無可奈何之事。只能接受現實,到死為止,生活中難望什麼真正轉機也。”但事情恰恰此時慢慢有了轉機。1979年6月7日沈從文家書中提到科學院文學所為五四以來有貢獻作家平反或翻案,簡報中有陳獨秀胡適之瞿秋白艾青等,沈從文也在其中,信中憤慨道“可惜太晚了點,而我的書也燒的太早,太徹底。一群搞現代文學研究的假權威,只知為黨權的人瞎捧,而把我貶的一文不值。國外印象卻正好相反。”9月17日信中提到美國哈佛大學金介甫研究他的作品獲得文學博士,自己在國內開始有一些平反氣息,沈從文仍心有不平,“事實上,我的一切作品五三年既已全部燒去(燒得未免太早,使我無法補救),照習慣,文學和政治一樣,又早由上而下排定了名次,照例是魯迅第一,郭第二,茅盾第三,老舍巴金冰心等等,我則四十歲左右習現代文學的人,早受幾本由黨員寫成的《現代中國學史》貶的一文不值,照這種排隊方式既久已深入人心,全國認識統一,所以這三十年改業不與人爭得失,生活過得十分寂寞,還是比較合理,也免了些意外災星。最有趣的,還是台灣方面,五三年即用明白法令禁止我的作品,已印未印的全部燒毀,且永遠不許再印再發表,倒像是歷史上少有的奇聞。似乎老蔣打敗仗,應當由我負責!逃到台灣還不放過我!”,沈從文對自己的平反不抱什麼現實希望,認為這一切既已成過去事,就儘管成為過去得了,歷史上有的是這類事。“我平素就不會和人爭得失,快活到八十歲,那裡還妄想從這方面得到什麼比較公平估價?就盡人照市價排隊,作為處理品看待,不另生枝節,我絕不會感到什麼不公平的。切擔心為我作品說公平話的人,將來會吃虧!”

  彼時,沈從文作品在國外日英法美受到的讚美,他曾致張兆和提到“作家中福將葉老和魯迅的弟弟”稱許他文字中有感情也有思想的,但這種狀況其實反而增加他在國內的憂懼和無形壓力,“因為國家花了以億計搞的宣傳,用各國文字出版了上千萬冊大小書,還得不到所預期效果。外國卻把我早已在國內燒去的一些舊作,作為專題研究,認真對待。”所以在1979年10月20日致沈虎雛信中,沈從文勸子女們對此保持緘默,萬萬不要什麼報上恭維幾句話,即以為是應得的公道,相反胡罵一陣,又即受不了。為人這麼天真是不成的。“周總理若在,或會得到保護,總理一死,主持宣傳的大員,那能容許繼續有這種事發生?”“應當明白,我們是活在文化大革命混亂了十多年的國家,許多萬老革命還無緣無故忽然死去了,又還有以百萬計的在大混亂中火線黨員,當前或明天還是既得利益階層,和某些利益有共同處,學會了種種打擊人的新技術。若不萬分謹慎,出了事故,還莫名其妙。所以務必實事求是,把我看成一個並非什麼大不了人物,事實上應說是個十分庸俗普通人物,才可免去意外災星。名過其實,即易招奇災,這事應當認真好好告之佩為是。萬萬疏忽不得!稍一過估我的作用,在另一時,將會不可避免受不可思議衝擊。必須十分謙退做人,實事求是處事,才能得到安定。”接下來文代會有熟人對沈從文鳴不平,提了些問題,沈從文還是表示憂懼,因為這種幫助對他而言只增杞優,別無意義,反而極容易使某些自以為是,永遠正確的文化官,心增憤怒,使其工作增加困難,以至於無從繼續,亦复可能。1979年11月15日信中道:“不懂內情的,總以為我為什麼不再寫點什麼。其實我即或再認真努力,還是意義不多。因為任何人都明白絕不會盡一個黨外人的成績,超過黨中所承認為尖子的成績的。因為這卅年一切為人做的事,遠比寫十來本小說還重要,可是卻得到相反結果,反而不如一些人用阿諛逢迎的方式,十分簡單即爬得高高的。”

  沈從文對國內罵他五十年的一些僱傭批評家,只感到悲憫,沉默接受這種現實,他也不希望在國內的老同行舊同事為他說公道話,捲入爭奪漩渦。在1980年1月27日致沈虎雛:“我本來早就料想到,我的一切作品在另一時可能會付之一炬的,可料不到逃到台灣的一群文化官還放不過我!可以說是歷史少有的奇聞。但是我還是活下來了。絕不和人爭什麼是非得失。我用筆的理想,本來並不希望在國內和官高位重的任何人計較什麼,卻也料定他們那些作品,被自己人有意吹捧推崇的再高,拿出去卻不抵事。我的理想只是作品能如契科夫那樣,在蘇修不會有什麼讀者,但在世界上卻將長遠有少數讀者,就得了。我也絕不會因為國外還有讀者,就得意忘形。正相反,反而只感到重重憂慮和痛苦。”

  當時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以及香港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極力推崇沈從文,兩部書都說他是夾在兩大陣營中的犧牲者,但這些讓沈從文反而多一份擔心。1980年6月25日致沈虎雛:“因為這裡教現代文學的是一面倒了卅年,教材中照例把我當成反面人物提提,或索性一字不提的。事實上四十多歲的教師,就根本不讀過我的作品!希望落井下石的,老熟人中也正大有其人!如丁老太太,事實上罵的極可笑,為了自保!我不回答她,讓她罵好。事實上明眼人全知道的!”(丁玲在當年詩刊上指沈從文為“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雖然這時自己的作品國內許可研究,有關方面也指示“現代文學史應以作品成就為重,不宜當成政治運動史來寫。”但沈從文卻不抱什麼現實幻想,“即或如此,總不會即動搖照政治地位排隊方式官定某人列某號的程序,因為若真的從作品成就及其影響而言,許多文化官,事實上並無甚麼作品,恐排不上隊的。如此一來,這些官將居於何地?”沈從文還擔心研究自己作品的年青人會得罪什麼據勢當權人,而打破飯碗,或劃成什麼“新右派”!所以希望最好倒還是少有人為他說話,少憂心忡忡。

  1980年10月,沈從文應傅漢思邀與張兆和同赴美國,到15所大學訪問,做過23次演講。哈佛,斯坦福,哥倫比亞,伯克萊等大學掀起一股沈從文熱。哥倫比亞大學演講海報上稱沈從文為“中國當代最偉大的在世作家。”

  1983年2月上旬沈從文寫信給大姐沈岳錕,提到他毀去已三十多年的舊作,開始有機會重印。雖印行,但沈從文卻不抱什麼現實幻想,他認為自己作品重印,只能說是還有些些點綴作用,即或寫得再好,照習慣也不會讓他超過有功於黨的黨員作家,但還算得夠幸運了。信中提到丁玲,“因為同時還有的名高官大的“作家”,作品盡有的是特別機會,印得又多又好,讀者還是不買帳的。你熟悉的某老太婆便是一個例子。官即或再大,位置即或再高,手下又有的是阿諛逢迎的親信,讀者若不認可,還是不大頂事的。內部也不怎麼得人心的。翻譯出去,效果並不甚好。她不明白,在美國,人家對她發生興趣,還多虧的是我那兩本書起的宣傳作用。沒有我那些稱道她的作品,內部即再為之宣傳,也效果不大的。因為總覺得我舉得她不夠高,因此一有機會,總還得罵我幾句。我總是盡她作點“小手腳”,不加理會,到死為止。懂得原因的還大有其人,不作理會倒正好反映出她的為人。”對於以吃魯迅做了文化官的批評家說魯迅曾稱讚過他,沈從文只覺得十分可笑,“事實上我哪會以受到魯迅稱讚而自得?他生前稱讚了不少人,也亂罵過不少人,一切都以自己私人愛憎為中心。我倒覺得最幸運處,是一生從不曾和他發生關係,極好。卻絲毫不曾感覺到得到他的稱讚為榮!”信中沈從文也提到《中國服飾研究》準備在香港重印,“倒很像本還有意義,有分量的圖書!”

  在給大姐的信中,沈從文回憶自己初來北京的情形:我始終還記得初到北京拍你住處大門,見到真一問我“來做什麼?”我告訴他“來讀書”時,你們大笑情形。可料不到只過五年,我就去大學教書,且一直教了廿多年,才改到博物館工作,熟人已極少明白我的去處,大多以我早死去了。不意這三十年還活得比解放前還安定得多,一個不聲不響,又做了不少工作,成了本行比較站得住的“里手”!去年回到州上和縣里,以及在日本美國,你若看到那種對我工作表示的深厚熱情,你一定會異常高興!

1985年,在胡耀邦的過問下,中央組織部行文按部長級待遇解決沈從文工資住房及其他方面的問題。1986年春,沈從文搬入新居,在這裡他度過生命最後的兩年。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因心髒病去世,臨終前他緊緊握住張兆和的手說:三姐,我對不起你。

0
0

查看更多豆瓣高分好书

回应(0)

添加回应

沈从文家书的更多书评

推荐沈从文家书的豆列

了解更多图书信息

豆瓣
免费下载 iOS / Android 版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