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间词话》未刊稿浅谈情理

笨宝宝好
2018-04-13 17:57:15

“情理”是两个字,在“合情合理”、“不合情理”、“情理之中”这些词里,情理往往被当成同一种意思。在这之外,还存在着“合情不合理”、“合理不合情”这种情与理分开讨论的情况,但这很不符合我们和稀泥的传统文化。我们强调“知行合一”,可现代脑神经科学发现,人是被情绪支配的,根本就不可能知行合一。不是说普通人做不到,所谓的圣贤同样做不到。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删稿中有一条: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怒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出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如何耶?

先不说王国维这个推论的逻辑对不对,只说他的结论: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意思是艳词可以写,但不要写那些轻薄的话。王国维举了龚定庵的例子,龚定庵就是龚自珍。龚自珍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天高云淡诗兴大发出去闲逛,碰上一个美女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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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是两个字,在“合情合理”、“不合情理”、“情理之中”这些词里,情理往往被当成同一种意思。在这之外,还存在着“合情不合理”、“合理不合情”这种情与理分开讨论的情况,但这很不符合我们和稀泥的传统文化。我们强调“知行合一”,可现代脑神经科学发现,人是被情绪支配的,根本就不可能知行合一。不是说普通人做不到,所谓的圣贤同样做不到。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删稿中有一条: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怒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出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如何耶?

先不说王国维这个推论的逻辑对不对,只说他的结论: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意思是艳词可以写,但不要写那些轻薄的话。王国维举了龚定庵的例子,龚定庵就是龚自珍。龚自珍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天高云淡诗兴大发出去闲逛,碰上一个美女问我干嘛去,我就说出去找春天专门为你又回来。王国维认为字里行间透着这人“凉薄无行”,如果我们单论后两句,简单从字面看,确实很轻佻,就像现在年轻人撩妹:“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这一类肉麻的小聪明。然而真是这样吗?

龚自珍最有名的一首诗是《己亥杂诗》中的一首:“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后两句是名句,通俗解释是“落花不忘养育之恩,宁愿化作春泥来回报滋养树根。”纯属扯淡,但很符合儒家伦理。也可以解释为“诗人以落花自喻,虽然仕途终止,但依然可以回乡教育下一代。”伟光正,比较接近诗人的意图。这两句诗其实包含着佛教随缘、无我的思想,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思想的具体表达。龚自珍48岁辞官,如果“其人凉薄无行”,那为什么不在官场苟且,反而去追求“诗和远方”呢?体会到佛学对龚自珍的影响,再回过头来看被王国维瞧不起的那首诗,前三句有四个“偶”,强调了诗人安适随缘的状态,碰见一个美女问“干嘛去?”于是便说了一句恭维的话。这话说完之后发生了什么,诗人没说。王国维认为这人见色起意,太轻佻。他没有体会到诗人想表达的核心思想。诗人偶然遇到美女相问,便说一句话让美女开心一下,诗人用四个“偶”说明自己的无所求。一句话就能让别人开心一下,何乐而不为呢?

这就让人联想到禅宗的一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游方,遇到一条河,有一女子想过不敢过,老和尚便主动背着女子趟过河,然后放下女子,和小和尚继续赶路。路上小和尚想不通师父怎么敢背一女子过河?一路走一路想,最后忍不住了,对老和尚说:“师父,你犯戒了,怎么能背女人?”老和尚呵呵一笑:“我早把女人放下了,而你还背着。”龚自珍的那首诗中,就像这个老和尚一样,老和尚把女子背过河就放下,龚自珍说完那句恭维话就走开。这当然不是什么撩完就走的佛系撩妹,那龚自珍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件事写在诗里呢?一句肉麻的小聪明当然不值得写进诗里。我们平时说那些违心的话要么是迫于某种压力,要么是有所图谋,总之我们不会无端的放低自己的身段去迎合别人。然而龚自珍有一天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在没有地位压力也没有任何企图的情况下放低姿态说了一句迎合别人的话,双方心知肚明事实绝非如此,但不管是佳人还是诗人,心情因此都很愉快。这才是龚自珍写诗的原因,也是他想要表达的情绪。

王国维没看到这一点,为什么?王国维认为诗人说了一句假话,所以显得轻佻,诗没了品格。但作为当时学贯中西的大儒,怎么就体会不到龚自珍背后的深意呢?大胆推测,王国维是先看不上龚自珍这个人,看到龚自珍的诗也就不愿意往深了去理解。不光看不上,逮着机会还要损一损。至于为什么王国维看不上龚自珍,那就很难说得清了。

王国维《人间词话》未刊稿中还有一条:

友沈昕伯自巴黎寄余蝶恋花一阙云:“帘外东风随燕到。春色东来,循我来时道。一霎围场生绿草,归迟却怨春来早。锦绣一城春水绕。庭院笙歌,行乐多年少。著意来开孤客抱,不知名字闲花鸟。”此词当在晏氏父子间,南宋人不能道也。

这么一首词,王国维认为水平介于晏殊和晏几道之间,并且说南宋的词人写不出来这样的。把这首词读十遍,也看不出来到底高明在什么地方,离晏氏父子的水平差得太远了。王国维为什么会对这么一首词产生这么高的评价?原因大概有两点:一,作者是王国维的友人沈昕伯;二,词是从巴黎寄来的。在任何一个时代,像王国维这种有道德洁癖的人都是没什么朋友的,有一个朋友从巴黎给自己寄来一阙词,比我们现在收到海淘回来的快递不知道要激动多少。心情高兴,所以觉得这词也是非凡之作。这是典型的情绪控制了理性。

“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怒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解读,并不是都像王国维以为的大家都是一种观后感。即使是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古代社会,也会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现状,甚至是读者性别,对小说中的角色产生不同的好恶。

现在流行对作品进行评论分析时不考虑作者,但不管考不考虑作者,人都是情绪的动物,都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理性。即使知道再多的理论也没有用,理性常常受到情绪的支配。只是有时候情绪多一些,有时候理性多一些。这就是为什么鲁迅是大师,即使再过500年,鲁迅也依然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灯塔,因为鲁迅总是很冷静,作品强调以理服人。茅盾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因为他的作品中革命情绪盖过了理性,作品中的世界失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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