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史 中国国民党史 评价人数不足

“内外交困”的中国国民党 如何浴火重生东山再起

小编廖廖
2018-04-13 13:53:56

总序

茅家琦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李云汉在其《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的几个层面》一文中,对包括海峡两岸学者在内的研究成果及出版状况作了详细的评介。他说,“通论性党史著述,为数当在50种以上”,其中“体系完整,内容充实,足资代表某一时代、地域或特别方面”,而又常见的,有30种。有关国民党党史专论性著作,包括阶段性、地区性、专题性以及有关党史人物的传记等一共列举了28种。各种论文集有36种,所收学术论文总数在300篇以上。

在如此众多的专著中,我们认为,属于通论性质、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只有4种,即—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初版于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计1262页;1938年商务印书馆再版,197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第3版,计1120页;1960年中华书局版,计1686页。

张其昀:《党史概要》,1951—1955年先后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分册出版;1979年3月增订3版,增加《补编》一册,共计2148页。

罗家伦:《七十年来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1964年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计171页。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1993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计324页。

此外,李云汉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的、在大陆出版的主要专著还有以下7种—

李友仁、郭传玺主编: 《中国国民党简史》,1988年北京档案出版社出版,计404页。

萧效钦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89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计364页。

宋春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计669页。

苗建寅主编:《中国国民党史》,1990年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计707页。

彦奇、张同新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199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计794页。

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编: 《中国国民党史》,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计788页。

马尚斌等著:《中国国民党史纲》,1992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计516页。

不少专论性著述内容丰富、见解深刻,对研究中国国民党史很有贡献,但写到李登辉上台以后国民党历史变化情况的却很少。台湾方面出版的4本,详古略今现象亦极明显。

海外学者对中国国民党史有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很多,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一部全面系统论述中国国民党历史的外文著作问世。海外学者主要从事国民党人的传记、国民党历史上重大事件的专题性研究。据李云汉统计,用外文撰写的孙中山传记在50种以上,蒋介石传记亦在30种以上,此外对黄兴、汪精卫、宋教仁、戴季陶、冯玉祥、廖仲恺、胡汉民等人亦有多种研究成果发表。 近年来,亦有蒋经国传记问世。

阅读已经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以及众多的有关国民党的著作与论文,我们有两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国民党人撰写的国民党史受到主观感情支配的较多,严肃的学术性著作较少。

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张其昀的《党史概要》、罗家伦的《七十年来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都属于“官书”性质,为中国国民党政治服务的目的殆无疑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到了日本,在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国民党没有统一号令,党员不服从党魁统一指挥所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对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孙中山提出两点要求:第一,党员要“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第二,党员入党时不仅要宣誓,而且要在誓词上签名、“捺手印”,表示誓不反悔。当时黄兴、谭人凤等人对“附从孙中山”一词有不同看法,又认为签名后还要捺手印,近乎侮辱,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已出版的国民党史著作对孙中山的这些措施都予以肯定,或予以同情和理解,认为“孙中山重新树起了一面革命的大旗,成为凝聚一部分革命力量的中心”“他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为发动第三次革命东奔西走,一片苦心,逐渐为大家所理解”。对“附从孙先生”“捺手印”两点实际上是肯定的。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对此事有一段评论,他说: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这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

其实正如卢梭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革命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一九○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五千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

在台湾学术界,也有人把对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评价拔高到“神化”的地步。汪荣祖、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一书批评了这种现象。书中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台湾大学叶庆炳写的《生活在伟人光辉里》,发表于1978年4月5日台湾的《联合报》。其中有云:

三年前的四月五日午夜,蒋公离我们而去。那时刻,台北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疾雷骤雨,声势令人惊悸。平时我读古人传记,常常发现当一位伟人溘然长逝,自然界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异。从前我总认为这种神话式的记载,目的无非在渲染伟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伟人,有人编织了伟人临终时的神话;也由于崇拜伟人,大家愿意相信这种神话。于是,神话也成了历史。可是, 自从我亲身经历了蒋公逝世那夜的突发性疾雷骤雨,我不敢再坚持我以前的看法。

另一个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江应龙写的《蒋总统是神》,发表在1975年5月1日台湾的《幼师月刊》上,其中有云:

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尽管现在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仍然肯定:蒋总统

是神!

学术研究成了政治的附庸,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第二,视野不够放开,就事论事多,从中国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全局考虑问题不够。

以中国国民党的奋斗目标—政纲为例。 1894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当时,由满洲贵族做皇帝的封建专制政权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驱除鞑虏”就是驱除满洲贵族,废除专制政权;“创立合众政府”就是按美国模式建立民主共和政府。这显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提出的奋斗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与檀香山兴中会提出的奋斗目标相比,“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点没有改动,却增加了一条“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就是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论者肯定它是革命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对于“平均地权”一点,又认为是孙中山的预见。从就事论事的角度看,这种观点无疑是无懈可击的。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开,考虑晚清十多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演变,我们不得不承认,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同盟会的奋斗目标已经落后于形势发展的要求了。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清廷惨败;1898年以谋求政治现代化的戊戌变法运动又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镇压。但是,仅仅两年以后,慈禧太后却下令变法维新。新政时期改革维新的步伐远比戊戌运动的要求大得多:科举取士制度被废除了,新式学堂兴建了,商律颁布了,商部建立了,民营工商业得到扶植。绅商资产阶级力量得到发展。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从另一面推动了“君主立宪”思潮的发展。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决定预备立宪。 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形成一个颇有生气的立宪派。1909年各省咨议局先后成立,立宪派在地方上,特别是在江苏、湖南等省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一切说明,清末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态与1894—1898年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

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新政,是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虽然不少满洲贵族仍不甘心丧失权力,但至少可以说,大部分满洲贵族同意君主立宪。在这种形势下,再坚持“驱除鞑虏”,显然是不策略的。君主立宪不同于民主共和,但与封建帝制有原则区别。在当时,从封建帝制到君主立宪,显然是一个进步。实际上,立宪派是革命派反对专制政权的同盟军。在这种形势下,批判立宪派是失策的。民营经济是绅商立宪派的基础。在新政时期,近代民营经济和资产阶级刚刚得到初步发展,遽然提出“平均地权”来限制资产阶级的发展,既违背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得不到正在成长中的中国资产阶级—绅商和立宪派的拥护。

武昌起义是革命派发动的,但起义后各省宣布独立却是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完成的。但立宪派与革命派“同床异梦”,他们不拥护孙中山,却选中袁世凯。袁世凯是晚清时期新政的积极推动者。袁世凯上台是立宪派的胜利。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没有根据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提出符合实际的政治纲领,以团结、利用一切可以团结、利用的人士,包括绅商立宪派以及拥护立宪的满洲贵族,并给他们以实际利益。

放开视野,深入了解清朝末期政治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国民党的政纲—奋斗目标,将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第三,对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的评价较多,对他们思想理念的分析则较少。

已出版的国民党史著作对事件过程及人物评价着墨较多,但由于主观因素的干扰,评价分歧很大,而由于评价分歧,事件过程的叙述也随之详略有异;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思想理念的分析、综合、评判的工作却做得不够。

有人认为,政党史包括思想史、政治史与人物史三部分。政党的主义、理论之发展为思想史,政纲政策之实行为政治史,党员个人活动为人物史。一般而言,这种观点没有错。但是政党的主义、理论、政纲、政策等都是党员、特别是领导人物制定的。领导人物制定政党的主义、理论、政纲、政策,有他自己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国民党内长期实行并成为习惯的制度是“服从领袖”。领袖人物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国民党的政纲、政策形成过程中,在中国国民党日常活动及兴衰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深入了解中国国民党就必须深入研究它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理念特点的形成与变化及其思想根源。迄今所见到的台湾两岸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对孙中山、蒋介石思想理念的研究比较充分,但还需要深入;对蒋经国、李登辉思想理念的研究还停留在表面层次上。

撰写中国国民党史需要考虑下列几个理论问题。

第一,研究政党历史的基本指导思想。

人们考虑问题总有一个指导思想。历史学家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总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指导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界流行进化史观,进化论成为他们的指导思想。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殷海光大力提倡“科际史学”“引社会科学入史”,就是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思想研究历史。研究历史没有指导思想是不可思议的。

在中国国民党史研究领域内,台湾某些学者往往批评大陆学者遵循一种意识形态—阶级分析,即以阶级分析作为指导思想。凡是有“阶级分析”字样出现的著作,都斥之为“阶级框架”没有突破。但是,只要仔细分析他们的著作就可以发现,他们在反对大陆学者遵循一种意识形态的同时,也遵循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即与大陆学者相对立的意识形态—“反阶级分析”的意识形态。他们是以“反阶级分析”作为指导思想的。这种分歧本身不能说明需要不需要指导思想,只是说明要以哪种意识形态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国民党史研究中出现上述现象并不奇怪。中国国民党史研究涉及若干政治集团的利益,原本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特别是在近80年的历史中,国共两党长期的激烈斗争,又增加了这门学科的政治敏感性。中国共产党人相信唯物史观,中国国民党人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党,在学术上也就反对以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分歧就从这里产生。

我们认为研究历史需要有指导思想,我们又认为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是多层次的。最高层次的指导思想,即基本的指导思想应是“实事求是”。遵照“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进行历史研究,就是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按照史料反映的历史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真理,而不是对史料任意剪裁,以满足某些主观需要;对学者的批评冷静思考,可取者则吸收,不同观点可予解释,但不必纠缠。崇尚真实,也就能够昭示真理,给人们以新知,推动国家社会的进步。

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可以引入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作为指导思想。研究方法也应包括在指导思想的范围以内。作者的指导思想影响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而作为指导思想的某些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研究方法,都必须服从于基本的指导思想,即“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阶级分析为例,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利益,因此阶级分析适用于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阶级斗争观点及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早在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梯叶里(1795—1856)已经用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历史,并且将阶级关系归结为财产关系。他认为,各个阶级之间所以要进行斗争,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实际利益是互相冲突的。另一位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米涅(1796—1884)于1824年出版了《法国革命史》,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物质利益的冲突。基佐(1787—1874)也是法国复辟时期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对法国革命与英国革命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阶级斗争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人类的全部历史,法国大革命就是第三等级反对僧侣和贵族两个特权等级的斗争。以上所述都是史学史上的基本知识,因此,阶级分析方法完全适用于研究阶级社会历史。当然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也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绝对化,不能简单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但主张实事求是地运用阶级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

学术著作是科学研究成果的一种载体。科学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客观冷静地分析问题,切忌主观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政治感情的干扰。如果政治感情干扰了学术研究,那么就没有学术是非可言。我们曾经阅读过一本中国国民党党史的著作。在这部书中,作者对大陆学者批评中国国民党的论点,斥之为“歪曲历史”;对大陆学者肯定中国国民党的论点,又说成是“统战阴谋”。如此取舍,学术真理与谬误的标准何在?这是政治感情干扰学术是非的一例。

百年来,中国国民党的活动与中国各界同胞有密切关系,广大民众对中国国民党有各种各样的感情纠葛,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为严肃的学者在研究国民党史时必须服从理智,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史学研究如果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而受感情干扰,就无法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

第二,政党的定位及评析政党历史作用的角度。

政党在政治运作中处于什么地位?它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在几本书名为《中国国民党史》的著作中似乎未引起作者的重视与研究。我们认为这是研究中国国民党史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会有一个明确的研究思路和观察问题的角度。

先从政党是什么样的组织说起。我们提出三点意见。

首先,政党是由一群要求达到一个共同政治目标的人组成。这一群人或是某一阶级,或是某一阶层,或是某一团体,或是志同道合的一群民众。他们组成政党,目的是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政治目标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起来不外两大方面:一是通过参加政治选举,或是通过武装斗争,掌握国家政权;二是掌握国家政权以后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其次,政党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然要组织一个最高领导机构,即最高决策机构。这个机构除了确定最终目标及达到这个总目标的总政策外,还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决定为贯彻总目标和总政策在各个时期执行的“政纲”。

再次,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政党需要通过组织与纪律,形成一个稳定的、有一定规模的、有力量的战斗团队。

如果读者赞同以上三点分析,我们可以就此得出两点结论。

一是政党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一种工具,它不是政治目的。通过组织政党这种手段,集中力量,掌握政权。

二是政党掌握政权也不是组织政党的最终目的。政党掌握政权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进步,这才是组织政党的最终目标。

我们认为,这两点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孙中山创立兴中会的总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同盟会的四大政治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立兴中会、同盟会都是达到政治目标的手段。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是掌握政权;“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即是推动国家社会进步发展。因此,一个政党的成败得失,它的历史地位应该从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进步这一视角来分析。撰写一部中国国民党史当然要论及中国国民党自身的理论思想、政纲政策、党的各级组织及党员个人的实践活动等方面的发展演变、兴衰嬗替的规律,总结这些方面的经验教训。探讨这些规律,总结这些经验教训,都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国民党在推动中国国家社会进步发展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第三,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

要研究中国国民党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起了哪些作用,首先要明确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是什么,然后再衡量中国国民党在这些方面是作出业绩,还是有所损害,程度又如何。这样,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又成为衡量中国国民党历史功过的标准。

我们认为,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包括两个方面,即客体方面与主体方面。就客体方面说,国家社会发展进步包括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主权与民主政治的维护与发展、社会文化的进步以及生存环境的保护与改进;就主体方面说,即人类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包括文化思想、科学技术素质与水平的提高和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客体的发展进步与人自身的发展进步是密切联系的。社会历史是人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要人来实现,维护主权与发展民主政治、文化事业也要人去完成。人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论、理想创造历史的,人的文化思想、道德水平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这许多因素构成了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标志。

党派是治理国家社会的手段,研究政党的历史要从它是否推动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着眼,而不是狭隘地站在党派兴衰的立场上进行评议。

第四,关于“党史”与“国史”、“党史”与“革命史”的关系。

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如何?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就1949年以前的历史而论,有人主张“党史”即“国史”,也有人认为“党史”是“国史”的骨干。无疑,就编写一部中国国民党史而言,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党史”不是“国史”,这是十分明确的,也不能笼统地说“党史是国史的骨干”。关键的问题是要看这个政党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中国国民党在实施“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国家事务即是党的事务,研究这段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当然要研究在它的掌握下国家事务的得失、经验和教训;退台以后又实行“以党领政”,研究中国国民党退台以后的历史,当然要研究在它的统治下,台湾地方事务的得失、经验和教训。但是,在中国国民党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时期,如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国史”,难道也要写入中国国民党史吗?或者以中国国民党史为“国史”的骨干吗?大多数读者恐怕难以赞同这个观点。

“党史”与“革命史”的关系如何?这也是一个存在着模糊观念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张其昀奉蒋介石之命写了一部《党史概要》,又名《近八十年中国革命史》,在他看来,中国国民党史就是中国革命史。这个结论经不起推敲。中国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兴中会、同盟会举起反清革命旗帜,难道反清革命的组织就只是兴中会和同盟会一家吗?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难道就只有中华革命党一家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又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冷静地分析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在某些时期,国民党难道没有蜕变为阻碍中国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政党吗?中国国民党史不能自封为中国革命史。中国国民党史就是中国国民党史,中国革命史有更广泛的内容。

下面介绍一下本书的基本结构与主要论点。

一部国民党史应以国民党的兴衰嬗变为主线展开,但国民党的兴衰嬗变又与领导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本书将国民党的历史与其领导人的更替结合起来考虑,分为四编。

第一编: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

第二编:蒋介石与中国国民党;

第三编:败退台湾后,蒋介石、蒋经国与中国国民党;

第四编:李登辉与中国国民党。

在这四个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工作各有重点,因此本书各编的内容取舍也各有侧重。

第一编从兴中会成立到孙中山逝世。

无疑,在这一时期,孙中山主宰中国国民党。他发动了中国革命;他汲取西方政治理论,主张民主政治,提出了革命的理论纲领—三民主义;中华民国成立,他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成功,他尊重民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他的政治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他自封为党魁,并开始努力用武力统一全国。孙中山这种变化的思想根源不外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着的家长制思想。孙中山虽然批评国民党内很多人怀有家长制思想,但他自己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二是反清秘密会党的思想影响。孙中山加入天地会,并且是一个地区领袖。会党服从首领的传统自然给孙中山以巨大的影响。这种思想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孙中山身上产生了作用。他发动武装斗争统一全国,但是一直处于没有军队、没有根据地、没有足够经费的困境中,一直忙于策动地方武装,这与会党反清传统颇多相似之处。

“以俄为师”,国共合作,推动和加快了中国社会从地方军阀腐朽统治下解脱出来的进程。但是孙中山的进化论、互助论的思想理念与阶级斗争理论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这种矛盾也预示着国共合作是阶段性的。国共迟早要分裂,这是历史的必然。孙中山个人没有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他过早地逝世了,国共分裂在他死后发生。

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此后为摧毁地方军阀的腐朽统治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一切是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的巨大贡献。但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也具有很大的思想局限。

第二编从孙中山逝世后到蒋介石败退台湾。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致力于国民党内部斗争。他排斥异己,逐步取得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成为“一党专政”的独裁者。国民党控制的南京国民政府取得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成就,随后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这些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军事独裁统治以及白色恐怖的条件下进行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对国内外形势作出错误判断,坚持独裁,发动内战,终于溃退台湾。

蒋介石专制独裁思想的来源是多元的,其中包括封建帝王思想及其统治权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德、意法西斯主义,王阳明的“致良知”和“力行哲学”等。汪荣祖在《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一文中有一段很有意义的话:

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1936年3月26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 “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1921年岁暮, 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129页)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

第三编从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到1988年蒋经国病逝。

在兵败如山倒、众叛亲离的形势下,蒋介石从两种思想中寻求精神支柱。一是王阳明的力行哲学;二是体现在《荒漠甘泉》中的基督教的奋斗挣扎精神。《荒漠甘泉》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考门夫人撰写的,宋美龄将其译成中文。文章鼓励人们在艰难中奋斗,在困苦中挣扎。蒋经国在日记中还记有蒋介石阅读毛泽东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胡适在1951年5月31日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建议蒋介石多读一点中共近半年出版的书报,其中就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目的是要蒋介石善于作战略退却,即向毛泽东学习如何“保存军力待机破敌”问题。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虽然高叫“反攻大陆”,但实际上是把重点放在“建设台湾”上。这虽然与美国对台政策的压力有关,但和如何认识看待“战略退却”一事也不无关系。

在组织上,蒋介石通过改造国民党,消灭国民党内的异己派系,巩固了蒋介石及其儿子蒋经国对国民党的绝对统治以及国民党对整个台湾地区的一党统治。具体做法则是宣布全岛“戒严”,实行残酷的军事管制和白色恐怖。

在实行白色恐怖的同时,国民党在台湾进行了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在政治方面,逐步采取民主选举方式推行地方自治和“中央民意代表”的补选和增选。

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国民党在台湾实行计划式的自由经济方针与混合经济制度,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台湾地区人民大众生活水平。

与蒋介石的思想相比,蒋经国受到斯大林集权统治思想的影响更深。退台以后,他全面掌握情治单位,一手策划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同时,他又多次访美,逐步了解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在他统治台湾的后期,鉴于岛内外形势的冲击,他主动提出政治改革,宣布解严,开始了从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向政党政治的转变。

第四编从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国民党主席,写到陈水扁竞选“总统”成功,李登辉在国民党内一片抗议声中被迫辞职下台。离开国民党以后,李登辉继续伤害中国国民党。国民党在“立委”选举中又遭受重挫,失去最大在野党的地位。

李登辉是作为一匹黑马被蒋经国“钦定”为“副总统”的。从现有资料看,当时蒋经国一人独裁,他做出的决定,左右人员虽有不同意见,也不便明确反对。据《无愧—郝柏村的政治之旅》记:

提名李登辉为副总统,经国先生也问过郝柏村的看法。时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与李登辉往来不多,他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看法,李先生是个学者,是博士,信仰宗教,每年我请他吃个饭,觉得他蛮客气的。”

李登辉掌握国民党10年,集中精力做了一件事:推行“台独”路线。在国民党内打击“统派”,排斥异己,加强集权统治,最后“两国论”列入国民党的政策,使中国国民党蜕化为台湾中国国民党。在“政府”方面,则不断修改“中华民国宪法”,欲使台湾省蜕变为“一个主权国家”。

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李登辉曾述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他说:

1938年,我进入旧制的淡水中学就读。当时的中学教育, 已经有相当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当时,唯心论深植日本人心中,后来也以各种形态影响日本军人的精神。至今我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唯心论。我向来热衷研读日本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对我的影响很大……在1945年,也就是我22岁之前,台湾一直都在日本统治之下。我接受正统的日本式教育,当然也深受日本传统的影响。

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李登辉还说,他掌权以后,“每天面对急遽变化的国内外情势与错综复杂的政策选项,如何探求事象背后的真理,厘定事项的先后顺序”,作出“最有利的政策,实是最重要的课题”。为此,他研究了《易经》。他说:

易其实就是时间方程式,随时变化,不可执著。其有三义,即变易、简易、不易……简单来说,就是时间不断变化,万物事象也随之变动不居。但是,在这些变化无常的过程中,却仍有不变的真理和趋势可循。而要掌握这些不变的本质,来预测未来的变化,就必须有一颗诚实的心。

据上所述,人们就可以充分理解他上台后的种种表现。他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情结,使他在国民党内实行“个人独裁”,一人说了算数。虽然他继续推进蒋经国发动的“政治改革”,却将这个“改革”蜕化成为“党外民主”与“党内独裁”相结合的“二元怪胎”。他坚持“台独”道路,为达到“台独”这个“不变”的目的,他根据内外形势的演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充分玩弄了权术与手腕。在一段时期里,他的“假象”的确迷惑了一些观察家,但最终还是暴露了其本来面目。

2000年3月18日,台湾地区举行领导人选举。有50年执政历史、200多万党员、7000亿党产的中国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被只有14年建党历史和17万党员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击败,中国国民党成为台湾政坛上的在野党。接着,在2001年底“立委”选举中,由于李登辉成立“台湾团结联盟”,又激化族群矛盾,夺走一部分国民党的“本土票源”,使国民党处于困难境地;选举结果,国民党又失去了“立院”第一大党的地位。

1894年到2000年的106年间,中国国民党从革命小团体发展成执掌全国政权的大党,最终又成为台湾地区的在野党;从组建陆军军官学校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最后又遭受全军败覆、退踞海岛的惨重失败;从推动台湾地区经济政治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到失去台湾选民的支持。沧桑变化,自然引起历史学家们探讨国民党百年来致命弱点的兴趣。深入研究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很复杂的课题,下面我们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初步意见。

纵观中国国民党百年历史演变的全过程,学者不难发现,中国国民党最大失误在于党内没有民主,最高领导人独裁专制,乾纲独断。也就是说,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的帝王思想浸透中国国民党。乾纲独断,必然会在重大决策及人事安排上产生严重失误,甚者,最高领导人出于私意或小集团的利益,而出卖整个政党的利益。

中国同盟会是一个革命民主大同盟,它的领导人孙中山很有民主精神。根据众议,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是服从众议,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但是,上文已经说过,从组建中华革命党开始,国民党领导人乾纲独断,逐渐成为政治传统。蒋介石上台,在国民党内外实行独裁统治。 1948—1949年的大溃败,问题就出在“一党独裁”上。中国共产党正是高举“要和平,要民主;反内战,反独裁”的旗帜,把中国国民党赶到台湾的。

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蒋经国宣布全岛戒严,加强了独裁统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人用“天威难测”来形容蒋经国的统治,真是一针见血。“白色恐怖”,树敌太多,也使国民党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独裁统治,严重地伤害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制造并扩大了国民党的反对派。最高领导人独裁专制,也造成一大批唯唯诺诺、只知“服从领袖”的官员,他们失去了政治上的敏感和活力。蒋经国“钦点”李登辉,下属官员颇不赞同,但谁也不敢说“反对”。即使蒋经国征求若干“大老”的意见,他们也不会明确提出不同意见。

李登辉登上国民党主席的宝座,乾纲独断比之蒋经国时代有增无减。李登辉“翻云覆雨”,下属高官或习惯于“唯唯诺诺”,不敢揭露;或贪图个人一时利益,使李登辉巩固权力的措施连连得手。

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民意的多数属意国民党员赵少康,但李登辉无视众人意见,独自决定让黄大洲代表国民党竞选台北市长,逼使赵少康退出国民党成为新党的候选人。赵少康、黄大洲分别竞选,分散了国民党的票源。选举结果,赵少康得票40余万张,黄大洲得票30余万张,两人合计高达70余万张;而陈水扁得票60余万张,却赢得了台北市长的位置。李登辉独裁决策的目的就是让陈水扁当选,李登辉满意了,但国民党则失去了一方重镇。

2000年“总统”选举,李登辉又重复6年前玩弄的手腕。国民党广大党员及普遍民意是连战、宋楚瑜合作,但李登辉出于个人好恶,完全不考虑民众意见,逼走宋楚瑜,决定“连萧配”。宋楚瑜被迫另立门户。选举结果宋楚瑜获460多万张选票,连战获票不到300万张,两人合并则高达700多万张选票。但因李登辉的独裁决策,致使陈水扁以490多万张选票即占总票数的39. 3%,赢得了胜利。

李登辉的独裁专制使中国国民党输掉了在台湾的执政地位,而李登辉之所以能登上中国国民党主席的地位,有可能实施独裁专制,则又是蒋经国生前以独裁的方式“钦点”其为“副总统”从而成为他的“继任人”的结果。

除独裁专制以外,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丢掉执政地位,还有两个重要原因:李登辉的“黑金政治”与“台独”路线。

中国国民党的“金权政治”由来已久,到李登辉时代,“金权政治”又演变为“黑金政治”。国民党和黑道分子相互勾结、朋比为奸,各取所需,乌烟瘴气,导致党外民怨沸腾,党内军心涣散。

2000年3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说:

过去12年,国民党为了解决党内流派斗争,为了清算异己势力,把任何可以支持它的人都拣进篮子里来,与敌对的流派周旋,根本不顾其黑白。同时,当国民党机器逐渐失灵,为了能在一次次的选战中赢得胜选,以维持它的统治,乃一而再、再而三地靠地方上的黑金势力组织动员,使得黑金一跃而成为得力的桩脚。当初明知其不可,却因形势逼人而不得不从。选举中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只看选票,不看“案底”;今天开除了党籍,明天为了选票又恢复党籍。一陷再陷,终至不可自拔。

社论具体描述“黑金政治”的猖獗情况:

如今,台湾的黑道已经不是在摊贩夜市白吃白喝,而是在豪华餐厅与中央高官觥筹交错。他们的胃口大开,不再以鱼肉乡民为既足,而是在议会通过扭曲而利己的法则,或是胁迫主管官员,以图遂自己的私利。他们早已玩腻了“官兵捉强盗”的游戏,现在的场景是在议事厅,改由“强盗土匪质询警察官兵”。他们已经彻底改变了黑道的猥琐形象,不再闪闪躲躲,而是公然助选站台、公然接受访问、公然在当选后接受人民欢呼。南部某县流传一则笑话:国中小学生最怕成绩优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毕业时获颁“黑道县长议长奖”。台湾的黑道猖獗至斯,遍布社会各个阶层,我们怎能向上提升?怎能避免向下沉沦?

又据澳门《新华澳报》2000年9月7日刊载的台湾“刑事警察局”发布的资料显示,全台858名县市“议员”中,有28人被提报“流氓”,22人有暴力犯罪记录,237人有刑事前科,平均每3个县市议员就有1个是有“黑底”的。

李登辉放手搞“黑金政治”,使国民党腐败的步伐加快,严重地损害了国民党的形象;同时,他又公开攻击国民党,激化“族群矛盾”,诬蔑国民党为“外来政权”。

台湾人民厌恶“黑金政治”,但长期以来国民党以“统一”作号召,凝聚了广大民众。国民党面对的反对党是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广大选民追求岛内安定、海峡和平,“两害相权取其轻”,仍然选择国民党。及至李登辉把持国民党,推行“台独”路线,又公然抛出“两国论”,导致海峡形势紧张。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也指责李登辉是“麻烦制造者”。另一方面,民进党是“台独”党,但在竞选期间,陈水扁用各种包装掩饰其“台独”面目,提倡“清廉政治”,也迷惑了相当多的选民。形势已非常明显:选择国民党意味着选择“黑金政治”、选择“台独”;选择民进党意味着拒绝黑金政治,或可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陈水扁以微弱的相对多数票上了台。

所以,“黑金政治”与李登辉的“台独”路线,是导致国民党竞选失败的两个重要原因。

在政党政治的实践中,一个政党,或上台或下台,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从中国国民党自身的建设看,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却是一件重要的事。根据上面的分析,归纳我们的观点,结论是:百年老店,浴火重生,必须克服以上三大错误,并在党内实行民主、坚持统一路线、树立清廉形象。党内实行民主,才能团结、调动党内一切积极力量,才能制定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能吸引各个族群、广大民众的政治纲领;坚持统一路线,树立清廉形象,才能取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目前,中国国民党仍处在“内外交困”的境地,浴火重生,东山再起,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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