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书中,听到了大日本帝国精神崩溃的声音”

AOI
2018-04-12 20:45:45

不久前豆瓣上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终于出现了条目,不少同好奔走相告,感叹“有生之年”终于能看到这本传说中的著作,可喜可贺。多年以来,国内出版界对现当代日本思想家的推介一直处于迟滞的状态,与对欧美前沿学说的热心追捧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诸如《菊与刀》之流的类型化“知日”读物又大行其道,造成极为偏颇的印象,让想了解当代日本真实面貌的读者不得其门而入。此次商务印书馆引进这部重量级作品,可谓慧眼识珠。

在日本战后熠熠生辉的思想家群像中,丸山真男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位,甚至可以说 “如果不谈丸山真男,战后日本思想史就无从谈起”。他被称为“国民级思想家”、“战后民主主义旗手”,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日本大众最为熟悉的一位现代思想家,文章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著书列为大学生必读书目,被一代又一代学子诵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从战后初期开始他作为民主思想启蒙者和传播者的活跃,影响了诸多日本国民。尤其是他关于“超国家主义”的经典论述,至今仍被视为剖析日本军国主义最精辟的理论,也为战后日本人探索出了一条清算历史,走向民主的道路。同时,在上世纪60年代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大众斗争中,他作为日本知识分子的代表活跃在抗议的第一线,亲自实践了自己的民主信条,鼓舞了许多民众,也铭刻下那个思想还能产生力量的年代中光辉的一页。

从个人来说,受益于丸山真男也极多。在此之前,虽然也看过不少政治学原理之书,但是大都只限于理论知识的生搬硬套。一直读过丸山真男,才第一次看到一位学者如何将理论应用于现实判断的鲜活例子,才知道什么是和知识真正产生血肉联系。诚然,丸山并不是一位系统性特别强的学者,他的更多意义在于政治常识的启蒙。这种常识背后具备深厚的理论积累,然而难得的是,他能用一般大众也能明白的话说出来,因此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比如说,他说政治判断的标准在结果责任而非动机责任;说政治是相对不坏的选择而非最优选择,最优恰恰是较优的死敌;说政治活动是国民勉为其难但又有责任必须履行的义务,从这一意义上是一种“在家佛教”;说民 主主义是一种“永久革 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还有更多鲜活的例子表现在他对时事的判断中,这里就不一一举例了(比如收入本书中的《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遇到许多热点话题论争时,某些片段经常不由自主出现在脑海中。从某种意义来说,丸山对我而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启蒙人。

以下搬运简历。丸山真男于1914年出生于大阪,父亲是著名的政论记者、《大阪朝日新闻》的主笔丸山干治。自幼受到父亲以及父亲友人长谷川如是闲等人的影响,接受了自由主义的启蒙,学生时代又倾向于左翼思想,中学时曾因旁听长谷川如是闲的演讲被特高警察逮捕,之后长期作为被监视对象。1934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学习,1937年毕业后受恩师南原繁举荐作为法学部助手留校工作,后升为副教授。1944年应征入伍前往朝鲜平壤,后转入广岛陆军部,并在当地经历了原子弹爆炸。战后回到东京大学法学部复职,一直工作到1971年因病提早退休。1996年8月15日去世。

可以说,丸山真男的青春期是在日本近代最黑暗的时期度过,思想检查、被逮捕经验、军队生涯等,都让他对于军国主义的危害有深刻的切身体会,这也是他的学术研究注重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的重要原因。收入《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第一篇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是丸山最重要的代表作,也被公认为是战后正面反思法西斯思想的重要起点。该文在1946年岩波书店《世界》五月号甫一刊出即引起巨大反响,杂志迅速售罄,加印仍供不应求,许多人只能靠互借手抄传阅。《中央公论》战后二十年特辑(1964年10月号)评选“创造出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在由猪木正道、臼井吉见等评委选出的18篇论文中,《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选获得了第一名,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所谓的超国家主义(extreme nationalism)是指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国家权力超越技术中立的界限,渗透入道德、伦理等价值判断的领域,进而侵犯思想、言论自由,将举国人民拖入奴役的深渊。原本,近代的国民国家(nation state)是建立“中性国家”(Ein neutraler Staat)原理基础上的,即在真理、伦理道德等内容价值领域采取中立的立场,把价值判断完全交给其他社会集团(比如教会)乃至个人良心,从而将国家主权的基础奠定在纯粹作为形式的法律机构之上。国家并不是真理、价值的决定者,因此无权干涉属于私域的个人思想、言论自由等权利,这也是近代国家必须遵循政教分离原则的原因所在。然而日本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从没有表明过“中性国家”主权的技术性、中立的性格,而将内容价值的实体也列入统治依据之中。具体表现在“国体”对真善美等内容价值的占有。当内容实体的正当性被视为自身的合理依据所在,“国体”就可以自由侵入任一精神领域之中,不但学问和艺术难以独立,原本属于个体领域的思想、信仰自由的空间也将被不断被侵蚀乃至无法存在。在这里,丸山强调了个人的道德判断、思想自由独立于国家统御之外的必要性,以及个人对自身行为的应负起的责任,显然是来自近代启蒙运动所强调的个人“主体”独立宣言的回响。

今天熟悉西方政治理论的读者也许会觉得不足为奇,但是这样的声音在战后的日本发出却实属振聋发聩,让刚刚获得思想解禁的广大读者眼前豁然开朗,有读者甚至评论说“可以听到大日本帝国的精神开始崩溃的声音”。值得一提的是,丸山并非套用西方理论,而是从日本战时的现实状况出发,也是来自他自身对战争切身的痛彻体验,因此才唤起了日本国民的广泛共鸣。正所谓“主义”可以外来,“问题”却必须土产。

“超国家主义”一文的发表让丸山真男一举成名,奠定了他作为战后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然而他却听从南原繁劝告,没有在综合杂志发表太多作品,反而专注于学术研究,同时也积极探索将学术研究和学者的社会责任相结合的道路。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除了进一步深化对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的研究外,他着力的另一个重点在于政治学的“科学化”梳理。当时绝大部分日本人无法区分行政和政治的区别,丸山指出,行政是依照既定的法规不断重复进行的国家行为,而政治则是通过个别的决断形成新事物的状况。政治具有面向未来的可塑性,因此政治学不是单纯的对已然事物的考察,而是包含着本质判断,对应然的研究,需要发挥出人的主动性,亦是国民履行国家主权者职责的体现。另一方面,他又质疑那些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做法。西方政治学理论那些乍看抽象的文字,其实是建立在欧洲政治数百年的历史的基础之上,而日本的政治背后的国家根本建构和历史与欧洲完全不同,虽然立宪制多少可以算一个共通点,但制度背后的驱动力完全不同,因此光用抽象的理论不能有助于理解现实的政治动向。很多擅长理论、方法的政治学者在评论现实政治问题时,也只能提出一些常识性的见解,和没有“政治学”素养的政治记者几乎没有差别。这与其说是学者的能力有限,不如说是因为日本政治动态在根源上就缺少理性精神。一般群众对政治也并不关心,政治对他们而言也和赛马、推理小说一样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丸山不无讽刺地说,“一般认为,要理解我国的现实政治,读百卷政治学原理还不如了解统治阶层内部人际关系有效。事实也是如此。”(《作为科学的政治学》)

政治学作为政治的科学,固然必须以具体的政治现实作为媒介,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具体的政治势力直接结合,也不意味着成为派系斗争的手段。学者在考察现实的政治现象和种种政治意识形态时,必须以真理作为内面的价值导向。而如果要坚持真理的价值标准,那就需要有“禁欲”的态度。丸山又指出,“禁欲”之有意义首先应有欲望的存在为前提,与欲望的内部格斗越深刻,愈能显示出禁欲作为伦理的价值,而一开始就缺少欲望的不过是生理无能者。同时,对不可回避的现实视若无睹,不仅是自我欺骗,更会助长信奉胜者为王的骑墙主义在“客观”态度的名义下的扩散,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作为政治的科学研究者。他尤其批评了那些拿马克斯・韦伯关于学问的价值中立学说用作挡箭牌的“中间派”。韦伯在《社会科学认识的客观性》、《作为职业的学问》等文中,都犀利批判了将他的学说和那些在世界观的价值判断的旁观态度、自诩不同于左右两翼的“中间派”的立场相混淆的观点,而且要求学者应当表明各自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履行自己作为市民一员的义务。韦伯本人也具备强烈的行动实践的热情,恰恰是这一热情为他的价值中立学说注入了活力。丸山身上也具备韦伯这种既入世又自省的态度,从而使他的政治理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那些封闭于象牙塔的学究划出明确的一线之隔。学者将政治现实转化为理论建构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实践。就如同量子力学上说的观察者的观察行为改变观察结果一样,通过这一实践,学者实现了对政治现实的主体性参与,也将对现实进程产生影响。

此外,作为一位具有世界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关注日本政治的“民族性”病理问题的同时,丸山也将视野扩大到德国纳粹以及美国麦卡锡时代出现的法西斯倾向,并从中考察到“现代”社会本质中普遍潜藏的危险动向,许多观点和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不谋而合。在收入本书最后的《现代中的人与政治》这一名篇中,丸山引用米尔顿・迈耶《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一书中关于“两个世界”的经典论述,指出在日常生活麻痹于温水煮青蛙状态的市民对身边环境恶化钝感的危险性。在被害者、抵抗者的“真实”与迎合体制者、消极追随者的“真实”之间存在隔绝,这种隔绝既来自横向上不同群体间的信息断绝、言语不通,也来自纵向上个体的精神世界内外的隔绝。如果这种隔绝有机会在人们的印象内部产生交汇,那么尚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境地时的反抗,对多数人来说也更有可行性、也更容易。正因为印象无法相交,所以抵抗成为不可能。纳粹正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获取了权力。

不过,上述现象并非纳粹法西斯国家特有的问题,而是在技术化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陷入原子化、碎片化的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普遍挑战。就像消费者抵抗新广告的夸张宣传,容易转向老品牌一样,人有着对既定的“近似环境”的依存,无意识地选择自己偏好的信息回路,却自认为自己做出了公正的判断。无论是认定政治意识形态的“虚假”,对自我的实感和利害的自明性毫不存疑的内部居民,还是相反,将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理解为理所当然,从而揭发内部居民印象的虚伪的告发者,看似相反的二者在对事实进行单纯化处理的僵化思维上显示出惊人的高度一致。然而政治需要每日新的选择和决断,一切交付给意识形态的大义名分和自我常识是一种懒惰,丸山指出,知识分子多处于不同群体流动性的边缘,因此是沟通不同群体信息的最佳人选。在完全肯定和完全“无责任”的夹缝中,既以内部为媒介又以超越内部的局限为目标,正是“现代”赋予知识分子艰难而又光荣的使命。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重新理解丸山真男这位“迟到”的思想巨匠具有不一样的意义。除了思想内容之外,更值得借鉴的,无疑是在方法论意义上,如何将外来理论本土化,并在与现实结合中转化为自身血肉这一点上。曾经有研究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友人批评说日本学者的政治理论往往缺少西方式缜密的系统性和创新,但这种批评其实是没有看到这些理论面向大众的强烈现实指向性,也没有看到将理论活用于现实的勇气和创造性,而这些素质恰恰是标榜“专业”、“无欲”、“客观公正”的象牙塔学人最缺乏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丸山真男在五十多年前发出的警告依然没有失去时效。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前瞻性的兑现也正是时代的悲哀。

(首发于4月12日“检书”公众号,略有改动,删改部分为作者本人操作)

补充:

本文写于简体版《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发售之前,以日文版为底本,部分翻译用语与简体版不一致,特此说明。

另外关于“超国家主义”分析的其他两个重要论点:“无责任体系”和“压抑的转移”,有另文专述,可参见https://www.douban.com/note/648983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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