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迷雾中找不到未来方向的艰难之作

悠口悠心
2018-04-12 16:31:48

大一上学期在传播学的介绍课上第一次听到了拉斯韦尔的5W模式,曾惊讶于它极强的精准性和归纳性。经过了将近4年疏离传播理论、专注新闻实践的大学生活,在大四下学期末,我才终于第一次读起了拉斯韦尔的著作《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开篇看到5W,颇有一种遇见故知的感觉,即便此时我对它的印象已由最初的惊艳变成了“过时的线性结果导向型理论(linear effect-oriented approach)”。

令我吃惊的是,对于这个影响了整个传播学界几十年的5W模式,拉斯韦尔竟只是在首章一提,便不再讨论,称这本书的重点并非切分传播行为,而是把传播行为视为与整个社会过程相关的一个整体。

在第二章中,拉斯韦尔提出了本书的重要观点——传播的三个功能,分别是守望国家的外部环境、协调内部应对和传承文化。显然,拉斯韦尔的关注点在于传播的政治、社会整合和控制功能;从传播主体来讲完全忽略了人际间传播、小群体传播等,从传播功能来讲则忽视了传播的商业、娱乐等属性。

第三章是我认为没什么意义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生物社群的类比。我一直把这种类比归结于作者年代较早,当时社会科学并未完全在学术界立足,因此要和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学科扯上关系,强行社会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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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上学期在传播学的介绍课上第一次听到了拉斯韦尔的5W模式,曾惊讶于它极强的精准性和归纳性。经过了将近4年疏离传播理论、专注新闻实践的大学生活,在大四下学期末,我才终于第一次读起了拉斯韦尔的著作《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开篇看到5W,颇有一种遇见故知的感觉,即便此时我对它的印象已由最初的惊艳变成了“过时的线性结果导向型理论(linear effect-oriented approach)”。

令我吃惊的是,对于这个影响了整个传播学界几十年的5W模式,拉斯韦尔竟只是在首章一提,便不再讨论,称这本书的重点并非切分传播行为,而是把传播行为视为与整个社会过程相关的一个整体。

在第二章中,拉斯韦尔提出了本书的重要观点——传播的三个功能,分别是守望国家的外部环境、协调内部应对和传承文化。显然,拉斯韦尔的关注点在于传播的政治、社会整合和控制功能;从传播主体来讲完全忽略了人际间传播、小群体传播等,从传播功能来讲则忽视了传播的商业、娱乐等属性。

第三章是我认为没什么意义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生物社群的类比。我一直把这种类比归结于作者年代较早,当时社会科学并未完全在学术界立足,因此要和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学科扯上关系,强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显示自己的科学性和进步性。

第四章中,作者叙述了社会传播的大致过程:

乍一看好像有些道理,但其实这其中隐含了几个不算合理的预设。

1. 外交事务、外国新闻是最为重要的(不然为何消息的源头总是外交官和驻外记者呢?);

2. 中心不需要知道边陲的情况。

第一个预设中充满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特色“冷战思维”。国家间的博弈被当做最为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预设也只适用于国家间的交往,比如作为中心发达地区的美国不那么迫切地需要知道乌干达这种边陲小国的情况,而所有世界边缘的国家却都需要了解世界老大美苏的动向。然而这个预设并不很适用于国内的传播,毕竟国家内部各地发生的事情对于国家来说都不是小事。但显然,拉斯韦尔的第二个预设并不是关于国家间传播的论述,而是关于国内传播的论述,因此我认为没有太大道理。

总之,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型是单向的,强调处于上层中心地位的媒介对人观点、价值体系的的影响和塑造,而忽视了人对媒介可能的反作用。这个模型也有夸大媒体作用之嫌,比如外交官、发言人这种代表国家利益在外交中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与媒体记者编辑相提并论,非常奇怪。

在第五章中,拉斯韦尔似乎听到了我的评论,并回复了我-囧-。关于传播的方向,他认为会话(即人际交往中的传播)是典型的双向传播。这当然没问题,然而他进一步提出大众传播中的传播也是双向的,读者可以通过问卷等反馈自己的意见。

我觉得这种所谓双向是很牵强的。首先,问卷的发起人是媒体,问题设置也是由媒体做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priming effect:读者评价报刊的各种标准是由报刊本身制定的,这限制了读者评价报刊时思维的发散性,评价的过程本身可能让读者忘记其他重要指标,从而注意不到媒体存在的很多问题。其次,媒体的商业化属性又导致这种问卷的驱动力是商业利益最大化而非公共利益,调查的结果也或许仅限于娱乐新闻等受欢迎低品质信息在报刊中的增多,而无助于媒体更好地服务公共利益。最后,是否接受公众意见,接受哪一些意见,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等等都取决于媒体而非读者。因此,这种所谓双向的传播是非常之不平等的双向,甚至充其量只能算以5W模式中第五个W(with WHAT effect)为导向的effect analysis,归根结底服务的还是sender的利益。

第六章中,作者论述了人们价值观形成的过程,并称其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意识形态及其宣传塑形的。第七章接续第六章,论述了国家内意识形态和反意识形态间的斗争以及国家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即统治阶级对内压迫反意识形态者,用传播与国内受众建立联系,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在许多政策问题上强加限制;对外则屏蔽信息防止监视以及强化间谍活动。这简直就是在说我们当代中国啊!刘海龙认为拉斯韦尔之所以成为缺乏传承的卡里斯玛,很大的原因便是他对未来的错误预测,以及把研究建立在这种对“驻防国家(即军队本位的独裁国家)”的预测上。这真的是一个悲哀,因为对于在民主的康庄大道上奔跑的欧美来说,他的理论是无用的;而对于真正接近他的预测的国家来说,他的理论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凶器,而不能成为人民的武器,虽然刘海龙认为拉斯韦尔的本意是想研究如何避免这种“驻防国家”的结局。

让我搞不明白的是,在第七章最后,拉斯韦尔竟不忘把美国当时的反意识形态势力与癌症病毒类比了一下… …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个比喻是本书最大的败笔。本来比较中立的书就这样落下了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柄。

后几章不再赘述了。我认为本书的第八章已经有力地回应了学界认为拉斯韦尔不关注传播发生的环境这种评价;而第五章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关于他单向传播观点的批评。刘海龙说得很对,拉斯韦尔模式并不等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

另外,批评者如胡翼青以默顿的显功能(行动者的动机所指出的后果)、潜功能(行动者意图外的客观后果)这种试图为功能主义找到学术路径的理论为对比,批评拉斯韦尔以意识形态为服务目标的功能主义。胡认为默顿的麻醉理论等看到了传播的负面潜功能,而拉斯韦尔只看到传播进行国家意识形态整合的正面效果,即传播的社会控制效果。

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默顿的学说从某种角度讲是优于拉斯韦尔的,因为他创造性地发现了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颖方向;而拉斯韦尔只是固守“传播是传递”的古旧观念进行研究。但是我认为把拉斯韦尔说成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学者就有些过分了,我认为拉斯韦尔的理想是通过媒体的教导把人民变成公民(拉斯韦尔对公民的定义是“希望自己的想法与需求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人”),从而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其中的媒体,在拉斯韦尔的眼中,是会与人民进行双向沟通的。我认为由国家集中组织传播只是他对于“驻防国家”或其他独裁国家的传播模式的一种设想,而并非他希望看到的场景。

在本书的最后,拉斯韦尔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国:大众传播对人民进行高度等效启蒙,使普通人与专家和领导者的看法虽仍存在深度和细致度的差别,但大体方向上是一致的。这或许是在他所处的冷战时期,内部矛盾被尖锐的外部矛盾掩盖使他对国内环境做出的乐观预估吧,不过在社会各阶级间利益冲突尖锐的今天,这种大同社会终究还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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