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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读书会:过去,现在,未来

Stardust
2018-04-12 15:58:54

一、读书与读书会:一个人的狂欢与一群人的孤单?

常有人说“读书是件孤独的事”,孤独往往是读书人的注脚,因为那不仅意味着体力、意志力和不受干扰的环境,更包含着思想层面上的不可通约性——读书人之间的差异是无法通过金钱和拳头缩减的,因为脑子和脑子之间的可能隔着一个宇宙。

当然,读书也可以成为一群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的乐事——竹林七贤、建安七子等文人团体吟诗作画的图景古已有之,西方贵族阶级也一直有沙龙的传统——可如果观察一下参与群体和活动组成,不难发现那更像是有闲群体们的自娱自乐,为自己的文化资本添砖加瓦,求得更上一层的身份标签。无论是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还是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我们常常能看到类似的场景。读书人依旧是孤独的,只不过将头埋在喧嚣之中来与隔绝更广阔的世界,反而更寂寞了。

在纸媒过渡到电媒短短几十年的跨度中,电子技术的进步渐渐将书先变成了屏幕上的字符,接着变成了声音和图像。就当人们以为电子符号将逐渐淹没阅读的大脑,娱乐至死的时代即将到来之时,孤独的读书人又渐渐聚集了起来——在多年的国民阅读率不断拉低(2007年之后虽然上升但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民间读书会却渐渐在各地风生水起。借助阅读手段和通讯手段的发展,“读书会热”不断升温,2014年更是召开了“全国民间读书会发展交流大会”,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态势。

然而,这份热闹究竟是往昔沙龙的残影重现,还是读书人与读书会关系的重新诠释?

二、读书会的现代化:不断变化的定位

尽管读书会的历史看起来与书的历史齐头并进——如果仅仅将“阅读分享”作为其内涵的唯一评判标准——但在很长一段历史之中,阅读仍然是有闲有钱阶级才能参与的活动,是一种“精英群体的休闲”。然而,具有现代形态的读书会则恰恰要突破这种封闭性——无论是各种图书馆和书店主导的“机构读书会”还是民间群体自发生长的“民间读书会”——充分的开放性和自由的讨论空间正逐渐成为现代读书会的崭新内涵。

1902年,Olsson在瑞典创建了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读书会组织——学习圈,人们在其中可以一起关心某个问题,并且进行比日常对话更加严肃和深入的讨论;与此同时,女性读书会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地风靡一时,女性们通过分享小说和诗歌等文学内容的阅读体验来弥补缺席的正式教育。在这一时期,读书会成为了没有教育资源的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

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rskine尝试着将学生讨论引入课堂之中,之后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推广,逐渐形成了当今大学里普遍推行的读书会雏形。这一时期,读书会逐渐成为了阅读交流和集体讨论的阅读共同体,“读经典”是那个时期的读书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60年代,读经典的风潮渐渐褪去,此时的人们更愿意读一些贴近自己生活的书,这体现在休闲娱乐型读书会开始大量出现,尤其是女性读书会也重新占据主流。读书会的多元化特征不仅表现在参与者和主题选择上,读书会的形式也从面对面的讨论发展出了线上的虚拟交流读书会——直到今天,在欧美很多国家,自由参加读书会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文化、情感和社交活动。

大陆的读书会有着类似的发展历程。

1912年在《申报》上出现了最早的关于读书会的介绍;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出于启迪民智的需要和公共图书馆的缺乏,读书会的数量越来越多,并在1935年达到了高峰;建国之后的读书会活动主要是在党的号召下开展,主要目标是学习党的领导政策、科学文化知识等。

改革开放之后,由“文学运动”催生的文学沙龙逐渐成为了当代读书会的“雏形”,并发展出了经典阅读读书会,例如北大的“批评家周末”、“福柯小组”等,之后推广至其他高校,成为了当今各高校读书会的雏形。

2004年之后,北京开始出现以青年白领、亲子群体等人群为目标群体的读书会;2010年之后,机构和民间读书会都开始迅速增长,同时借助社交媒体组织的线上读书会也开始大行其道。

回溯读书会的现代化历程中,不难发现其背后不断变化的定位。在教育匮乏的时代,读书会承担了获取社会知识的学校替代品功能;当大众教育逐渐普及之后,读书会开始从学校和家庭走向了社区和社会,成为人们学习、交往和休闲娱乐的选择。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佐证就是读书会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在不多的读书会普查资料中,女性往往是读书会的主力军(例如:Rydbeck调查了两百多家瑞典地区读书会,发现有近90%成员为女性)。相关研究者指出:20世纪初,女性参加读书会主要是作为一种正式教育缺失的替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则将参加读书会视为一种社会表达的方式和构建社会身份的途径。

三、读书会的现状:多元的读书人,多向的发展路

正如社会学家Elizabeth Long所说的那样:阅读的历史已经有数百年,而读书会的历史却不过百年。不断发展的读书会实际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以民间读书会的发展主题为例:30年代出现的早期读书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启发民智,用来填补学校教育的缺漏;而在当下基本教育已经得到满足的前提下,读书会一方面继续为补充学校教育发挥作用(典型的例子便是大量涌现的亲子读书会和职业群体读书会),另一方面则在大城市社区人口流动频繁,人际关系疏离的背景下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交途径。对很多人来讲,参加读书会已经不再单纯是为了获取知识和身份,而是发展出多元化的需求。

然而,想要全面地了解读书会的发展情况,仅仅从参与者的角度去理解不免有些单薄。在有限的关于中国大陆读书会运营与发展现状的研究中,《领读中国》从创建者的角度考察了民间读书会的创立初期、现状、未来期望以及运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和经验,为我们了解当下读书会的发展情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在书中,作者通过访谈的形式采访了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天津、海盐等地的16个较为成功的民间读书会创始人。尽管这些民间读书会在组织框架、活动形式、定位人群、宣传方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但在某些方面却达成了某种共性。相比于依附于书店、企业等机构的读书会,这些民间读书会通常很少考虑商业盈利,而是保持一定的开放性来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加入,从而使参与者能够“享受与他人思想碰撞的喜悦和平等对话的轻松气氛”。

当然,用读书会的蓬勃发展来预测民间读书会的未来是有风险的。相比于有机构背景的读书会,民间读书会在场地、物资,人员,宣传等方面具有先天的劣势。在书中,不少民间读书会创建者坦言了初期筹备过程中的困哪。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的读书会(例如嘤鸣读书会)在读书活动之外还开展了其他活动来保证收支平衡,有的读书会(例如后院读书会)则成立了社会组织来维持运营,也有的(星期天读书会)会通过自己的工作媒体来获取资源。除此之外,有关未来发展的问题,大部分读书会创建者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安排——是维持原状,走一步看一步;还是为了注入新鲜活力,考虑发展出更多元的活动形式;或者考虑与政府和企业开展更深入的合作?他们都在摸索着适合自己的道路。

四、读书会的未来:书,阅读,孤独并狂欢

南园读书会的创始人吴铭辉在访谈中指出:“全民阅读”需要的不是阅读,而是阅读的内容。而在书的附录里,作者自己也撰文指出要“警惕阅读的运动化和仪式化”。这些观点的言下之意其实在强调读书会最重要的内容:选择“有价值”的书目,选择“合适”的人群,展开“有意义”的讨论,而不是让“读书会代替读书”,让“买书代替阅读”。

事实上,如果将视线放置于欧美世界,类似的问题同样曾经出现在60年的美国。当时,由于社会教育水平的极大提升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兴起,经典阅读的课程设计开始受到质疑:人们不愿意再读那些看起来与自己的生活并无实际联系的“高大上”,以至于曾经流行一时的经典阅读读书逐渐衰落并退回到学校,而以满足人们多元化的兴趣为主要目标的休闲娱乐型读书会开始大量出现。但是作为由于积累了大量的读者基础和运作经验,读书会并没有死去,而是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当下的美国,无论是参与人群、读物类型、实体与线上还是读书文化,都具有明显多元化的特征。而现实中最直观的感受便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将参加读书会视为一种重要的周末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打发时间的闲暇之举。

从狭义的意义上来讲,的确没有人能够代替阅读,而读书会也并非指一群人共同完成阅读。相比于其他趣缘活动组织,读书会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们交流的不仅仅是体验和感受,而是理解和观念——因此需要比运动,娱乐,休闲等活动付出更多的投入和精力。而更关键的差异在于:这种层面上的符号和我们所能看见的流通的信息并不相同,它包含着生活的体验与理解,因此是主体间性的,无法被客体化的。即使同样一本书的内容,在不同的读书会、不同的分享者口中分享的结果都将是与众不同的。

正因如此,读书会其实是一群孤独者的互相凝视——当彼此的目光投射在自己身上之时,那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但的确有什么东西改变了,促使你重新翻开读过的书,继续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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