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春风 望春风 8.2分

她们笑啊笑啊,没人知道几年后就将天各一方

杨61
2018-04-12 13:55:45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城市化以及消费主义等新生事物进入中国并产生巨大冲击,费孝通笔下几千年来相对稳固的传统乡土社会也在发生改变。格非在《望春风》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风景如同桃花源般美好的江南乡村——儒里赵村,并讲述了一个关于主人公“居乡——离乡——返乡”的故事。


费孝通认为基于小农经济的基础,乡土社会缺乏变动、具有粘着性,是一种“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儒里赵村正是这样的一个村民们都沾亲带故地姓着同一个“赵”的村子,作者在进行第一人称叙述的同时,多次以“据某某说”开头来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这种道听途说的形式也从侧面展现了村子中几乎没有秘密,信息在众人的口耳相传中流动很快。

村里的赵德正吃百家饭长大,这种经历也很能说明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人与人联系之紧密——赵德正父亲的后事由村里有见识的人做决定,外地亲戚拒绝收留他,又是村里的好心人一起合计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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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城市化以及消费主义等新生事物进入中国并产生巨大冲击,费孝通笔下几千年来相对稳固的传统乡土社会也在发生改变。格非在《望春风》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风景如同桃花源般美好的江南乡村——儒里赵村,并讲述了一个关于主人公“居乡——离乡——返乡”的故事。


费孝通认为基于小农经济的基础,乡土社会缺乏变动、具有粘着性,是一种“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儒里赵村正是这样的一个村民们都沾亲带故地姓着同一个“赵”的村子,作者在进行第一人称叙述的同时,多次以“据某某说”开头来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这种道听途说的形式也从侧面展现了村子中几乎没有秘密,信息在众人的口耳相传中流动很快。

村里的赵德正吃百家饭长大,这种经历也很能说明在这种熟人社会中人与人联系之紧密——赵德正父亲的后事由村里有见识的人做决定,外地亲戚拒绝收留他,又是村里的好心人一起合计将他安置在祠堂。儒里赵村在政治冲击中没有受到过大打击,作为村子领导者的赵德正功不可没,众人早年的养育之恩,使得赵德正对儒里赵村的人们有着信任和深厚的情感,他立志一生要干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为儒里赵村建一所小学,第二件就是平山筑新田,最后一件才是留给自己的“死”。因此赵德正并不热衷于政治活动,而是处处维护乡亲们,他的形象是一个“和乡村关系密切的自然的人”。

而关于乡土社会中教化权力的叙述,在小说中主要体现为对民间智慧的认可。在变化很少的乡土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因为很少出现新的问题,生活遵循着一套传统的办法,遇到问题只需要请教年长者即可——“我”幼年不需要上学,而是跟着在村里的赵锡光读书写字;村子里的人们无论是问过去的事,还是请教婚配事宜,都去请教年长的老福奶奶。而“我”的父亲作为一个算命先生,不仅教会了“我”为人处世的生存智慧,在他死后留下的箴言也和各人命运相印证,带有一丝神秘的色彩。在作者笔下,父亲虽私德上有着瑕疵,但总体形象上不仅和蔼可亲,更是令人敬重。


90年代以来,城乡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进一步松动,使得大批农民走进城市,“进城”不再被作为反题的叙事模式,而是成为了一种现代化的诉求方式。在对乡村平静美好的生活的叙述中,夹杂着城市文化影响力的逐步加强的命题。

在“我”幼年的时候,村里最受人欢迎的是唐文寛讲的《封神榜》和《绿牡丹》等传统故事,等到“我”这一辈人成人后,在外跑供销的同彬讲的各地见闻和新故事比唐文宽的老故事有更大的吸引力,再后来堂哥赵礼平从上海带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彻底终结了唐文宽作为“讲故事的人”的历史。

“我”的母亲章珠在面对进城高升和留在乡村这两个选择时,选择了前者。“我”作为被母亲抛弃,父亲又“畏罪自杀”的孤儿,成年后放牛为生,在村子里地位十分低下,春琴为“我”跑了两家说媒都以失败告终,而当南京的母亲派人来接我进城时,前不久还对“我”不屑一顾的的雪兰竟主动来帮忙打扫卫生,而后成为“我”的妻子,跟着“我”前后脚去了南京。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堂哥赵礼平通过奋斗成为年青一代中地位最显赫的人物,但与此同时他也是儒里赵村崩解的幕后推手,父亲多年前就预测他是一个“狠角色”,同彬对礼平幼年在游戏中篡改规矩的手段耿耿于怀:

礼平是属于那种既能把游戏变成阴谋,也能把阴谋变成游戏的人。今天的世界,正是人家的天下。

敢于打破常规,并不忌讳贿赂、假公济私等手段,这是礼平在市场经济中屡试不爽的成功哲学。随着经济地位的提升,礼平在村子里的风头一时无两,村子里的人们似乎也忘记了当初礼平非礼木匠家的大女儿丽华,而后被赶出师门改行劁猪这桩丑事,反而感慨木匠不识相,木匠的二女儿丽娟更是瞒着父母偷偷跟礼平把结婚证给领了。梅芳为龙英枉死的孙子出头,带着乡亲们到朱方集团旗下的造纸厂讨个说法,当时已经成了董事长的礼平用五十万轻巧地堵住众人的口,而后龙英大宴宾客答谢乡亲,单单没请为她两肋插刀,但在董事长嘴里是“挑头闹事”的梅芳,令人唏嘘。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礼平在南京已经混成了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德正的后任高定邦模仿德正当年平山筑田一样主张修水渠,却无一人响应,最后礼平出钱雇了民工,又快又好地把水渠建了起来。然而面对高额拆迁费仍不为所动的乡亲们,礼平使出“非常手段”,利用水渠将污水倒灌进村子,用恶臭逼得人们纷纷搬走。收受了礼平恩惠的乡亲们对他敬畏有加,没有半句指责,反而把污水倒灌的罪名安到了主张修水渠的高定邦身上。

人们纷纷向城而生以及拆迁事件只是儒里赵村崩解的表象,内里是人们心中对乡土性的认可逐渐被新的价值观所替代。支撑他们行动的实际上就是物质化的渴望。他们尊严的平等置换成了欲望的平等 ,从而丧失了几千年来所恪守的伦理道德界限。


对于乡土小说的创作而言,作家们回望的姿态从未停止。《望春风》并未止步于在叙事上重新建构一个乌托邦式的故乡,而是让小说的主人公进城,并在离乡多年后,踏上了漫漫返乡之路。在乡下人进入城市过程中,不同背景的文化精神之间的巨大冲突带来了尴尬处境,这种具体体现为在城市化进程中精神与物质上的双重失落。

“余闻”的章节交代了乡亲们在拆迁后的结局——除了少部分发迹的,大多处在城市的底层,勉强维持温饱:儒里赵村最后一任领导者高定邦退休后带着儿子走街串巷,给人烧菜做饭维生;当年威风凛凛的农会骨干梅芳退休后在环卫公司当了清洁工;绰号“小武松”的潘乾贵经营的酱菜厂濒临倒闭,自己得了肠癌,儿子斜眼被捕入狱;当年人人夸赞的丽娟在嫁人后性情大变,疲于自我怀疑和费尽心思处理丈夫的猎艳行为;救火会会长朱虎平当年英俊威武,是少女们的梦中情人,晚年和劈腿礼平的妻子聚少离多,成了一个酒精中毒而手颤不止的看门老头。

儒里赵村的长辈们在拆迁后不得不离开故土,属于被动的离乡者;“我”与雪兰、同彬、礼平、小斜眼、龙冬等年青一代则是属于主动离乡者。和无所适从的长辈和在当代社会中锐意进取的同辈相比,“我”的态度具有一定的矛盾性。“我”的踌躇彷徨是对变化过巨的社会的保留和质疑——与其说被动变化,不如说是主动坚守。在“我”的城市生活中,即便和同事祖英共事了十几年,两人之间仍是有着无形的距离,这件不大不小的事映射了主人公入城多年,内心与城市仍有着隔阂,既无法与人交心,也无安身立命之所。这种精神上的失落与“我”的母亲章珠是一脉相承的,早早进城的她在留给儿子的信件中回忆起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年幼时姐妹四人去乡间河里采菱角。

这种与代表现代性的城市文化之间的隔阂,不单是儒里赵村的人们所面对的困境——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和现代文化的资源仍在乡村 ,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比较短 ,带有典型都市特征的市民文化体系并没有形成,我们所看到的城市文化都带有虚浮和膨胀的痕迹,它不能为人们精神上的失落和空虚提供解决办法。格非本人也明确地反感着商业社会对人潜移默化的控制:

后现代主义根本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它的各个空间是隔绝的,缺乏历史性的联络,后现代主义虽然提倡保护地方性、保护性别,保护不同群体和他者的意识,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隔绝的,很容易受资本控制。资本轻易就把对他者的强调转换成消费主义的“装饰物”。我们本来希望达成某种多样性,但资本反而将多样性、地方性变成了商品的广告,变成商业销售的途径。

“我”在小说的结尾几经辗转,和春琴二人在故乡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新家,这显然不是简单的物质上的回归,而是一种文化回归和精神重建。因为此时的故乡不再是彼时那个儒里赵村,面对春琴“是否能重建村子”提问中的期待,“我”四顾无人,只能悲凉地在心中回应道:

你把尸首种在花园里,不能指望他能开出花朵来。

在这里,重返时间的河流并不是意味着回到过去,而是回到时间的长河中去找寻生命的意义,重建精神的家园,这种在精神层面上的“返乡”,正是对生命中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人和事的留恋和缅怀。在文学走向功利化、平面化、欲望化的市场化年代,格非在写作中体现了一种追问现实与生命的文化立场与诗性立场,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真实和诗性生存的可能。这种生存方式启迪我们,在当代的市场化功利主义影响下,我们仍然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提供在历史中理性思考和回想空间的文本,让自己的精神得到滋养,以免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之中迷失自我。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5.

[3] 张蕊,. 《望春风》:重建乡土社会的传统经验[J]. 安徽文学(下半月),2017,(7).

[4] 轩红芹,. “向城求生”的现代化诉求——90年代以来新乡土叙事的一种考察[J]. 文学评论,2006,(2).

[5] 周景雷. 后乡村叙事:后工业时代的乡村呈现[J]. 社会科学辑刊,2005,(3).

[6] 郑迦文,. 乡土的消失: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叙事[J]. 云南社会科学,2014,(3).

[7] 王继军,. 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芥子般大小的信念[N]. 文艺报,2016-08-24(002).

[8] 周景雷. 后乡村叙事:后工业时代的乡村呈现[J]. 社会科学辑刊,2005,(3).

[9] 格非,林培源,. “文学没有固定反对的对象”——格非长篇小说《望春风》访谈[J]. 当代作家评论,2016,(6).

[10] 周景雷,. 我们应该在什么层面重塑故乡——《望春风》阅读札记[J]. 当代作家评论,2016,(6).

[11] 岑长庆,徐肖楠. 市场化年代的格非先锋历史小说[J].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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