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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赛艇的赛艇
2018-04-12 10:52:21

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I]发表于1893年,不仅仅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而提交,更是确立涂尔干思想理路的开山之作,在这部论著中,涂尔干摆出了他的社会学主义的基本立场: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作为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齐名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涂尔干的理论地位和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又译为迪尔凯姆、杜尔凯姆,涂尔干,杜尔干等,于1858年4月15日出生于法国埃皮纳勒的一个犹太教教士家庭。年幼丧父。曾立志继承父业做一位拉比。1879年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深造,1882年于中学任教。1888年发表《自杀与出生率》,1893年提交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奠定了其社会学思想的最初基础。1897年发表《自杀论》,进一步确立社会学主义的方法立场,并提出失范理论及其围绕职业群体而确定的解决方案。1912年《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问世。《社会分工论》作为其基本社会学立场的一个著作,其呈现出来的“社会团结”、“功能”和“集体意识”等基本概念,伴随着涂尔干的学术生涯不断地被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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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I]发表于1893年,不仅仅作为一篇博士论文而提交,更是确立涂尔干思想理路的开山之作,在这部论著中,涂尔干摆出了他的社会学主义的基本立场: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作为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齐名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涂尔干的理论地位和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又译为迪尔凯姆、杜尔凯姆,涂尔干,杜尔干等,于1858年4月15日出生于法国埃皮纳勒的一个犹太教教士家庭。年幼丧父。曾立志继承父业做一位拉比。1879年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深造,1882年于中学任教。1888年发表《自杀与出生率》,1893年提交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奠定了其社会学思想的最初基础。1897年发表《自杀论》,进一步确立社会学主义的方法立场,并提出失范理论及其围绕职业群体而确定的解决方案。1912年《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问世。《社会分工论》作为其基本社会学立场的一个著作,其呈现出来的“社会团结”、“功能”和“集体意识”等基本概念,伴随着涂尔干的学术生涯不断地被加以解释。然而其思想脉络的起源,便在这本《社会分工论》之中。

《社会分工论》,顾名思义,是讨论社会分工的。社会分工在人类发展历史中有着弥足重要的地位,正如涂尔干所说,“所谓社会分工不过是普遍发展的特殊形式。社会要符合这一规律,就必须顺应分工的趋势,这种趋势远在社会出现以前就已长久存在,并且遍及整个生命世界……它已经渐渐成为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第4页)全书一共分为五个部分。导言引出关于讨论的目的;第一卷探讨劳动分工的功能,确定功能的方法,指出两种社会团结: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以及他们的经验证据。第七章进行有机团结和契约团结的对比;第二卷写出社会分工的原因和条件,分为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部分;第三卷指出社会分工的三种反常形式,分别为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细致分工导致的社会紊乱三种。结论则是回到开头所提出的一种行为规范。

社会分工,争论由来:

“滕尼斯在1887年发表的《共同体与社会》标志着现代社会理论的正式开端。在这一著作中,滕尼斯借助罗马法中communio和societas这对概念建构了社会学的经典对立:具有真实有机生活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和 纯 属机械关系的‘社会’(Gesellschaft)。前者包括家、邻里和友谊这些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特别体现在农村自然生活中建立在共同生活、共同居住和共同劳作基础上的‘心意相通’(consensus);而后者的代表则是现代大都市中的商业交往。涂尔干承认,他和滕尼斯一样相信存在两种主要类型的社会形态,滕尼斯分别称之为 “共同体”和 “社会”,并很好地揭示了二者的不同性质。涂尔干赞同滕尼斯对共同体的分析,但在如何理解“社会”的特征上,涂尔干与滕尼斯产生了分歧。在涂尔干看来,滕尼斯的“社会”观念完全是功利主义的,‘社会’作为分离个体的机械聚集,其内在瓦解的趋势只能靠国家的外在强制权力加以遏制。但涂尔干认为,‘大的社会集合体的生活与小聚合体的生活同样自然,它在有机性和内在性方面都不更少些’。滕尼斯忽视了现代社会中渗透了一种真正集体性的活动。但什么是“社会的集体生活”呢?涂尔干说,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写一本书。这本书就是三年后出版的 《社会分工论》。在这本书中,涂尔干关心的问题与滕尼斯的著作是相通的:在依靠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建立的社会团结 (滕尼斯所谓Gemeinschaft)瓦解之后,现代社会是否仍然可能具有一种道德意义的社会团结?”[II]

涂尔干对此是明确的,正如他在导言里面讲到“分工并不是经济生活的特有现象”(第4页),“我们应当把它当作一种客观事实来加以研究比较”(第9页)。在第一卷,涂尔干指出“我们的目的,决不仅仅在于社会中是否存在劳动分工带来的团结……,我们必须要确定它所产生的团结在何种程度上带来了社会整合”(第27页),涂尔干借助于一种测量工具,以“看得见的符号——法律”作为一种“外在事实”来度量作为“内在事实”的“道德现象——社会团结”。在此处,涂尔干并没有援引一般法学意义上的“公法”与“私法”二元区分,原因在于在社会学意义上,私法和公法每时每刻的行动者都是个体,使得公法人化;而所有的法律都是公共的,因每个人都承担了社会功能的不同方面。(第31页)。涂尔干借助于制裁的二分法,“一类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或至少要给犯人带来一定的损失。它的目的就是要损害犯人的财产,或者剥夺犯人所享有的某些事物,这种制裁称为压制性制裁,刑法即为一例。那些相应于纯粹道德规范的制裁具有同样的性质。这种制裁事实通过一种分散的形式来实行的,它并不是对每个人区别对待,但它是有组织的,因为刑法只有通过一种确定的中介机关才能得到执行。第二种制裁并不一定给犯人带来痛苦,它的目的只在于拨乱反正,即把已经变得混乱不堪的关系恢复到正常状态。它借助强力挽回罪行,或者将它斩草除根,即剥夺这一行为的社会价值。”(第32页)涂尔干以这两种类型划分来对应社会团结。“与压制法相对应的是一种‘关系一断即为犯罪’的社会团结关系。”(第33页),在第一卷第三章中,涂尔干“首先说明了犯罪在本质上是由对立于强烈而又明确的共同意识的行为构成的。刚才我们又看到了惩罚的一切特性都是从犯罪性质中产生的。因此,惩罚所制定的规则本身就是社会相似性最本质的体现。”(第67页)由此,涂尔干指出刑法所标志的到底是机械团结:“社会凝聚力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所有个人意识具有着某种一致性,构成某种共同类型,这类型不是别的,只是一种社会心理类型。在这种条件下,所有群体成员不仅因为个人的相似性而相互吸引,而且因为他们具有了集体类型的生活条件,换句话说,他们相互结成了社会。”(第67页)“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固有的团结,它来源于相似性,同时又把个人和社会之间联系起来。”(第68页)。在论说恢复性制裁所对应的有机团结时,涂尔干指出恢复性制裁的标志在于它不具有抵偿性,而是将事物“恢复原貌”。(第73页)。与机械团结不同的是,有机团结一方面突出个人对于社会的依赖,但其与机械团结的社会依赖不同之处在于有机团结带有中介形式的间接依赖。处于有机团结情况中的个体,在与社会发生连带关系时,社会是由一些特别而又不同的职能通过相互间的确定关系结合而成的系统而非机械团结下基于共同情感和共同信仰的集体类型。当然,这只是作为实体的社会的两个属性,我们所做的就是属性的区别。(第90页)机械团结建立在个体相似性的基础之上,而有机团结则是建立在个体差异性的基础至上。(第91页)。在第一卷的总结中,涂尔干指出“社会生活有着两者潮流,与之相对应的结构类型是大不相同的。在这两种潮流中,首先流出的是以社会相似性为源头的潮流,它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当时,它与社会生活本身相互混同的。后来,第一个潮流渐渐分流和搁浅了。第二个潮流不断涌出。同样,环节结构页逐渐被另一种结构替代掉,当然它本身也不会消失的无影无踪。”(第186页)。

在第二卷开始,涂尔干集中论述两种潮流变化的产生的原因。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解释是“分工的来源是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地愿望。”(第189页)然而,涂尔干指出这一论说存在两个问题:“这一说法没有注意到意识也像有机体那样是一个彼此平衡的功能系统,而且意识也能够切入到它所依赖的有机基础之中”以及“知性只是我们的一种能力,所以知性的增加也不会超出一定的限度”(第194页)。在本章末,涂尔干指出“在我们内心里,存在一种更强烈、更深刻的相反的感情,它们能够进一步瓦解和削弱快乐的强度。这就是在享受中寻求稳定、在快乐中寻求恒常德取向。”(第211页)在第二卷第二章,涂尔干概括分工为“就是去分担以前的共同职能,但是这种分配并没有任何预定计划。一旦各种工作分离开来,我们事先也不知道它们的界限究竟是什么。就其本性而言,任何事物的界限都不是自明,都需依照环境而定。有此看来,分工本身一定会发展起来的,而且是渐渐地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按照分工性质的要求,把一种职能划分成两个相互补足的部分,那么这两个专门部分就必须在整个分离过程中不断保持某种交往关系。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替代其他部分的整个运作过程,它们是彼此适应的。”(第233-234页)本卷的结论部分。涂尔干提及“人与动物相互区别的真正原因就是人类能够强迫自己去超越自己。”(第306页)

在第三卷论述反常形式中,“不同的例子就是不同的门类,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分工不能产生团结,那么因为各个结构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规定,它们已经陷入了失范状态。”(第328页),应对这一失范形式的策略就是以规范来获得统一性。在强制的分工中,虽然“分工可以产生团结,那么光靠人们各行其责还是不够,这些责任还必须互相适应。”(第334页)在这里,涂尔干认为“最发达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去完成建立公正的使命。”除此两种反常形式以外,因分工而导致的“社会紊乱”则需要找到一种“精确的运作方式”来克服。(第347页)

在结论部分,涂尔干提出“如果真的存在一种行为规范,而且它具有不容置疑的道德性质,那么其标准就在于:我们应该在自己身上把集体类型的所有本质特征都体现出来。”(第354页)而本书的现实关怀意义则在于“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竟然会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超出了环节类型以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会留下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混乱状态。”(第366页)

纵观全书,涂尔干从社会分工入手,在理论意义上和习俗意义上对道德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并针对社会分工下的失范问题开出药方。《社会分工论》除了是一本学术性著作以外,它的现实的关怀意义也同样是切合当时的历史情景的。尽管学术不断伴随着社会生产而再生产以致在观察当代社会时,理论纷繁复杂,,当我们回溯到社会学理论的初创时期时,《社会分工论》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思考。

三个问题

1. 涂尔干为何大谈特谈法律,它的方法论意义是什么?

结构功能主义。社会是一种由分工导致的结构性存在,结构带来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功能。传统的分工不发达的,同质性的社会结构其必然以一种压制性的功能,以刑法为例;相对的发达的、异质性的分工下的社会结构必然导致一种恢复性的功能,以民法、商法为例。

2. 涂尔干的“道德”,他的社会学意义究竟何在?

(1) 不是哲学意义上的“道德”。截止20世纪初,在西方主流话语中,道德一直属于形而上学范畴。在此范畴内,道德关于个人、主体、人,这一极致体现在康德的哲学思考中。涂尔干的“道德”则与先验的道德性而上学完全想法,从经验事实出发,道德是一种观念形态的社会事实

(2) 道德不是关于人的,而是关于社会的。道德不再作为一种精神机制,而是一种社会机制。分工相互依赖,人们之间的现实存在所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本身具有道德意涵,具有规范关系。而分工处于反常形式下的时候,就会导致社会的失范。故而转型时期,人们需要关注道德建设。

3. 马克思的社会分工理论和涂尔干的社会分工理论的比较。

在马克思那里,分工并不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分工具有客观的必然性,消灭分工从必然进入到自由领域。涂尔干的分工理论将社会分工作为社会事实来定义,忽略了社会分工的来源。从理论的严密性上来说,暴露了其缺憾。马克思分析了亚当·斯密所做的社会分工的分析。马克思提出自己的分工理论,从自然分工到社会分工,由此进一步分析一直延伸到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马克思把分工和所有制这一生产关系的核心要素给找到。对应不同的分工形态,形成相应不同的所有制形式。

[I] 此次选取的读本为[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版。以下引用部分皆在句后括号标注出页码。

[II] 李猛:“‘社会’的构成:自然法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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