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路 长乐路 8.6分

这个世界会好吗?——史明智《长乐路》

東寫西讀
2018-04-11 看过
所有的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让我们对即将扑面而来的未来既充满希望,又充斥焦虑和不安。让我们姑且虔诚的相信:这个世界也许会好,也许不好,但至少不算坏。

《长乐路》英文原著名《Street of eternal happiness》,其实是作者史明智(Rob Schmitz)一个饶有意味的译名,意为长长久久的快乐之路,在中国常常会以吉祥好听的名字为一个地方命名,当然长乐路的名字不是为了讨口彩,长乐只是福建沿海的一座小城市,600年前明朝伟大的探险家从那里扬帆起航驶往印度洋,当上世纪中叶中国人重新成为上海这座外国冒险家天堂的城市主人的时候,他们将这条原本叫做蒲石路的东西向的小路改名为长乐路,长乐路保留了许多石库门老房子,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小路,曾经隐居着故宫博物院的首任院长、钱钟书在这里创作了不朽的名著《围城》、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情感纠葛也发生在这里、在深夜还有地下工作者永不消逝的电波,这些都曾经和这条旧上海蒲石路密切的联系过,但是这些既往的过去,不是作者所关注的重点,作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广播媒体Marketpalce驻上海记者,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了他家门口的那条3.2公里的小路上生活的街坊们,通过近六年的长期观察采访,记录了这条街上几个家庭的悲欢琐细,看似平常最奇崛,这些人背后所隐藏的私人生活史正是这个日新月异高速变化的国家过去这60年的历史的剖面和缩影。

《长乐路》英文版

作为曾经的法租界的一部分,长乐路侧种满了绿树成荫的“法国梧桐”,其实所谓的法国梧桐是个美丽的误会,既不法国,也不梧桐,和上海的大杂烩历史一样,这些树只是原产于西班牙的东方悬铃木与美洲桐木的混种而已,当欧美国家瓜分这种城市、划界而治的时候,法国人在租界里种下了这些美丽的树,将近一个世纪后,法国人走了,树留下了,日本人来了,最终也被赶走了,经历了无数历史变迁、物是人非,今天,在上海每三棵树中就有两棵是这种悬铃木,这些树依然挺立,而长乐路见证了那些风起云涌的历史,来来往往的历史过客,而一切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无情地裹挟而去。就像作者所说“此处,一个帝国崛起、衰落,又再次崛起,唯有树木恒立。”长乐路上的老街坊既包括解放前的原住民,也有新时代的新上海人,来自四川、湖南、福建等省份的移民在长乐路街头说着各地方言,像极了19世纪从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地蜂拥到纽约的欧洲移民,互相间完全不知所云。这两个城市大熔炉都欢迎外来移民的到来,后者或是因为贫穷不得不背井离乡,或是因为雄心壮志而甘愿承受风险。他们抛下一切,离开家园,试图重新开始,找到另一个家。他们面临的这个时代充满各种意外和不确定。这个时代给予他们无限的可能性:来自山东的赵女士白手起家支撑起一家花店,把自己的儿子接到上海接受更好的教育,却无法让孩子成为像其他拥有上海户口的同龄人一样参加高考;王雪松的父亲作为旧时代的资本家,因为政治运动,被发配到远在青海的农场九死一生,他的妻子独自抚养子女成人,而当国门再次敞开后他们纷纷选择逃离这个国度,五十多岁的王雪松选择到美国重新开始人生;暴力拆迁造成的一系列悲剧依旧在横亘在城市发展和个人权益之间,公平与正义的姗姗来迟,让伟奇失去了父亲,他选择到海外留学,也让作为知识精英的他更加审慎地去观察这个国家。各种庞氏骗局让很多像傅姨这样的人失去了一生的积蓄,而在这样极速发展的时代,在长乐路上开三明治店、追求自我和生命意义的80后CK这样的年轻人,选择了宗教作为皈依。

《长乐路》作者 史明智(Rob Schmitz)

对于中国,史明智并不是一个初来乍到戴着有色眼镜的观察者,他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与何伟((Peter Hessler,代表作《江城》、《寻路中国》)、梅英东(Michael Meyer,《东北游记》作者)作为和平队(The Peace Corps)志愿者身份在四川自贡做外教,尽管他没有像何伟那样留下那段时光记忆的文字,但是在中国西南边陲盛产恐龙化石的闭塞小城的经历,也让他以更加通达的目光去看待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当他2010年再次回到这个国家,并且作为驻华记者长期定居在中国最繁华的商业城市上海,他震惊于这个国家十几年间的剧烈变化,他用广播剧的形式记录上海同一条街上一小撮人生活。他选择记录这些普通上海人的生活,是因为他觉得他们的生活很迷人,他们在大城市里尝试做的选择很有趣。在一年的时间里,他每个月都会描述长乐路上的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他向他的美国听众展示,这些人如何融入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洪流,同时也试图呈现一种历史——即推挤着这些人来到这样的时代节点、并促使他们做出重大人生决定的历史。这本书是对这种努力的延伸,史明智用更多时间和空间,深入探讨这些选择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个人的梦想。在作者看来,中国是一个比普通美国人意识中更多样化的国度。财富的涌入助长了中国社会更多的贪婪,以及物质主义的兴起对个人、团体以及当政者的心理和道德所产生的影响。城乡之间缺乏平等,户籍制度阻碍了阶层流动,制造了一个永久性的下层阶级,他们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对中国千禧一代的心理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年轻的中国人对微信和手机的依赖程度很高,几乎成瘾。而与此相对应,越来越多年轻的中国人有财力和自由来表达个性,“中国特色”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这样一种意味:一种为家庭利益服务的自我引导倾向。长乐路是他读懂中国的一条小路,史明智说,“但你要时刻记住,这是一片永远出人意料的土地。”

长乐路地图

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正在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度逐步转变成一个现代、发达的国家。那么,再过三十年,我们耐以生存的这个国家又会变成什么样?中国不可逆的城市化进程,复制了一个又一个新上海,许多新移民从农村、边远地区迁居到城市去寻找未来的机会。所有的人对于未来的不确定让我们对即将扑面而来的未来既充满希望,又充斥焦虑和不安。100年前也就是1918年,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教授的梁漱溟回答他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三天之后,在北京积水潭人们发现了梁济的尸体,他留下长达万言遗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之死,非仅眷念旧也,并将唤起新也。”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遭遇着同样的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进步主义总是让我们过度迷信未来,将太多的希望放在不可期的未来,结果是迎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让我们姑且虔诚的相信:这个世界也许会好,也许不好,但至少不算坏。

彭杰记于2018年4月11日 戊戌杂书过眼录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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