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帝国 白银帝国 7.4分

《白银帝国》读书笔记

young
2018-04-11 17:10:20

开始读《白银帝国》,这是一部叙述中国从宋代到民国货币史的通俗读物,以货币,尤其是白银为线索,开辟了另一条叙述历史的方式。今天看了P-14-0,经济学家朱嘉明写的序言《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简述了自宋朝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一种之后,中国经济的大致脉络,并以此重新解读了一些历史事件:比如南宋末年权相贾似道的一些改革,清末张之洞对政府货币政策的抵触,五四运动对北洋政府币制改革的影响,国民党币制改革和日本侵华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从序言上看,这本书应该比较有趣。

P1-9,是本书总论《白银的诅咒》的前两节,简述了中国的货币史,尤其是白银开始作为货币的北宋之后的货币史。其间除了白银之外,重点说了宋元明三代的纸币实验,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中国纸币的命运,是成熟的古老帝国又一次过早开出的文明之花,一切聪明与心机,在缺乏约束与边界之际,最终都会自我毁灭。”其实想想,中国一度领先的技术、制度,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吗?王安石变法不可谓不超前,然而没有约束的超前是没有落地生根的生命力的,最终都会化为乌有。

P10-68,包括总论《白银的诅咒》剩余的三至六节,以及第一章《东西:白银的不同命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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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读《白银帝国》,这是一部叙述中国从宋代到民国货币史的通俗读物,以货币,尤其是白银为线索,开辟了另一条叙述历史的方式。今天看了P-14-0,经济学家朱嘉明写的序言《中国货币史和“白银纠缠”》,简述了自宋朝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的一种之后,中国经济的大致脉络,并以此重新解读了一些历史事件:比如南宋末年权相贾似道的一些改革,清末张之洞对政府货币政策的抵触,五四运动对北洋政府币制改革的影响,国民党币制改革和日本侵华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从序言上看,这本书应该比较有趣。

P1-9,是本书总论《白银的诅咒》的前两节,简述了中国的货币史,尤其是白银开始作为货币的北宋之后的货币史。其间除了白银之外,重点说了宋元明三代的纸币实验,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中国纸币的命运,是成熟的古老帝国又一次过早开出的文明之花,一切聪明与心机,在缺乏约束与边界之际,最终都会自我毁灭。”其实想想,中国一度领先的技术、制度,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吗?王安石变法不可谓不超前,然而没有约束的超前是没有落地生根的生命力的,最终都会化为乌有。

P10-68,包括总论《白银的诅咒》剩余的三至六节,以及第一章《东西:白银的不同命运》。这本书信息量很大,所以记录一些数据、史实,和作者的观点会比较有用。

在总论中有以下几点。第一,明清两朝南美白银经由菲律宾、欧洲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不只是中国商品收到欧洲顾客的青睐,也因为中国的金银比价较欧洲要低很多,所以用白银购买中国商品可以获得双重利益。第二,中国的诸多金融发明之所以不能演变为近代意义的银行,乃是因为私人财产始终没有保障,而银行赖以生存的信用便无从谈起。第三,中国过早地走出封建社会(封土建国),使得皇权非常稳固,权力对金融的干涉是持续而有力的。第四,虽然中国传统政府是“小政府”,但因为没有统一全国财税的能力而不具有任何优势。

在第一章中有以下几点。第一,货币的起源与其说是交换,不如说是类似欠条的“信用合约安排”。其实这一点我在上中学时就有类似的想法,因为我想不明白金银这类贵金属作为商品,到底有什么实际用途;如果没有实际用途,那么它们为什么能够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商品”?所以我对作者的观点深以为然,金银这类贵金属的“价值”是人类幻象出来的,或者说因为其“难得”的属性,使人类“愿意相信”它们是有价值的——这的确是个非常有悖于逻辑的奇特现象:金银作为商品,它们也凝聚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然而人类为了获取金银所付出的劳动又是为了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将劳动凝结在这些金属上,然后让它们充当货币!正像作者所说,商品本位的货币史浪费资源和劳力的赔本买卖,如果这种充当货币的商品又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话,那就更是从舅舅家赔到姥姥家了!第二,欧洲最终采取金本位,而中国长时间采用金银复本位的很大原因,在于欧洲是由几十个国家组成的,国际贸易频繁,而金银比价的波动,尤其是银价的剧烈波动不利于这些贸易;而中国多数时间是统一的,大多数贸易属于国内贸易,而且政府有时还利用金银比较的波动来搜刮百姓。第三,世界第一家银行,卫斯尔银行(也就是后来的荷兰银行)就是用来甄别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成色、不同新旧的金属硬币而诞生的,由于这家银行对缴存的各类硬币甄别后统一记账,从而演化出了脱离具体贵金属,而以“信用”形式存在的全新货币。

P69-114,是本书的第二章《宋元:纸币试验》。之前只是零星地了解过一些宋元纸币的零碎信息,看了这一章才发现,那时的纸币还真不是简单的财富凭证。首先,由四川富裕商人发行的纸币被朝廷看中,果断借鉴过来发行了具有法币特征的国家货币交子,南宋则发行会子。其次,这些纸币是有准备金的,并不是凭空发行,150万贯纸币有36万贯铁钱作为准备金。第三,这些纸币是有期限规定的,称为“界”,一界3至8年不等。第四,宋代官员对纸币和铜钱、铁钱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有了初步掌握,甚至能够通过调控市场上的货币量来刺激经济增长。作为后人,我们普遍低估了祖先的智慧,或者对祖先的智慧了解粗疏,这细细看来还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除了两宋之外,金国和后来的元朝也都发行过纸币,但和两宋一样,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天下太平、商贸繁荣的时段,纸币有力地促进了进一步的繁荣;在兵荒马乱、产业凋敝的时段,政府又饮鸩止渴地滥发纸币——减少或是根本没有准备金,无限期延长发行周期等等——导致最后的灭亡。国家以丧失信用为代价,借“劫富济贫”为道义幌子,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搜刮国民,使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失衡,最终双双走向崩溃。而没有制约的权力,正是政府信用最大的威胁。作者在本章最后一段严肃地发问:“从20世纪中国奋力追赶,建立现代银行,再到21世纪中国国有银行位列全球前列,我们回顾历史,在金融领域,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是否已经厘清呢?我们的银行家能否为自己找到一个相对平等的椅子呢?”真是发人深思。

P115-158,是本书的第三章《明代:银本位与全球化》,主要讲了洪武年开始的纸币试验在数次滥发走向崩溃以后,恰逢南美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因此明朝中后期建立起了银本位的货币政策,但由于依然没有打破政府控制市场,权贵欺压工商的局面,繁荣的经济并没有催生现代金融的发展,也没有进而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有三点值得记录:一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因为废除了实物地租,所以大大催生了白银的货币化;二是明朝灭亡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其中一个就是明末白银流入量大大减少(因为西班牙和日本都开始限制白银流向中国),从而导致了银价飞涨,农民因此无力缴纳赋税,只能铤而走险;三是日本的“战国时代”竟然是中国的明朝,我还以为是之前的时代,看来有点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历史的长度。

P159-189,是本书第四章《晚晴:混乱中崩塌》的前四节,主要讲了清朝建立之后,因袭明朝制度,银、钱公用的货币政策;以及西方社会快速发展,给毫无发展的中国带来的各种冲击,尤其是金融、贸易冲击。这四节中,比较令人耳目一新的材料和观点主要有:第一,明末和有清一代所谓的“银本位”因为没有国家铸币作为支撑,实际上是“无本位”,主要表现在银钱汇率的时间和空间差异,以及银子本身因成色不同而需要进行的混乱兑换和熔炼。第二,正因为上述的混乱,导致各级政府和官吏有了压榨百姓的弹性空间,导致国家规定税率虽然不高,但地方摊派却居高不下,也因此对国家铸币的推行产生了巨大的阻力。第三,中国自古以来的所谓“朝贡”,其实都是在政治旗号下进行的政治、经济混合交流,既起到了通商的作用,又维护了天朝的颜面。第四,晚晴中国和西方的碰撞,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贸易体系的大碰撞。第五,鸦片战争后,列强和我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实是他们在之前的一二百年中试图和中国平等交往而不得的一种反动。正如作者所说,最令人感慨的是,因制度缺陷而处于治乱兴衰最低点的中国,却遇到了因制度优势而最强盛的西方,这才是悲剧中的悲剧。

P190-210,是本书第四章的第五节《入超、热钱、世界失衡》和第六节《1840年:鸦片战争还是白银战争》,以及第七节《复盘:帝国银荒因何而起?》。

明朝开始的世界贸易,使得中国常年处在入超的地位,这一方面在于中国对瓷器、茶叶、生丝方面的垄断,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小农经济对工业产品的无力消费,而由此产生的白银大量涌入,是中国货币快速的白银化,而此时的欧美各国则逐渐实现了金本位,这个差别为以后中华帝国的夸他埋下了伏笔。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中国的立场来看,是一场掠夺性质的侵略战争;而从英国方面来看,则是一场争取赔偿(被销毁的烟土的产权是个争议性很强的问题)和争取自由贸易的战争。这期间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鸦片贸易从明朝就开始出现,清朝中期就发不过禁烟令,但由于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和地方官员的阳奉阴违一直没有严格执行,而且这两个原因也是鸦片走私横行的原因。二是鸦片战争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开战、停战、在开战,以及签订《南京条约》的过程,都存在着很多反复,细节中仍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内容。三是林则徐作为一个官员,正直自不待说,然而作为牵涉外交事务的官员,他的圆融似乎远远不够。四是就英国人来看,这是他们从清朝初期就开始的自由贸易谈判屡次受挫的一个最后总账,他们觉得这是中国人骄傲自大的咎由自取的后果。

而就在军事失利的艰难处境中,中国原本占有垄断地位的瓷器、茶叶和生丝贸易也受到了来自日本、印度和欧洲本土的巨大冲击,经济优势也开始土崩瓦解。而与此同时,日本、南美也收紧了白银外流的趋势,使得中国原本就非常不利的经济形势下,又输掉了货币政策,三者夹击,将清政府拖入了巨大的近代化泥潭。

历史是复杂而精微的,在研究的过程中,千万不能现有一个理念,然后选择性地用史实来附会这个理念;而是应该在经过考辨的史实中发现规律,然后再由规律提升为一种理念。这样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反的恰恰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我觉得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否则治史就会南辕北辙。

P211-232,是本书第四章的第八节《外国银洋在中国》、第九节《用白银丧失货币主权?》、第十节《甲午战争:中日金本位的迥异命运》和第十一节《江户时代中日的不同传统》。

鲁迅小说中屡次提到的“鹰洋”其实就是墨西哥铸造的银元,因银质好、重量精确从清代起就在中国流行。我一直以为外国银元在中国流通是清末的事情了,其实在嘉庆初年查抄和珅家产的时候,就抄出了五万八千洋钱。但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却是,在洋银元流通的早期,人们并不把它当做硬币,而是当做银块来使用,不计数,只称量,甚至分割使用。另外一个有趣的史实是,在清政府铸造“龙洋”之前,上海的富商们就已经开始私自“打造”银元了,但因为有利可图,被不法之徒仿冒,从而以失败告终。最后,这些在民间流通数百年的外国银元,最后实在民国末年,被“金圆券”席卷一空的,这也和我一贯认为的,它们消失于民国初年大相径庭。

从明朝中后期起,中国货币开始大量使用白银,而中国又是贫银国,所以从货币到经济都收到国际白银价格波动的巨大影响,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明清两代国力不振,甚至清末中国错失现代化良机的根本原因。而作者则认为,所谓的“货币主权”缺失,并不是货币政策,或经济政策的错误,归根溯源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一个专制的,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是不可能恪守信用的,也就因此不会产生基于国家信用的主权货币,而没有主权货币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货币主权了。我认同作者的看法,那些认为货币政策拖累了国家的观点,其实是本末倒置了。作者有一句话特别好:“独立的货币政策在现实世界很难存在,所谓独立,更多意味着中央银行对于政府机构的独立。”

以往我对《马关条约》两亿两白银赔款的去向,一直都认为是流向了军事和教育,并认为日本因此走向了更深层次的现代化。读了这一节我才知道,这笔赔款不是直接流向军事和教育的,而是作为发行日元的准备金,然后变成日元才流向军事和教育的。这看起来好像只是多了一个环节,但其实意义却大不相同,就像作者所说,正是有了这笔赔款,日本才建立起现代的金融、货币制度,才得以在最恰当的时机加入由英国建立的世界现代金融体系,从而“赶上了当时的时代快车,为日本随后的产业革命以及经济腾飞奠定了货币基础”。而这笔赔款在中国一方,则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增添了极大的阻力!

说起日本的明治维新,国人总是投以羡慕的眼光,怨恨中国当时没有出现励精图治的一班君臣。当然,两国统治者个人的品德和素质确实相差很多,两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特点也大不相同,但忽略了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统治下江户时代的与众不同。和中国清末边患四起不同,江户时代幕府的权威还是比较稳固的;在和平环境中不仅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商人的地位也获得了实质性的提高,而手工业也因此充满活力。所以,明治维新之前,其实传统的日本社会已经为工业革命做好了一切准备;倒幕的成功,维新的开始只不过是扫除了政治制度的障碍而已;再加上国家较小,民族单一,改革阻力自然不大;并且敏锐地抓住了一系列的难得的历史机遇(这就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品德和素质了),这才共同促成了日本飞速的现代化。当然,即便如此,日本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军国主义的泥潭,几乎走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而反观中国,则种种有利于渐进式改革的条件和机遇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最终因为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而同样几乎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P233-244,是本书第四章的最后三节,分别是第十二节《从磅亏到币制改革》,第十三节《币制改革大热潮》和第十四节《白银为何再次胜出》。

所谓“磅亏”就是指由于白银和黄金价格比例变动而形成的差价。因为清朝货币是银本位,而列强货币是金本位,所以举凡赔款、借款,在实际支付时都会加上磅亏。作者引梁启超语“吾国以用银国与用金国相交际,当吾受取债权款项时则银价涨,当吾交付债务款时则银价落,其间所谓磅亏者,腹吾膏血至于无艺”。从中似乎可以看出,列强依靠他们的经济、金融优势,往往能操纵银价——谈判时提高银价,使清政府容易接受;而等到实际还款时又压低银价,迫使清政府弥补“磅亏”。这个看似技术层面的问题,其实恰恰反应了当时的中国在货币金融制度上和欧美甚至日本的差异,而且是落后的差异。

清末称货币政策为“圜法”,来源于《汉书·食货志》:“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而围绕“圜法”,在清末曾经掀起过席卷全国的大讨论——有赞成金本位的,有赞成银本位的,有赞成金汇兑本位的,还有主张一成不变的。然而,最终还是明显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银本位胜出,为什么呢?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清末实力派张之洞的竭力反对。张之洞反对金本位的理由有二:一是认为中国商品和劳力便宜,而黄金价值太大,并不方便;二是认为金本位要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会受制于人,丢失权柄。据作者引用梁启超的评论,梁任公认为香帅的这番话都是门外汉的糊涂话。而作者分析的原因则是,因为张之洞手中已经握有广东造币局制造银元的大权,而这项事业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收益,因此他才会反对金本位的币制改革。

正如作者所说,保守腐败的官僚体制,和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币制改革的巨大阻力。其实想想,又何止是币制改革,一切改革的最大阻力不也是这样吗?就在这样的因循和算计中,一个又一个历史机遇白白流失,国运也因此“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P245-285,是本书第五章《民国:告别白银,迎接通胀》的第一节《洋银行来到中国》,第二节《钱庄在20世纪的兴衰》,第三节《“京钞风潮”中的中国银行》,第四节《天时地利的“废两改元”》和第五节《从〈白银收购法案〉中走出的法币》。

清朝末年,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主营涉及清政府赔款、借款、税务等关系重大的业务。因为清末对外赔款数额巨大,而政府筹款能力又十分底下,所以只能以关税、盐税等大额税收作为抵押,从列强那里借款。因此,赔款就变成了实质上的出让税权。在这些外资银行中,以英国银行实力最强,英国银行中又以汇丰银行(英文名竟然是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为行业翘楚。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解放后外资银行基本撤出大陆,但只有汇丰银行在上海继续维持,这也反应了英国政府和新中国微妙的外交关系。在外资银行的刺激下,本土银行也随之诞生,创立于清朝的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邮传部设立)就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两家。

而中国本土金融机构——钱庄或票号,则也在晚清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几度沉浮。因为钱庄和银行不同,主营异地汇兑和货币兑换业务,所以当时混乱的币制恰恰为它的生存甚至发展提供了可能。正如作者所说:“钱庄兴旺是因为资金兴旺,尤其是城市经济的兴旺。”所以,在清末民初几个因国内外形势而出现的黄金发展期,因为有大量白银流入,钱庄也一度非常繁荣。然而随着国民政府的稳定,以及“废两改元”的推行,钱庄的根基动摇,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而所谓的“废两改元”并不是简单的换一个货币的单位,而是废除称量货币,统一铸造银元及其辅币,在交易中以个数为计量。清朝做过努力,但因为触动了一系列既得利益者而作罢;北洋政府也做过努力,但因为受到外资银行和本土钱庄,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反对而作罢;直到进入国民党民国时期,才最终实现。因为国民政府对内基本实现统一,又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因为银本位而意外获得经济繁荣(欧美各国放弃金本位,金银价格大跌,大量金银流入中国,从而刺激了经济),而外资银行又希望从中国的繁荣中分得一杯羹,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了“废两改元”的成功。

大萧条中,欧美各国脱离金本位,造成银价大跌,在促进了中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让政府收入大大缩水。因此,在中国政府的游说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下,美国颁布《白银收购法案》,持续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市面上的白银,白银价格因此一路飙升,而中国又因此面临像清末那样的巨额白银外流。所以,废除银元,发行纸币就成功理所当然。而强势的民国政府此时也完成了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的控制,于是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收回几十家银行的发钞权,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法币。法币的发行,结束了中国几百年的币制和经济混乱,使中央政府开始全面干涉全国经济活动,在经济层面实现了统一,大大增强了国家实力,也因此受到了对始终觊觎中国的日本的反对。甚至有史学家认为,日本之所以急切发动侵华战争,和中国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和国民政府发行法币有着密切关系。

从清末政府在内外交困下失去控制力起,到新中国建立这一个世纪中,政府力量、民间力量、列强力量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博弈——列强瓦解政府,民间获得自主;政府联合列强,民间受到打压。而“京钞风潮”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事件——政府缺钱,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迫使中国银行停止钞票和现银之间的兑付,然而在远离行政中心北京的上海市,中国银行最重要的分行,在具有远见卓识的负责人张公权的力主,和外资银行甚至外国政府的帮助下,坚决抵制了“停兑令”,从而维护了中国银行以及钞票的信誉。从个人角度看,这似乎是张公权作为杰出银行家的过硬素质;但就社会角度来看,其实也只是政府控制力弱,无法迫其就范而已。当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发行法币的时候,中国银行已经被国有资本控制,张公权也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了。

P286-315,是本书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也是本书正文的最后一节《通胀的尾声和启示》和《后记》以及附录一《延伸阅读》和附录二《东西货币金融大事记》。

最后一节非常精彩,将贯穿全书的政府力量和金融力量博弈的主线进行了总结。正因为民国政府的统治力量达到了顶峰,独立的金融力量也随之衰弱到极致,正如作者所说:“事实上,法币的诞生,不仅统一了中国成百上千的钱币,被认为凝聚了中国国力,也成为对伪币以及日本的对抗。在抗日战争期间,法币实际上也起到重大作用,日本方面甚至有观点认为如果中国不在1937年之前进行币制改革,中国也许不会抵抗那么久,可能会提早败亡,甚至会忍辱求和,历史也将会改写。”

作者进而将这种认识提高到对整个社会的认识:“任何官僚体制都是为了维持统治,如果一味扩张,不给任何体制外集团和社会以生存空间,最终也会自我膨胀、自我循环、自我毁灭:领袖吞噬了政党,而政党吞噬了社会。以此而论,国民政府既没有开明到包容所有利益集团,也没有独裁到消灭一切利益集团,在自顾不暇之中,这个努力完成自身现代化的政权对于各类利益集团的态度充满了前后矛盾与彼此利用,包括对金融界也不例外。”

进而回到政治与金融的关系:“金融市场变化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治乱循环。若政府太弱,国家难以建设,市场难以扩大;若政府过强,如果缺乏制度约束,最终也会扼杀市场。这种强弱并不等同于政府治理能力,而是表示权力边界的界定,强势政府在杀鸡取卵的诱惑之下即使能够出手扼杀市场,随后也难以解决其本身问题,一如始终为经济问题苦恼的国民政府在控制商业银行之后,不仅没有摆脱其财政窟窿,反而滑向更暗淡的深渊。”

而作为这一对关系的代表——军阀/政客和银行家的关系,似乎也并不像我们一贯认为的,江浙财阀是国民党背后的坚定经济支持者。就此,作者说:“国民党政权很难服务于任何阶级或者任何集团,这或许源自其政权保留了前现代性的基因,同时又因为时代变化而无法彻底退回专制,学者易劳逸断言国民党只给它的组成者服务,其政权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也和社会脱节。”

这些经典的论述,即使今天看来,也是令人振聋发聩的!

另外,附录二《东西货币金融大事记》也颇值得一看,因为是线索式的梳理,所以能给人一目了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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