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人 邻人 8.5分

受害与施害交织的身份

优游卒岁
2018-04-11 16:32:14

1941年的7月,波兰一个名叫耶德瓦布内的小镇,1500名犹太人被赶入一个谷仓内,被人泼上汽油点火,活活地烧死。还有一些犹太人,被用砍刀与干草叉等农具,杀死于街道之上、田野之中。即使放到二战这个极其残酷而血腥的背景之下,这起罪行也是足够残忍与骇人的了。恐怖的是,这起罪行并非由德国党卫军执行的,而是当地村民们自行完成的。“东欧一个小镇里一半的居民谋杀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论男女老幼,共计1600人。”

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扬·T.格罗斯所写新书《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中所描述的情形。身为波兰裔美国人的格罗斯,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从档案里爬梳史料,发现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并写成这么一本书。书非常薄,却触目惊心。为何平时和蔼可亲的那些农人,竟然变得如此的嗜血,如此的穷凶极恶,面对与自己无冤无仇的邻居,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竟然连小婴儿都不放过?这是格罗斯竭力想弄清楚的事情,这也是困扰着读者的问题。

波兰在二战中,无疑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其所遭受的苦难,恐怕也属异常惨重的国家了。二战因波兰而起,先是被两个强国瓜分,再被纳粹全境占领。卡廷惨案,让其军队精英死于红军之手;华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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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的7月,波兰一个名叫耶德瓦布内的小镇,1500名犹太人被赶入一个谷仓内,被人泼上汽油点火,活活地烧死。还有一些犹太人,被用砍刀与干草叉等农具,杀死于街道之上、田野之中。即使放到二战这个极其残酷而血腥的背景之下,这起罪行也是足够残忍与骇人的了。恐怖的是,这起罪行并非由德国党卫军执行的,而是当地村民们自行完成的。“东欧一个小镇里一半的居民谋杀了其另一半居民——不论男女老幼,共计1600人。”

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扬·T.格罗斯所写新书《邻人——波兰小镇耶德瓦布内中犹太群体的灭亡》中所描述的情形。身为波兰裔美国人的格罗斯,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从档案里爬梳史料,发现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并写成这么一本书。书非常薄,却触目惊心。为何平时和蔼可亲的那些农人,竟然变得如此的嗜血,如此的穷凶极恶,面对与自己无冤无仇的邻居,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竟然连小婴儿都不放过?这是格罗斯竭力想弄清楚的事情,这也是困扰着读者的问题。

波兰在二战中,无疑是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其所遭受的苦难,恐怕也属异常惨重的国家了。二战因波兰而起,先是被两个强国瓜分,再被纳粹全境占领。卡廷惨案,让其军队精英死于红军之手;华沙起义,又让知识精英血流成河。二战期间波兰死亡人数达到600多万人,占其当时总人口的近五分之一。这样的伤亡比例,恐怕是二战中最大的。即便是死亡绝对数,也仅次于苏联、中国及侵略者的德国了。所以在战争之中及战后,波兰人民的苦难一直让世界各国同情不已。

但格罗斯的这本《邻人》,却又掀开尘封已久历史的另一角,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作为二战受害者的波兰,其实同时也是施害者。波兰600万死亡人口中,其中300多万是犹太人,也就是说整个二战中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一半死于波兰的国土。以前我们认为波兰人慑于纳粹的淫威,只是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保持了沉默,而格罗斯的研究却让我们知道,普通波兰人也参与了这些屠杀。而耶德瓦布内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可以说,在二战中,波兰既是受害者,亦是施害者,双重矛盾身份在波兰人身上交织。

说来也巧合,这几天各国媒体正在热炒这样一条新闻。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27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3周年纪念日,但波兰众议院却通过一项决议修正案,禁止以任何方式表达波兰对纳粹在波兰境内的暴行负有责任,包括不得使用“波兰灭绝营”的说法。此事引起了以色列政府及各国犹太人的愤怒反弹。以色列表示强烈抗议,并认为波兰政府在篡改历史。波兰总理却认为,“犹太人、波兰人和所有受害人,该一起守护那些被纳粹德国谋杀的人的记忆。” 其意认为波兰也是受害者,德国才是罪魁祸首,将波兰的责任撇除得一干二净。但作为被屠杀犹太后裔的反对党领袖却反唇相讥:“(大屠杀计划)出自德国,但有成千上万犹太人没见过一个德军就遭杀害。波兰灭绝营确实存在。这是没有法律可以改变的。”

波兰作为纳粹受害者的身份,一直没有争议,且赢得广泛同情。但其对于犹太人的施害角色,却在波兰国内颇有啧言,且媒体与民众皆讳莫如深。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颇为尴尬的问题。“波兰公众对自己在‘二战’期间的受害者身份深信不疑,其‘受害感’已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从容地、自然地接受波兰人也该为那段时期各种恶行负责的事实吗?”围绕这个问题,虽然表面平静,却也暗流汹涌,而此次波兰强推修正案,让这个问题浮现于水面。格罗斯的这本《邻人》,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历史,了解此中的曲折。而且也能让我们由此深思,受害与施害是否绝对的对立,能否在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中同时体现出来?有着受害者的身份,是否就免除了对其施害者责任的追索?是否因为有了更大的施害者,而身处其中的参与者及其个人就毋须承担责任?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痛苦的历史,尤其是面对那些不堪的历史?

格罗斯在《邻人》的扉页上,就引用了美国总统林肯1862年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的一句话:“同胞们,我们无法回避历史。”短短一句话,却意味深长,面对历史确实需要勇气。

耶德瓦布内镇在波兰算是一个相当平静的小镇,风光优美,如果不是发生1941屠杀事件的话,恐怕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它的名字。它位于波兰的北部,屠杀开始前镇上总共有三千多人口,其中一半是犹太人。据格罗斯考证,战前波兰人与犹太人相处还算融洽,“邻里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十分频繁。”格罗斯在书中还引用了波兰导演阿格涅斯卡·阿诺德纪录片里所采访的话语:“他们在观念上或者其他方面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因为在这个小镇上,犹太人与波兰人关系十分和睦。他们依赖对方,彼此间都亲近到可以直呼其名。”双方关系出现缝隙,就是在二战开始之后。

“20世纪的欧洲经两个男人之手被塑造成形。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为我们带来了极权主义——就算极权主义不是他们发明的,也是由他们全面施行的。”格罗斯如此评说。而他们对于欧洲的联手揉搓塑造,就是从波兰开始的。1939年8月在莫斯科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密谋瓜分波兰。当年9月2日,德国从西部入侵波兰,而苏联则从东部进军,双方在莫-里条约所拟定的边界线上会师,波兰彼此落入两大强国之手,而二战也就此爆发。(吊诡的是,英法因德国入侵波兰而向德国宣战,但在二战中以同样手法进攻波兰的苏联,却成为英法的重要盟国。)当时的耶德瓦布内镇成为苏军占领之地。

“苏军对这片地区的占领持续了20个月,从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这段时间对当地居民而言是一场深重的磨难。他们被卷入‘苏维埃化’的进程中,这个进程影响了来自所有民族和所有社会阶层的人,苏方的政治宣传和镇压不断冲击着波兰。”苏维埃化的进程,则让很多当地人(包括犹太人)都失去了自己的财产,但本地人不像犹太人那样,能够在苏联的政府部门及所设立的工厂里工作,犹太人与波兰本地人的生活质量就有了较大差距。这让小镇上的波兰人很是不满。“将大批波兰人放逐至苏联,恐怕是苏联人犯的一个错误。正是苏军此举,导致波兰的地方民众对他们的恨意日渐加深。”1941年的6月,苏德战争爆发,这个原先苏占的小镇,又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饱受集体化之苦的波兰人,对于德国人的到来,用书中的话来说,波兰人是当成“解放军”来接待的。耳闻了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杀,他们因此认为终于轮到自己出头了。

苏联与纳粹德国对于所占领地区的治理,其实都差之不远,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格罗斯的分析则更为深刻:“这些政治方法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对憎恨的制度化。服从于斯大林或希特勒统治的人们总是受到怂恿而敌视对方,彼此间的敌意就如兽性的本能一般。社会中任何细小的裂痕最终都会迸裂为鸿沟,任何对立情绪都会不断恶化、加剧。”苏军在耶德瓦布内撒下仇恨的火种,德军再来加把火,因此愤怒之火自然野蛮地熊熊燃烧起来。

在德军占领耶德瓦布内之时,这个镇的人就急切问德军,“我们能杀犹太人吗?”并且很快就与德军达成了默契。德军做壁上观,放任小镇上的农人们自由地屠杀。格罗斯根据所发掘出来的档案,并查阅法庭审判时的证词,在《邻人》中还原了整个屠杀过程。他根据这些档案中所提到的名字,自己做了统计,参与屠杀的有名有姓的村民共有92名。此外,还有许多从周边村子赶着车过来的农民,他们对于这样的屠杀,充满了兴奋与期待,也享受抓捕与虐待犹太人的过程。作者认为,大约该镇一半以上的成年男人,都被指控参与了屠杀。在屠杀中村民们还组织起“义务警察”队伍,到街道和村口巡逻,以防止犹太人躲藏起来,或者逃出小镇。不仅于此,这是一个很小的镇子,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然而大家都或积极参与,或漠然视之。“每个当时在镇上,看到、闻到或听到事件发生的人,都参与或见证了耶德瓦布内犹太人的惨死。”

屠杀的过程极其惨烈,经常是一家子的灭门杀戮。格罗斯说,在耶德瓦布内,是普通的波兰人屠杀了犹太人。“他们是从事不同职业的男人,整个家族的人都在场,父与子协力合作;有人曾被诱导——为了响应镇政府的号召——说他们是好公民。犹太人所看见的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这令他们感到极度惊恐以及,我敢说,无法理解。不是穿着制服的陌生人,不是战争机器中的冰冷齿轮,也不是执行命令的特工,而是自己的邻人,他们选择拿起屠刀,投向血腥的残杀——心甘情愿地成为了一群刽子手。”村民们还担心光靠屠刀这种“原始”的方法,无法一天之内杀光所有犹太人,于是就如本文开头所述那样,将剩余犹太人全部赶进谷仓里,一把火让他们灰飞烟灭。

当然在耶德瓦布内的当地波兰人,也有颇具良知者。书中就写到了维日考夫斯基一家,冒着被杀的危险,保护了7个犹太人,让他们存活到了战后。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天的屠杀行动中,该镇子里最为安全之地,竟然是德国宪兵队的前哨站。逃到那里去的十八名犹太人,在德军保护之下,在血腥屠杀之中活了下来。而且对于耶德瓦布内村民的野蛮滥杀,连德军也看不下去了,发表声明认为他们做得太过火了。从7月10日之后,德军就不再允许波兰人在镇内随意屠杀犹太人。据当时村民的证词,此次屠杀犹太人,德军几乎没有参与,只是有人站在一旁拍照。作者在书中表示,“我们所知的其中之一就是,德国特别行动队、德国的警察支队,以及那些曾经执行“最终解决”的公职人员都没有强迫当地民众直接参与对犹太人的谋杀。”当然,如果没有德国人的允许,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可能发生。但是,“没有人是被迫去杀犹太人的。换言之,所谓的‘被卷入犹太人大屠杀的当地民众’都是出于自愿行事的。”

其实,耶德瓦布内镇的屠杀并非二战中发生于波兰的孤例。据作者考证,当时波兰的北部,存在着一个“百慕大三角”,耶德瓦布内镇即是这个三角地带中的一个镇,在同年的7月,这个大三角地带发生了几宗连环屠杀犹太人事件。而且,波兰对于犹太人的屠杀,也并未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终止,在1946年7月还有发生,一名波兰暴徒在凯尔采一天之内就屠杀了42名犹太人。面对当时报纸所发的谴责声明,波兰工人阶级竟然少有地发动罢工以示抗议。连已故的波兰著名抵抗运动领袖卡尔斯基也说,有些同胞对该国大量犹太人颇为“冷酷无情”。

当然,东欧尤其是波兰民众,与当地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渊源悠久。双方的相互憎恨,也并非什么秘密。其原因,格罗斯在书中并未深究,历史与宗教的原因交织在一起,生活与文化习俗的差异也加深了矛盾。“犹太人就一直遭受着敌对一切‘异类’的恶意势力的折磨,后者埋伏在乡间,时不时就突然出现,爆发一般地对犹太人施暴。显然,屠杀者和掠夺者一直保留着在这种事件中集体行动的‘传统’,在19世纪到20世纪这段时间里,不断上演着同样的把戏。”不过作者却指出,并非东欧人波兰人天生就是“反犹主义者”,而觊觎财产才是导火索。格罗斯通过分析发现,这场大屠杀的组织者就是当时的镇长卡罗拉克一伙,他们也就是之后将犹太人财产据为己有的人。“卡罗拉克及其同伙渴望彻底地掠夺犹太人的财产,而又意外获得了这么做的机会。这恐怕就是他们组织屠杀的真正原因”。而且他进一步发现,直至1949年,犹太人遗留财产仍然是这个小镇居民竞相争夺的东西,为此他们不惜告密甚至暗杀。

因此,当德军占领给予耶德瓦布内居民以机会时,他们中的人性之恶如火山般喷涌而出,“野蛮、嗜血的暴民们仿佛接受了一项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除掉犹太人。占有犹太人财产的欲望比以往更加强烈,无时无刻不在刺激他们贪婪的神经。”确实,这是一帮暴徒,更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德苏两国的极权主义者则在战争之中充分利用着这群乌合之众,利用着人性之恶。《邻人》一书引用了德国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的说法,称纳粹党是一个不断挖掘人类邪恶本能的组织,它将‘乌合之众’提拔到掌权的位置。这样一来,一群”简单的人,只要社会还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就仍然是正直、文明的人,但一旦哪里出现骚动和混乱,社会组织溃散,他们就会暴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同时,协助苏联在波兰站稳脚跟的,也就是这么一类乌合之众。“在当局最重用的工作人员和心腹亲信中,也不乏毫无原则、信仰的人。”他们是反犹主义者,他们在德占期间通敌,他们就是一群流亡无产者。本书在注释中引用了埃里克·沃格林的话来解释“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既不是精神领袖,也不是理性权威,在理性或精神出现指引、警醒他们时,他们也没有能力对其做出回应……要想理解为何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极其困难。但它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

在波兰这个饱受苦难的社会里,一旦面临挑战就变得脆弱而动摇。而短短两三年之间,两次分别被两种极端意识形态国家占领的集体体验,更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邻人》书中有一段话,极其准确地描摹出波兰民众在这种情形下的表现:“他曾试图预测这个世代相继掌权的吃人政体最渴望从其治下的国民那里获得什么,因而陷入了极端的狂热之中,试图顺应、讨好政府——最初是通过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秘密协作者,接着又为纳粹党干着杀犹太人的脏活儿,最后加入了波兰共产党。法语里有一个短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种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的生存模式:意思是一场与命运的角逐。”在这样一场命运角逐之战中,“不谋杀无辜之人的文化禁忌已彻底瓦解了。”

但这并不能减轻耶德瓦布内居民的罪责。这群残杀邻居的波兰农民,并非就是如汉娜·阿伦特所指的“平庸之恶”。他们与艾希曼不一样,杀人并非职务行为,并非在执行命令,也并非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他们也不是因为不思考而犯的罪责,他们其实精明拨打着算盘,听任内心残忍的召唤。他们是自愿而为,而且享受其中,并由此得益。他们杀死了与自己无冤无仇的邻居,手段极其残忍,连妇孺都不放过,最后还心安理得地享受犹太人财产,这只能是极端之恶。格罗斯总结得好:“一个身穿制服的刽子手在执行命令时,终归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人们甚至可能会假定他对自己所服从的命令是持保留态度的或是不认可的。然而,对一个自愿杀害另一个人的平民而言却不是如此——这样的作恶者毫无疑问,只能是一个杀人犯。”

在一个战争或动乱的极端混乱时期,在一种如纳粹这样的罪恶制度之下,当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的生活都因此而被毁掉,施害者是那种罪恶制度,是那些造成这些局面的人。但在这种集体受害者之中,就没有施害者,无异于痴人说梦。并非顶着一个集体受害者的帽子,就可抹掉个体施害者的身份。

格罗斯更是进一步追问着这群屠杀邻居之人的责任。“在反思那个时代时,我们绝不能将责任推卸给集体。我们必须要有足够清醒的头脑,才能记住,要为每一起杀戮负责的,只是某一个或某一群特定的凶手。”其实这样的话语,并非只是针对着波兰小镇这群农民,同时也是针对人类所发生的每一次大屠杀,针对那些站在独裁者或罪恶制度后面的每一个人。从二战期间的犹太大屠杀,到印尼两次排华的屠杀,再到卢旺达的种族清洗,基本上都是杀人无数,血流成河。但最后被追究者,真是寥寥无几。首恶者当追究,造成这种罪责的制度该声讨,但那些手执屠刀积极杀戮之人,那些借混乱之机巧取豪夺之人,难道就可以逃脱个人的罪责吗?可以将一切都推给制度推给首恶者吗?

都是受害者这么一句话,未免太过轻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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