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从文”到“弃文”:一个时代的背影

anne
2018-04-11 04:10:35

有两类作家,或者说作品。一类更具有时代性,或主动或无意识地,在文字中留下鲜明的烙印;另一类作品则不太在乎时代的追光,汹涌的潮流,而是落脚于更永恒与长远的“人生远景”与人性之光。

时代价值与文学价值,两者相比,我始终更看重文学价值,那些永恒的、如天如地、始终不曾消失的光芒与美丽。

沈从文无疑属于后一种,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称得上伟大而动人的原因。

具有时代性的作家不少,有优有劣,比较典型的有郭沫若、赵树理。对于这类作家,沈从文的评价犀利精当:“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很有意思。这段话无比鲜明地体现了他一流的文学鉴赏力,他不折不从的性格,以及他对于文学的敬意与责任感。但同时,这些也是造成他后半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他是一个对美、真和爱都极度敏感的人,能用自成一体的方式呈现流动在他生命里的所有动人之处。“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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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类作家,或者说作品。一类更具有时代性,或主动或无意识地,在文字中留下鲜明的烙印;另一类作品则不太在乎时代的追光,汹涌的潮流,而是落脚于更永恒与长远的“人生远景”与人性之光。

时代价值与文学价值,两者相比,我始终更看重文学价值,那些永恒的、如天如地、始终不曾消失的光芒与美丽。

沈从文无疑属于后一种,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称得上伟大而动人的原因。

具有时代性的作家不少,有优有劣,比较典型的有郭沫若、赵树理。对于这类作家,沈从文的评价犀利精当:“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

很有意思。这段话无比鲜明地体现了他一流的文学鉴赏力,他不折不从的性格,以及他对于文学的敬意与责任感。但同时,这些也是造成他后半生悲剧的重要原因。

他是一个对美、真和爱都极度敏感的人,能用自成一体的方式呈现流动在他生命里的所有动人之处。“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保留的比较完整的几个人。”他这样评价别人,其实自己也是如此。

《沈从文的前半生》里,就完整地追溯了印刻在他生命里的这些美学密码,用精准选择的事件和细节,还原他所接受的种种教育与滋养,折射出他思想中的亲疏好恶,尽最大可能解释了沈从文如何一步步走来,成为了最终的沈从文。

从他兴致勃勃地说起自己逃学时的所见所闻中,可以感知他观察周围与人生的视角。他说,“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已经开始有自己的远近之分:离书本理论远,同实际人生近,与凌空的高蹈疏,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所以二十年后的沈从文,“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

还有几段经历在沈从文的人生中留下深远的精神影响。沈从文返回湘西保靖,到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这段岁月,包括之后在前门大街,以及在宣内大街京师图书馆度过的漫长时光,让他得以接触大量旧画、铜器、古瓷、书籍和碑帖,从而全身心浸入和细细研习历史,并为其中“人类智慧的光辉”所照耀点亮。

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他在自己的《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作成了,你们也许嫌它式样太旧了,形体太小了,不妨事。”

他对于世事的理解,皆由从最朴素永恒的人心和常理出发,所以自始至终,他都能以超越时代的阔远目光,来审视当下、持守自我。

再之后,他有了和自己投性情的一群朋友。说起金岳霖来时,妙趣横生: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

他的学生则说,“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机心、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这些时候的沈从文,是软弱的。“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可又有些时候,他从骨子里透着自己的坚持和执拗。

他评价人与事,无不从自己的真实内心出发,即便是对有知遇之恩和深厚感情的徐志摩,也会公正客观地评价他的诗句,说“正因其为太累赘,所以许多诗句子徒美,反而无一点生命。”至于对待周遭或痛心或危急的情境,则更是忍不住一次次发出真诚的、清醒的、不顾及自身的呼喊。

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
若有人问我,在你这个理想发展中,产生有成就的作家和有分量的作品,用来和这个乱糟糟的现实社会对面,有什么作用?我不必思索即可回答,希望它能有作用,即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
我以为倘若所谓悲剧实由于性情一面的两用,在此为‘个性鲜明’而在彼则为‘格格不入’时,那就好好的发展长处,而不必作乡愿或政客,事事周到或八面玲珑来勇敢生活下去。应毫无顾虑的来接受挫折,不用退避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这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有见解的思想家,和一个有勇气的战士,共同的必由之路。
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

沈从文在50年代后期逐渐由“从文”转为“弃文”,转而研究花花朵朵瓶瓶罐罐。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无法,也不可能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字。他一贯是从“思”出发的,必须要由“信”出发来行文,他做不到。

政治的压顶力量是可以浇灭文学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

但沈从文还是用尽自己一身的力气与心血,投入到了后期的文物研究中去。只是因为他笃信一份工作要在历史上负起责任,要像“种树造林”那样需要时间,而不是像“造饽饽”那样现做现卖。

历史的大风大浪过去,时间的陶冶分拣过去,也终究会证明哪些人会留下灼目的光芒,哪些力量会逐渐衰退,甚至湮没不见。

最后还想说的是,一个读者需要有足够的洞明、善意与功力,才能照亮一个作家的作品或一生。而张新颖老师,无疑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被照亮的人所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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