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何学自由主义和不规则的世界

BleuElephant
2018-04-10 22:29:09

几何学自由主义和不规则的世界

——评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诱惑》

文/朱与非

(《非理性的诱惑》理查德•沃林著,阎纪宇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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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沃林就像潜入德国思想圈的美国“卧底”,他的全部学术生涯就是为了揭露德国思想以及受其毒害的法国后现代思想家们之不可信赖。他早年的学术生涯以研究海德格尔“纳粹问题”的《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1990年)发端,并于次年编辑了《海德格尔论争集》的研究论文合集。之后的一部著作《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已有中译本,奠定了他在汉语海德格尔圈的曝光率,使人几乎误以为他是一个有趣的海德格尔学者。而《非理性的诱惑》写于2004年,则属于“图穷匕首见”之作,完整揭开了他对德法思想家的一股脑儿的“歼灭战”。按照他以讲故事的方式所揭示的“罪证”,所有这些德法思想家都因为沾染了与纳粹和法西斯相关的污点而变得不堪入目。而且读者不要过于惊讶,这些被列入政治黑名单的德法思想家名录囊括了我们认识的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其中有书中做了主题分析的:心理学家荣格、解释学家伽达默尔,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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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学自由主义和不规则的世界

——评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诱惑》

文/朱与非

(《非理性的诱惑》理查德•沃林著,阎纪宇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

1

理查德•沃林就像潜入德国思想圈的美国“卧底”,他的全部学术生涯就是为了揭露德国思想以及受其毒害的法国后现代思想家们之不可信赖。他早年的学术生涯以研究海德格尔“纳粹问题”的《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1990年)发端,并于次年编辑了《海德格尔论争集》的研究论文合集。之后的一部著作《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已有中译本,奠定了他在汉语海德格尔圈的曝光率,使人几乎误以为他是一个有趣的海德格尔学者。而《非理性的诱惑》写于2004年,则属于“图穷匕首见”之作,完整揭开了他对德法思想家的一股脑儿的“歼灭战”。按照他以讲故事的方式所揭示的“罪证”,所有这些德法思想家都因为沾染了与纳粹和法西斯相关的污点而变得不堪入目。而且读者不要过于惊讶,这些被列入政治黑名单的德法思想家名录囊括了我们认识的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其中有书中做了主题分析的:心理学家荣格、解释学家伽达默尔,以及可笼统归为法国后现代主义的巴塔耶、布朗肖和德里达,除此之外,还有那些往往属于门派宗师的人物,比如尼采、海德格尔、斯宾格勒、施米特、赫尔德、列维-施特劳斯、福柯、鲍德里亚等。

面对这张批判的列表,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是“所有”重要思想家,只不过是一些德国右翼思想的代表人物以及战后法国某些反思“现代性”和“理性”的代表人物而已。确实如此。而我们从中也可以找到作者本人的立场。理查德•沃林2010年的新作《东方旋风——法国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和1960年代的遗产》则几乎可被看成他完成右翼阵营批判之后的一次左翼朝圣之旅。有评论说这部新作“带领我们通向新的自由主义及其伟大事业,诸如同性恋权利、妇女解放和监狱改革等”,由此可窥作者整体思想面貌之一斑。《非理性的诱惑》是他多年浸淫于德法思想阵营之后进行的精确打击,而《东方旋风》则是他走出“无间道”之后的回归正道之作。

2

一个粗浅的历史回顾,似乎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者的立场,而且,这几乎是一个一般性的历史定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是战争的主要参与者,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对于战争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英国连同美国则不仅是新型世界秩序和价值原则的奠基者,也是其忠实的维护者。没有英国,就不会有现代民主制度,没有美国,就不会有自由民主秩序的繁荣。在这方面,德国则一直扮演着英美世界秩序的挑战者和启蒙价值观的反叛者的角色。从早期浪漫派的反启蒙主张到一战后德国知识分子的亲纳粹理论姿态,无不让人怀疑德国思想的性质。德国的思想似乎笼罩着一层反对自由民主的特质。然而,德国的哲学思想又几乎统治着哲学舞台,这一颠倒的落差局面颇让人难以消化:难道自由民主的思想如此“肤浅”,以至于“深刻”的哲学家都看不上么? 政治作家刘瑜曾在《观念的水位》中发表过一篇嬉笑怒骂的文章——“贵族范儿”。她在其中找到了答案:人们偏爱“深刻”无非是故作高深、强求新意,以晦涩难懂表现高深莫测,因而只是研究“伪问题”,公民权利的观念正因为如此“简单”,才遭到冷落,然而,简单才是深刻。英美的自由民主思想资源丰富而深刻,而且他们的表述相比于德语思想家来说,更为简单易懂。哲学流派上有关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粗糙划分,似乎也有着上述渊源。分析哲学的追随者总是愉快地宣称自己注重形式逻辑和推论说理,因而是天然的自由民主之友,而欧陆哲学在逻辑和民主的话题上总是讳莫如深,不能够清晰表达赞同和否定的立场。

这种种的疑点都可以作为批判德国思想的动机。当今世界毕竟是以法国启蒙运动倡导的自由、理性和民主价值观为主导的世界。而且,德国思想家有一个重要的把柄落在批评者手里:纳粹时期有众多思想的巨擘曾与纳粹结盟,他们或者直接就是纳粹党员,或者在思想上主动为纳粹运动服务,其中的最著名代表就是20世纪最了不起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因而,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总会成为“显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某种程度上,人们都把纳粹问题当做德国的知识批判的“七寸”,只要抓住它,再怎么批判都能让人没脾气。理查德•沃林是娴熟运用这一攻击策略的佼佼者。在本书中,他没有选择海德格尔,而是选择了荣格和伽达默尔这两位与纳粹轻微“有染”的名人,或许是因为以海德格尔为攻击目标太容易了,因为他直接加入过纳粹党,而荣格和伽达默尔则还需要通过深入挖掘才能找到亲纳粹的证据。在这方面,本书比较“出彩”之处是提供了类似“八卦新闻”一样的犄角旮旯的证据,表明了荣格和他的犹太人老师弗洛伊德如何在心理学的发展上互相欣赏、又如何最终反目的历程,以及伽达默尔为自己在纳粹期间的“内在流亡”的自我辩解如何失败,等等。

总而言之,理查德•沃林对于德国思想中的纳粹因素的批判是极为彻底乃至偏执的。他的所有例证无非是要说明,那些所提到的德国右翼思想家们因为与纳粹相关联、被纳粹所吸收,所以糟糕透了。如此一来,德国思想的最精粹部分,仿佛就是纳粹思想,而纳粹要为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负责,所以言下之意,仿佛德国思想正是二战和犹太人大屠杀在思想上的罪魁祸首。这样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对于持相同立场的人来说,可能是痛快淋漓的,但是,只要对思想事务有初步的了解,或者只要不被意识形态的魔障遮住眼睛,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批判并不公允。行动有思想的根源,但是思想家并不应该为具体政治激流中的权宜应变负责。因为这些思想家不是政治帷幕后的策士,而是象牙塔上的求知爱智者。

因此,如果我们不是抱着“看作者如何妖魔化德国思想”的取乐子心态,而是想要对其中的思想差异和争端有一个严肃而全面的了解,就有必要摘掉作者的意识形态有色眼镜,从两方面考察各自的根本立场和根源。这样一番考察可以作为阅读本书的背景知识。而且,一旦我们具备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眼光,那么作者渊博而细密的历史知识就能发挥出更多的作用。撇开作者的批判式话语,读者能够从此书清理出一张内容丰富的德国右翼思想家地图,而且应该算是脱了水的“干货”地图。

3

在理查德•沃林眼中,20世纪最重要的那些思想都在对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理性和民主价值进行“反革命”的围剿。首先是二战前的德国思想家:“启蒙运动的头号批判者,诸如斯宾格勒、施米特和海德格尔,很快就齐聚在法西斯主义的旗号之下。法西斯主义成了反革命人士的最后希望,用以抵抗一个由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思想自由等‘腐蚀性’观念主导的社会。”(第342页)接下来就是法国继任者的兴起:“20世纪60年代,对民主口诛笔伐的新一代思想者兴起,法国尤其是他们的大本营。法国思想界战后的‘大事’就是尼采和海德格尔重领风骚,两人在德国因为法西斯主义的玷污而声名扫地,在法国却成为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与鲍德里亚等人的思想导师。借由这种方式,向来是欧洲右派禁脔的反启蒙思想,也渗透进入后现代左派的立场观点。”(第343页)

沃林并没有详细解说自己的启蒙立场的精义,但在导论的“何谓反启蒙运动”中,他也些微透露了启蒙价值到底代表着什么。反启蒙哲人最重要的特征是“提防批判性思考、知识的傲慢和理性的滥用”;反启蒙运动的宗旨之一,是“对人道主义的各项预设口诛笔伐”;反启蒙开拓的是如福柯所言的“非理性的主权事业”,等等。由此反过来可见,启蒙运动代表着对于批判性思考的重视、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和对理性的坚持。作者的书名是“非理性的诱惑”,意为在德法两家的反启蒙浪潮中,他找到了“非理性”的共同特征。这里的一个重要缘由是,德国的反启蒙思想家是右翼,而法国的后现代反启蒙思想家为左翼,原本应该处在两极,他们共同的交集只在于从哲学角度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理性统治”的不满。根据“非理性”这个概括,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作者的启蒙立场首要是理性主义。

什么是理性主义?恰如沃林极为推崇法国近代哲学的始祖笛卡尔所开创的清楚明白的观念表达,极为痛恨法国后现代逻辑跳脱、充满隐喻的表达一样,理性主义就是对普世观念的概念性的清楚表达。笛卡尔有感于数学的精确,提出按照“普遍数学”的样子让哲学知识也变得精确而可靠。因而理性主义涉及的是概念的清晰定义和思想的合理论证,它的根本特征在于认为能够通过给出先天(a priori)知识,从而确立知识的典范和行动的规则。理性主义从广义上可以追溯到提出理念知识的柏拉图,狭义上指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启蒙哲人。

然而理性主义并非惟一懂得运用理性的哲学流派。在理性主义盛极一时的同时代,就有英国以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与之抗衡。而德国在康德带领下开创的先验哲学思路,则是一种颇富德国自身思想根源的哲学思考方式,同时也奠定了直到今天的德国思想潮流,尤其是现象学的思考方式。因而我们其实可以分辨说,理性主义格外指的是对先天的普世价值的确信。以理性主义奠基的法国启蒙运动,主要建立在对于“人是理性动物”这个基本命题的推演上。这种普世价值的自信,以法国大革命为其爆发的顶点。而法国大革命恰好是反启蒙思潮的开端。在英国由柏克、休谟为代表首先表达了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的怀疑,而德国的早期浪漫派代表赫尔德(1744-1803)则可以称作最具先知性的反启蒙代表,同时还有迈斯特(1753-1821)在法国大革命后给出了对启蒙价值的严肃反驳。

反启蒙实际上并非对启蒙价值的一概驳斥,而是对于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思路的“物极必反”。来自英国和德国的两种法国大革命反思,恰可以看成不同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另外两种启蒙方式:一种是英国经验论式的,它以经验为基,推崇习惯和权威,贬低理性,开创了保守主义的英国进路;另一种是德国浪漫派的方式,它以感受为基,推崇传统和权威,重视民族和国家,开创了保守主义的德国进路。由于德国浪漫主义总是以反启蒙的姿态表现出来,所以,将这种思想作为启蒙思想来理解的人非常之少。人们一般把康德所代表的先验哲学理解为德国启蒙思想的代表,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康德哲学也遭到了很多来自保守主义的非议。然而,很多研究者已经陆续发现,康德是综合了启蒙价值观的保守主义者。

启蒙和反启蒙的根本差异,并不在于价值观上的分歧,而在于对这类价值的论证和实行方式上的分歧。法国启蒙运动的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其实就是英国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从起源来讲,就是从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休谟、斯密)、从英国自身的政治经验自然演绎和开创出来的价值观。而自由、平等、博爱又何尝不是德国思想界的价值观?只不过他们在论证这些价值观的方式,以及对于这些普世价值所能达到的现实期许上是不同的。也正是这种微小的差异,铸就了“保守主义”名称的由来:保守主义是对自由的保守,是一种渐进、不激进的活动方式,是对普世主义极端表现的“亢龙有悔”,是对人性之恶的以“最不坏状况”为目标的改良。相对于启蒙主义的政治箴言,“我只做正确的事,只要行动就会有所改变”,保守主义的政治箴言是,“首先防止最坏的结果,哪怕无法得到最好的东西”。

然而,当代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已经被框定在法国启蒙主义格局之下。自由主义对于普世价值的信赖,就像笛卡尔对于数学知识的确定性的信念一样。这种几何学的自由主义造就了左派的“良心”,推动他们掀起一场又一场进步的反叛,因为他们一致地认为,只要是“人心”中有的,就是普遍所有的。自由主义成为一种几何学的证明活动,从公理到定理可以求出一切应用题的答案。然而,他们唯一不愿意知道的是,世界不是几何学算纸上的规则图形。世界是不规则的。我们的生活是具体的,世界隐藏在一个个特殊之中。强调特殊性并不是对普世价值的负隅顽抗,毋宁是实现普世价值的唯一现实途径。保守主义的“保守”是一种在理性面前的谦逊。在保守主义兴起之前,保守的意思,还唯独只是反动之义,而保守主义兴起后,保守主义成为自由思想的守护者,对抗进步主义的专制。

4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下德国思想的根源,是否因为它“反启蒙”,所以就必然是反动的,以至于必然是纳粹式的?限于篇幅,在此提出三个概念仅供参考。

首先是生活/生命。在现象学兴起后,“生活/生命”成为德国哲学的首要主题,而这一点在早期浪漫派也早有奠基。现象学强调“生活”,其动机在于对抗理论对于生活实际的分隔和宰制,浪漫派的思想家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启蒙运动发展了某种把自然以及人性看做一系列对象化了的事实的观点,而赫尔德无法容忍这种精神和自然的二元对立,他让自由成为人的生命的一个价值,由此而实现人与自然的融洽统一。在赫尔德那里,人的自由变得格外重要,其含义也与启蒙运动大为不同。标准的启蒙运动的自由概念,就是摆脱外在控制,尤其是摆脱国家和宗教权威的控制,强调主体的独立性,而德国浪漫派把自由首先看成是本真的自我表现。因而,这种观点也被称为“表现主义”。这种“本真的自我表现”,可以被理解为尼采酒神精神的出神状态,或者海德格尔式此在的“绽出”。值得一提的是,沃林在书中提到了海德格尔在讲课中的一句来自谢林的名言:“生命本身的畏将人从他所创造的中心驱离。”(第118页)这句话同时也可以看成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的基础存在论的核心要义。此在“出离”自身,“绽出地”生存在世界之中,人的生存不是一种龟缩在主体中的孤绝存在,而是与世界先行交融的和谐。这样理解的自由观回答了关于生存的根本问题:生存的原动力,而不是知识的模型,才是完成生活之可能性的条件。

其次是民族。赫尔德被视为德意志民族的精神领袖,赫尔德用“民族”观念诠释了文化的传承和特质。而费希特1807年《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奠定了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理念目标。这是一种建立在德意志民族特殊性基础上的普世主义。德意志民族自比于古希腊,便是由此引发的文化乡愁,从中确立的是德意志文化的优越性自信以及德国式“山巅之城”的“例外主义”想象。从反纳粹的视角出发,这种民族主义当然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然而,从整个世界的民主化运动来讲,基于民族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实就是民主化的一般步骤。按照主权国家原则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无不是民族国家。而唯有在民族国家的主权之下,普世的民主才能正常运作,这里似乎运作着一种吊诡:为什么普世价值不能以普遍主义的方式(比如以联合国名义发布“诏曰”)推行,偏偏只能以特殊主义的方式实现?

最后是可以称作德国思想标记的先验主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先验的”(transzendental)指的是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它得出的是先天综合判断,而不是单纯的先天(a priori)判断。先验不等于先天,因而先验主义并不是理性主义,从康德哲学来讲,先验哲学是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调和;从同属先验哲学的现象学来讲,先验主义更加偏向于直观的经验,而不是理性的推理。正因如此,德国思想与一般的理性主义迥然有别。先验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实际上是一种寻求获得经验之可能性条件的思想方式,而形式逻辑的论证方式注定了它在存在论上必然是预设了现实的经验之结果的。形式逻辑讲因果,先验逻辑讲起源。

德国思想的自身鲜明的特质,注定了它与法国启蒙主义道路的分道扬镳。然而,并不能说,因而它就站立在启蒙价值的绝对对立面。德国人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似乎更为紧密地切合着人类生存的一呼一吸之间。如果我们单凭纳粹运动就抹杀整个德国思想,那就是另一种理性的狂妄了,或者按照伽达默尔的经典表达:启蒙运动追求普世,反对偏见,然而,这种反对偏见本身也会有偏见于焉滋生,这就是普遍对于特殊的偏见,进步对于传统的剥夺。

(按:《经济观察报》2017年11月13日,上文为作者原稿。报纸有删改段落,导致文中对“几何学自由主义”这个名称的说明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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