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青山似洛中——《东晋门阀政治》笔记

bluefreeze
2018-04-10 20:14:46

【写在前面】

本文是我读《东晋门阀政治》的笔记。主体内容为书中原文,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三个题目重新组织,借此整理读后思路,以便把握书中大旨,当然偶尔也插入了一些个人观点。这也是我对做读书笔记方式的一种新尝试。

内容上,全书分各论七篇,列叙几家门阀士族的兴衰起落,兼论前后勾连之间,展现出东晋门阀政治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历史进程;后论一篇,串联起全书脉络,把门阀政治置于皇权的政治传统中加以考察,突出本书主旨。

方法上,书中就家族谱系、人物事迹、历史事件等史实多有考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放眼前后,探幽发微,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肃的著述理念。同时突出感受到,作者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历史分析,如在历史整体进程中把握局部历史现象,抓住时局变化过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我在笔记中也尝试以这样的思路进行记录。也因此,本书的价值不仅是对于东晋门阀政治史实的梳理,更在于对其间历史逻辑的探究,充满了内在的宏大张力和深沉意涵。

本书结尾写到:“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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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本文是我读《东晋门阀政治》的笔记。主体内容为书中原文,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分三个题目重新组织,借此整理读后思路,以便把握书中大旨,当然偶尔也插入了一些个人观点。这也是我对做读书笔记方式的一种新尝试。

内容上,全书分各论七篇,列叙几家门阀士族的兴衰起落,兼论前后勾连之间,展现出东晋门阀政治产生、发展以至消亡的历史进程;后论一篇,串联起全书脉络,把门阀政治置于皇权的政治传统中加以考察,突出本书主旨。

方法上,书中就家族谱系、人物事迹、历史事件等史实多有考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放眼前后,探幽发微,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肃的著述理念。同时突出感受到,作者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历史分析,如在历史整体进程中把握局部历史现象,抓住时局变化过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我在笔记中也尝试以这样的思路进行记录。也因此,本书的价值不仅是对于东晋门阀政治史实的梳理,更在于对其间历史逻辑的探究,充满了内在的宏大张力和深沉意涵。

本书结尾写到:“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广阔的土地开发和精致的文化创造,是北方普遍的民族进步和宏伟的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而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又要通过历史现象的纷纭变化才能完成,才能显现。”

东晋百年门阀政治落幕,连同魏晋南北朝历史一起,导向了隋唐。江左风流早被雨打风吹去,唯有建康的隐隐青山仍似当年的洛阳。

【以下为笔记部分】

门阀政治,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这个主流上接两汉,下启隋唐,门阀政治则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

一、东晋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1、皇权政治的形态与逻辑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与宗族之间呈现冲突与依存的双重关系。但是只要皇权比较稳定,宗族在政治上通常仍愿意效忠皇权。他们倾向于把宗族利益寄托于一姓皇朝。他们是这一时期知识阶层的主体,也是皇朝官员的主体。所以东汉宗族虽然社会影响很大,但对于朝廷并不敢轻启觊觎之心。

东汉末年,公卿大夫面折廷争,布衣之士私议救赎,都是为了恢复正常的皇权政治秩序。甚至董卓入京,开头也只表现为整饬朝纲,延续汉祚。当汉已不汉,曹操也只自况于周文王,而不敢彰明较著地建立新的皇权。由于宗族有拥汉的潜在力量,皇权易姓并非容易实现的事情。曹魏时期,士族在曹马之间各属一方。司马氏代魏,他们悉归于晋。西晋时期,士族仍然只是西晋诸王的附庸。

从理论上说来,在皇权政治格局下,一切社会力量都处在皇权控制之下,而不可能与皇权平行甚至超越皇权。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与之相应的政治现象,则是宫廷阴谋不断,多数是拥立或废立之争。胜利者也很难长久维持权力。这仍然是皇权政治而不是其他。世家大族为了维护皇权的正常运转而与宦官、外戚斗争,受到重大打击,结果是更扩大了世家大族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以此观之,皇权旁落虽不是对皇权的否定,但也是皇权政治制度异化的一种表现。重建皇权政治,其目标不仅是一时地让皇权的行使复归于皇帝本人,更在于建立一套能够维持皇权正常稳固运转的政治和社会机制。问题仍然在于,如何防止这种机制长久运作中的扭曲、失效甚至溃烂,以及这种机制演变本身对于社会发展或促进或阻挠的复杂作用。

2、门阀政治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

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二是士族专兵,三是南北民族矛盾(外部条件)。相应地,如果三个条件缺失或发生变化,都将导致东晋门阀政治相应的变化。

八王之乱后,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受命南渡,本来不具备在江左运转皇权的条件。司马睿在晋室诸王中无权无势无功,也没有坚强的法统地位,如果不借助于门阀士族的扶持,没有在江左立足的余地。而长安一隅,愍帝所奉晋室正统还在,这时只有门阀士族的砝码,才能增加司马睿的政治分量。此时王导等众多士族名士纷纷渡江,为司马睿提供了这种砝码。另一方面,南渡士族也需要司马睿政权的保障。南渡士族既是晋室臣民,以避胡羯侵凌晋室而南渡,自然不可能另立新朝。他们只有奉晋为正朔,拥晋室名号,才是保全自己家族利益的最好办法。既然西晋皇统已没有合法继承人,长安已是岌岌可危,据有江左地利条件的司马睿自然成为他们瞩目的对象。此后,有了士族支持,有了华夷劝进,其他武力事功之臣靠拢过来,便是门阀政治得以形成的历史际遇所在。其中,王导以他所居司马睿左右的关键地位,艰苦经营,始奠定东晋皇业和琅琊王氏家业在江左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王与马共天下”,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3、门阀政治演进的内在逻辑

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是某个时期当权的士族权力的某种平衡。但在矛盾中具有支配地位的是士族而非皇权。在门阀政治的条件下,通常是由两三家当权士族分据内外,相抗相维。由于皇权微弱,政治动乱的根源主要不是专制皇权下的宦官、外戚、宗室专政,而是更容易产生于士族中的权臣。但是权臣挑起动乱,还不至于影响门阀政治的根本,因为其余的士族将制约企图破坏势力相对平衡甚至企图独吞江左的权臣(如王敦、桓温),而使门阀政治格局维持不变。比如王敦两次叛乱举兵,一叛以“清君侧”为名,得到士族普遍支持,二叛欲取代司马氏而独占江左,以士族共同反对而告败。

历史的结论是,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所以,本来只是两晋之际具体条件下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暂时局面,就被皇权和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东晋政局的演变,就是几家门阀士族势力由平衡进入不平衡,进而又进入新的平衡的结果。而每一次这样的变动,居位的士族就被新的门户代替。百年间的当权门户,最显赫的有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族,不同门户的兴衰更替,伴随着的是门阀政治由产生到消亡的历史过程。

当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非主动选择而是外力所迫)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历史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刘裕)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的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转化为刘宋皇权。皇帝恢复了驾驭士族的权威,士族则保留着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这是具有南朝特点的皇权政治,只是士族的影响将随着时间推移而愈为减少。

虽然在皇权政治的演变进程中,东晋门阀政治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但是考察自东汉末年天下三分至隋朝再造统一的三百年间,无数政权风起云涌又迅疾消亡,而东晋政权能够存续一世纪之久,相比北方战乱之纷繁和南朝易代之迅疾,东晋治下的江左一隅也相对稳定,我们可以看到门阀政治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从王敦、苏俊乱后的七十余年中,分据长江上下游的士族武装力量没有刀兵相见,使东晋社会获得了相对和平的环境,与门阀政治是很有关系的。当然,门阀政治对于东晋一朝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要在历史逻辑上确立起门阀政治模式不可更易或不应更易的地位。只是在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最终,皇权政治的各种制度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

4、门阀政治与流民

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一般地是由于士族已成为强大的社会阶层,特殊的是由于皇权不振,不足以控制士族。士族有兵可专,则是由于北方流民不断南来,补充着士兵队伍。而士族一般只是掌握军队的指挥之权,很少自己驰骋疆场,他们依以统兵作战的武将,则是久事疆场的流民帅。

分析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无兵可用是朝廷面临的极大困难,解决办法就是征伐流民。朝廷利用麇集在江北和淮域的流民集团,并且不破坏流民集团中原有的统属关系,而这些武装集团多少具有私兵性质。他们是东晋的一支唯一可用的兵力,可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赖的兵力,唯恐有恃功反噬之心。东晋多是将这些流民帅羁縻于长江之外,拒绝他们过江南来。这也是东晋政权非常虚弱,只以门户利益为重的一种表现。同时,流民帅也与东晋政权互相猜忌,担心被朝廷夺兵,也都不愿意脱离自己的部属和集团,贸然过江。

但由于东晋对于使用流民的需要,首先是郗鉴对京口的经营,得以羁縻江淮以北的流民帅,后来有谢玄从流民和流民帅中募北府兵将,因而有淝水之战的胜利。与下游北府经营相应,上游也出现了襄阳流民武装,得以成为屏蔽荆州、江州的重要力量。不过,下游的建康得京口的保障,上游的荆、江有襄阳的武力,彼此各有所恃,又使东晋一朝上下游势力对峙的局面得以长久相持。

孝武帝死后,政局纷纭,中枢昏弱,士族衰落,上下游所分别依仗的流民武装集团,纷纷从抵御外敌转入内战,其领袖人物(杨佺期、刘牢之)都可以归入次等士族代表人物一类。他们本来分别统辖于长江上下游的藩镇,属于门阀士族武装,后来卷进内战,都有脱离士族统治的倾向。在门阀政治无法继续,皇权政治不得复兴的条件下,只有上下游的两支军队具有澄清局势、恢复安定的潜在作用。但这些伧荒武将并不理解自己能起的作用和历史使命,不具有使自己的军队外全脱离门阀士族附庸地位的意识,而始终只是在百年门阀政治造成的迷宫里跌跌撞撞。以下游刘牢之而论,他虽然拥有一支决定建康命运的军队,但他一叛王恭而降司马道子,二叛司马道子而降桓玄,三叛桓玄而走上绝路。他始终只是为了自存,而又终于无法自存。刘牢之的行动并不只是个人晕头转向、进退失宜的问题,而是反映了本来是门阀士族的工具的武将转化为社会统治力量时必然出现的曲折。最终,刘裕击败桓玄,可以视为次等士族对于门阀士族的决定性胜利,继而导致朝代易姓和易制。

二、东晋士族的一般特征

1、由儒入玄和儒道兼综

魏晋以来,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过去的世家大族阶层也逐渐演变成士族阶层。玄儒兴替伴随着政局的变化,所以染有政治色彩。东晋时期,家族中的代表人物由儒入玄,是取得进入名士行列的必要条件。如谢安先辈谢鲲一改父辈的儒素习尚,渐入元康玄风,这是谢氏家族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相当于庾顗之于颍川庾氏,桓彝之于谯国桓氏。东晋玄学一枝独秀,符合门阀政治的需要。

然而,儒学自有其社会效用,是玄学不能完全代替的。因为要维持并增进门户势力,不仅靠清谈,还须靠事功。然而,入玄和处世之间存在着矛盾。“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只是士族名士的理想,治国平天下的事功的经营必须依赖儒学。事实上,能够运转门阀政治的人,仍然只能是“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的出入玄儒的名士,如王导、庾亮、谢安。而一旦门阀士族中不再产生这种人物,门阀政治就会出现危机。也因为如此,东晋儒学虽衰而未绝,到南朝儒学渐兴,正是皇权政治代替门阀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迫切要求。

此外,在东晋玄学名士之中,也不乏佯狂醉酒、放浪形骸的人物,他们多在玄学士族身处困境的时候出现,这些很难说是士族的常态。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这就是《晋书》所讥:“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这些元康名士经历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过江以后更加颓废,连挥麈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变本加厉,麻醉自己。

2、旧时王谢堂前燕

从门阀政治的规则来说,东晋士族门户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袭意义,但在法律上毕竟与封爵世袭不同。要维持士族地位于不坠,要使士族门户利益得到政治保障,必须有本族的代表人物居于实力地位才行。以谢氏为例,真正使谢氏成为江左最高门第之一的是谢安。谢安本来高卧东山,表现无处世意。但当其弟谢万废黜之后,谢安选择了出山。事实上,谢安在屡辞征辟的同时,已在观察时局,最终出于门户利益而出仕,可见谢安的高卧东山只是一种高自标置的姿态而已。

在谢万失势后,谢安在朝,亦不居枢要之位。此时正是桓温势力大发展时期,谢安韬晦自处,使桓、谢暂得相安,并得以在简文帝死后的关键时候,与其他士族人物共阻桓温九锡之请,扭转了朝局。此后,谢氏地位日益增高,在淝水之战后达到最高点,以至于谢安在战争胜利后处于功高不赏的地位。由于战后南北矛盾大为缓和,南方内部矛盾复有激化的可能。因此,谢安的功臣地位反而给谢氏家族带来某种不安。或许谢安本人也不愿朝廷颁赏,以免自己成为其时众目所视的政局焦点。谢安不久自请北征。直到谢安死后二月,始论淮淝之功。谢安死后,有碑无文,盖其生前处境困难,其事难以用言辞表述。

晋末以来,几家最高的门阀士族,以谢氏影响最深,潜力最大,所以谢氏人物参预政治的机会,也较其他家族为多。在晋宋皇权复兴之际,谢氏这样的家族对皇权既有利用价值,又最具生事的危险。所以晋宋易代时,谢氏家族人物被刘宋杀戮者比其他高门更多。谢安以其卓越事功和谦冲品性,赢得“其有兼将相于中外,系存亡于社稷,负扆资之以端拱,凿井赖之以晏安者,其惟谢氏乎”的历史赞誉,却也不能改变身后家族在皇权政治复归的洪流中的惨酷遭遇。

东晋士族百年间经历沉浮,新旧门户界限日益模糊。然而旧族比新出门户优越的观念却一直存在,并被那些处在衰落状态的旧族门户着意渲染,但在事实上越来越丧失了实际意义,不过是表现了本已就衰的旧族对自身地位的危迫之感。晋亡之后,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特权。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矫揉造作,故作矜持。隔世来看,他们好像是偶人戏中的角色,真正的表演者毋宁说是他们的先人,那些人曾经左右过东晋局势,但早已成为冢中枯骨。从历史进程来看,皇权侵夺门阀士族地位,东晋以后,历代如此,而后甚于前。由此可以理解,南朝门阀士族们以深沟高垒自固,看是为了严士庶之别,实则是戒备凭借武力树立政权的以及与这种政权相伴存在的次等士族与寒人。这也反映出南朝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与东晋产生了巨大差别。

三、民族战争与统一战争之辩

1、东晋北伐

晋室南渡后,北伐就成为支持东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支点。东晋初建,不与北方刘、石通使,表现了东晋与北方外族政权的坚决对立姿态,王导也曾作“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的豪言。但实际上,王导并没有一匡九合的抱负,南渡之初,只是尽力于笼络南士,和辑侨姓,以图苟安。司马睿之所急,也是在江左建立霸业,并不真正以中原为念。南宋朱熹说,“元帝与王导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吴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朱熹身处偏安的南宋,大概更有切身感受。此后,侨人逐渐安于所居,南北分割局面逐渐为人接受,北伐口号也丧失原有意义,往往成为强臣增益权威的一种手段,因而得不到朝野一致的支持。

从军事上说,东晋初年,南北力量虽时有消长,但大体平衡。因此,画江而守就逐渐成为东晋对付北方威胁的国策。其时东晋布兵于江淮和江汉之间,视南北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作进退,退兵的极限就是长江。但是如果江北弃守,长江暴露在敌人眼前,江南就会进入危机状态。所以画江而守,除了要求诸州治所或军府必须设置在长江沿岸,不得南移之外,还要求尽可能在江北甚至淮、汉以北控制住一定土地,以为南北缓冲。由于长江一线具有这种战略价值,士族之间的冲突也往往沿着长江一线展开。

永和年间,东晋中枢与上游方镇之间,借以自重的主要手段,都是抢夺北伐旗帜,企图在声势上压倒对方,以图巩固地位,扩大影响。桓温两次北伐获胜并占领洛阳,声望大增。第三次北伐受挫,虽望实俱损,但实现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在江左权力之争中取得胜利的顶点。桓温以北伐为手段,以篡夺为目的,所以不会尽心力于北伐,也无意久事中原。而且,其时北方民族关系混乱,民族兴起的潮流此起彼伏,因此,任何北伐战役的成果都无法得到巩固,桓温北伐也是如此。所以桓温北伐意义颇为有限,战略上说来最多只能起到以攻为守的作用,把混乱的民族斗争限制在北方,不使它蔓延到江东来。从战略上说,交战中的一方如果完全没有进攻能力,也难于防守。

这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北方民族关系发展的形势。东晋十六国时期以至南北朝时期,在南北相持局面既成以后,在阻碍统一的原因没有消除、促成统一的原因没有出现以前,靠一两次北伐战役以完成统一,是完全不可能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历史的出现,并不只是一次偶然的民族入侵造成的,而主要是汉魏以来北方边境地区民族关系长期发展的结构,这比一次民族入侵造成的后果要复杂得多。因此,评价东晋人物,不能只看他是否有过北伐的倡议或行动,那些北伐的反对者,有苟安和怯懦的一面,但从形势而言,也并非全无道理。

2、前秦南侵

苻坚谋划南侵时,是自比于晋灭吴之战的,军事部署亦以之为蓝图。其时,前秦统一北方,南进似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反映苻坚以统一南方为目的,战争性质似乎是统一战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司马光在论及古代历史正统之争的问题时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苻坚发动南进战争,正是受到类似思想的驱动。

然而,从政治、军事两方面来看,淝水之战中,前秦远逊于西晋,而东晋从总体上说又强于东吴。关键之处在于,淝水之战前,北方的统治秩序远未稳定下来,氐族贵族中权利的分配尚未基本完成,被统治民族激烈对抗氐族统治的形式尚未消失,新一轮争夺北方统治权的斗争正在酝酿之中。苻坚统治的二十多年时间,并不足以消除北方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从而也不足以消除南北政权之间的民族隔阂,这就使得前秦的南进战争又不能不带有民族入侵色彩。

在这种情况下,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前景并没有真正出现,即令苻坚通过一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东晋政权,也不过是把北方的民族动乱扩大到南方,从而使南北统一根本无法维持。反之,苻坚军事上败于东晋,就立即造成北方分崩离析的后果,而瓦解前秦的正是前秦朝臣所虑的鲜卑人和羌人的武力。据此,苻坚统一北方所取得的成绩,必须放到十六国历史总的进程中来估量,它只是这个总进程的一个局部,而且不是不可以逆转的局部。可以说,苻坚之兴,兴于他缓和了民族矛盾;苻坚之败,败于他远未消弭民族矛盾。

十六国的历史说明,一个民族政权要消除其民族压迫的表象和内容,需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其统治政策归根到底是要反映整个民族的进化水平,如果民族进化水平很低,而统治者要长期稳定维持一种较高的文治,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然而,北方终归要统一南方,关键在于条件成熟与否。等到北方民族融合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北方各族人民逐渐稳定于中原的农业经济生活,南北文化风尚逐渐趋于一致,北方又积蓄了统一南方的力量,统一战争自然会减少或消失民族征服性质而得以完成,正朔也自然会随之改变,南朝就被北朝的隋取代了。这次统一战争的成功,主要不是决定于杨坚个人及其族属,而是决定于北方各民族融合水平的提高和南北政权民族界限的泯灭。南方日弱的政权丧失了民族斗争这一抗御北方入侵的精神武器,北方统一中国就得以水到渠成。从这个意义上,灭陈战争的成功完成于隋,但包含了苻坚、孝文帝、宇文泰的贡献。

当然,对中国古代南北战争两重性的分析,并不一定妨碍对每次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分,如果必须作此区分的话,但不应把每次战争的性质看得十分纯粹。这一类型的战争毕竟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而各民族通过各自的途径,都在创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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