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蒙元的固有认知

夏学杰
2018-04-10 18:09:42

           颠覆蒙元的固有认知    夏学杰   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吗?元代中国是悲惨的吗?元朝死于滥发纸币吗?中华政权是一贯地抱有“重陆轻海”思想吗?《忽必烈的挑战》一书质疑了各种关于蒙元的流行说法,几乎颠覆人们对蒙元的大多数认知,足见作者杉山正明的治学勇气与魄力。   杉山正明,1952年生,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日本著名蒙古史专家。2003年获第六届司马辽太郎奖,2007年因《蒙古帝国与元朝》获日本学士院奖。   历史教科书说: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分成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和畏兀儿人等;第三等是汉人,指原金统治区的汉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等;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杉山正明说:有名的“元代社会四阶级”其实几乎是一种极端误解。“四阶级”在实际上产生意义,应该顶多是始于一三一四年科举再度开办之际,进行了按照四集团的区分和录取名额制定时。蒙古几乎未对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的相异有过什么拘泥。有士大夫埋怨:蒙古人中断了科举制度。本书则指出:“在蒙古的统治之下,只要与蒙古政权有裙带关系或是有实力,谁都能被起用。这是一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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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颠覆蒙元的固有认知    夏学杰   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吗?元代中国是悲惨的吗?元朝死于滥发纸币吗?中华政权是一贯地抱有“重陆轻海”思想吗?《忽必烈的挑战》一书质疑了各种关于蒙元的流行说法,几乎颠覆人们对蒙元的大多数认知,足见作者杉山正明的治学勇气与魄力。   杉山正明,1952年生,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日本著名蒙古史专家。2003年获第六届司马辽太郎奖,2007年因《蒙古帝国与元朝》获日本学士院奖。   历史教科书说:元朝统治者把全国各族人分成了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人、回回人和畏兀儿人等;第三等是汉人,指原金统治区的汉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等;第四等是南人,指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杉山正明说:有名的“元代社会四阶级”其实几乎是一种极端误解。“四阶级”在实际上产生意义,应该顶多是始于一三一四年科举再度开办之际,进行了按照四集团的区分和录取名额制定时。蒙古几乎未对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的相异有过什么拘泥。有士大夫埋怨:蒙古人中断了科举制度。本书则指出:“在蒙古的统治之下,只要与蒙古政权有裙带关系或是有实力,谁都能被起用。这是一种能力主义、实务主义的人才选拔方式。”蒙古政权能否实现如作者所说的如此完美的举荐制度,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对杉山正明的“一直以来,与实际作用相比,‘科举’得到了过高的评价”论调,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实际上,科举制度的成效在各种舞弊中被消解了。真正能够从若干次科举考试当中脱颖而出,并且谋得一官半职的,还是少之又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结局如同范进的。   关于中亚、伊朗以及俄罗斯文明遭到破坏,蒙古人对其实施大屠杀等问题,本书也给予了驳斥。根据当时伊斯兰史家亲撰的文献记载,在尼沙普尔有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人被杀,在赫拉特则有一百六十万人。杉山正明指出,“原本在当时的中亚城市里就没有这么庞大的人口。例如,关于赫拉特,近年的调查认为,城市中顶多只容纳了十万人。”被蒙古人屠杀的数字,显然是存在虚报成分,有人说,如果把各地说的被蒙古人屠杀的居民数量加起来的话,当时的世界上也就剩不下几个人了。   本书还认为大元汗国并非是中华王朝。“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而是将中华帝国的做法部分引进,用作新型世界国家构想的一根支柱罢了。”   本书的重点是讲述忽必烈如何建立并巩固统一政权的,尤其是对忽必烈第二次创业用墨甚多,作者将成吉思汗建国视为第一次创业,而其后展开的经济建设视为第二次创业。忽必烈要靠财富稳固统治地位,“蒙古的大可汗只有给蒙古共同体的人们带来安宁与繁荣,才能被认定是唯一绝对的权力者。”忽必烈和其策士们构建起的商业体系和海陆货物流通网络,大气磅礴,且相当超前。“忽必烈政权吸纳了拥有当时世界最大经济力和产业力的中国本土,采取了自由经济政策,奖励跨越区域与‘文明圈’框架的大型通商。无论是谁,身在何处,都可以做生意。人种或民族皆无所谓。只要支付百分之三点三的商税与关税,就可以自由通行。”那简直就是令后人无限仰望的时代,本书对忽必烈的商业成就极为推崇,甚至说“国家与国界、民族与人种,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无国界的时代。在人类史上,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二十世纪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元朝又为何迅速败落了呢?在杉山正明看来,元朝死于生不逢时。它并非是“混乱政治”招致的失败,而主要是源于长达约七十年的“大天灾”和经济体系太过早熟而时代的脚步却没跟上。   虽说杉山正明是反对将历史极端美化的,他说“过分的好评与美化,莫名其妙的赞美与颂扬也很可怕。因为那皆是过度深信,有其目的,有时也是一种明知故犯谎言”,但是本书是否存在极端美化成分呢?对本书的一些观点,我是持保留态度的,需在今后的学习中加以验证。但是,本书至少让我眼界大开,作者提出的视角和观点值得深思,作者的治史方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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