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 鼠疫 9.7分

了解生命的荒诞,是一件同样幸福的事情

申仙
2018-04-10 14:30:14

阅读名著是件艰深的活计,我们完全可以把加缪当做一个通晓了生活哲学的人来看待,所以没有以极深刻的领悟和同等遭遇背景下的困境,我想我们很难去把这些晦涩的故事读进去。将自我放置在一个荒诞剧情的开头,并在无法预知下一步行为和变化的时候,选择自己能够坚守的东西,这一点很难。

了解加缪的人都不会陌生那个叫西西弗斯的人,这个生活在希腊神话中的男人因为自己贪恋生命而遭到众神的诅咒,但如果我们把他的故事当做一出喜剧,他推石头上山的每一步过程都看做向生命完成度的又一次进步,同时,一个具有对自身悲剧性理解的生命本质上就已经赋予了自己高度的自我意识,这份自我意识又是人可能幸福的最大源头——人可以经历苦难,但人也必须通过他的行动、决定和选择,去直面生死间的悲剧,那么他就是独立而自由的,而不只是虚无中的一个传说。

思想创造生命,继而形成人的伟大。故帕斯卡尔才会提出人对于宇宙的优势,即他的弱小并不妨碍他明白毁灭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加缪的《鼠疫》其本质可以看做一篇寓言,当然这篇寓言的惨烈程度比起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以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要严酷得多。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授奖词这样写到:

"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追问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须如何去活,其中包含着承受因生活而来的痛苦。" “ 他不断地确认人类出境之荒诞,然而其背后却非荒芜的否定主义。在他那里,对于事物的这种看法得到一种强有力的命令的补充,即"但是",一种将要反叛荒诞的意志,他因此而创造了一种价值。 ”

前人栽树后人好乘凉,面对几十年来辛勤工作的译者和评论人,其实我们已经很容易看懂这个简单故事的主旨----瘟疫袭来下的众生百态和人性光芒,以及用鼠疫来比对德军侵略者的暴行。那么我们也更容易在阅读中找到作者埋下的伏笔,并对其展开延伸,例如:

鼠疫是对二战德军施与暴行的一次批判,也是对所有引导生命走向毁灭的行为的一次统述;

鼠疫的出现会造就不同的人:牺牲主义的英雄,基于自己对大众的良心展开反抗斗争的志士;个人主义的追求者,保护自己的幸福但不加入施虐者的大众;利己主义的同谋犯,在 恶行面前为自己的位置而攀爬的罪人;受勇士庇护得以生存下来的受害者,身体力行的遭遇会使他们从第二类人转向第一类人,因为死亡会放大个体的理想值。

与鼠疫做斗争,比起维持现状或者改造社会要更有效,战争带来的创痕是不可逆的,死亡的人们提醒了生者,反抗才是唯一道路,顺从无法改变现状。

最后一点,在灾难里,自杀是不可能自杀的,这辈子都不会自杀,活下去才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构建一个拥挤的、动荡的、贫瘠的、破败的人类家园,以极端条件下引导出的人性弱点,并借助各色皆有的姿态来反映现实。这一手法在如今的文艺作品中并不少见,其中佳作也不算少。但当你每次翻开加缪,都依旧会觉得他的神奇,借助一个事实的平台来隐喻另一处的现实,并且极为冷静的阐述人们寻求真理的道路,不妄做夸饰,也没有恶意中伤,所有的人情演变和人性迸发都是自然而然的。

更有价值的一点是,加缪从不悲观,他与萨特在剧本《苍蝇》所体现的个人铸造英雄的极致主义不同,加缪的奋斗是建立在大众基础上获得最大化的进步。群体共同面临荒诞处境,在同一个信仰之上,从混乱的、模糊的、肮脏的鼠疫聚居地,人为开辟一处统一的、清晰的、幸福的欢乐场,以人的不屈战胜死亡的必然,这才是最高贵的艺术价值。

就像我从不怀疑我们的身边拥有里厄大夫和帕纳卢神父这样拥有坚定信仰的人,或许彼此坚守的目标不同,对待世界的看法也存在差异,但在灾难来临时对弱者和受难者的态度是一样的,这正所谓殊途同归。

而如格朗和朗贝尔这样,原本各自生活中的普通人,从受难者慢慢转向反抗者的队伍,并真实地在这条抗争道路上获得自我的认同。这种思想的升华并不是加缪为了其革命动员所做的刻意捏造,当你设身处地去体会在鼠疫弥漫的都市中无法找到依靠,而唯一的那个漂浮的木板就只有坚持下去不被死亡打倒。你该如何自处?

我无法判断朗贝尔们这种感性大于理性的最终选择是否带有一种“物伤其类”的无奈勇猛,但被时代倾轧下的人们是确认无法独善其身的,这样听起来或许是最丧最没有盼头的活法——可鼠疫(军事占领)期间,能够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就已经是最不容易的事情了。

悲剧意识同样是个体的一种有意识行为,加缪对待这种个体生成的荒诞感无疑是积极的——只有当人们对自己目前的生活产生怀疑,他才会产生对目前生活的荒诞性的悲剧性感受,不然个体的存在是没有灵魂的,他的奋斗和他的死亡一样,同样毫无意义。


故事的结局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氛围,鼠疫退去,火车行驶在阳光下。但鼠疫(战争)的频繁发生是让少数人无法畅快的理由,它的退去并不是因为反抗的力量足以使它永远被消灭。借用塔鲁这个理性观客的话来说便是:“鼠疫,每人都身上携带,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遭其害。”因为这个导致或者会间接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哪怕是最善良的人,在做出他认为对的决定的,也无法保证不会伤及另一部分人的生命。

这个辩证的价值观在最终塔鲁长达数页的独白中慢慢清晰起来,即——正义的行为会扼制杀戮、正义的行为也有可能导致杀戮、选择死亡是逃避传染他人的唯一方式、死亡的解脱只是暂时的放弃、只有圣人可以解决一切、没有上帝也不会有圣人——所以成为不了“真正医生”境界的我们,有必要也必须站在受害者一边。个人英雄的退后一步是成为一个具有“同情”的人,理解这个世界荒诞的顺理成章,欢乐始终会受到威胁,在没有万全法则的境地之下,选择同情,才能获得安宁


作为一个艺术家,且始终站在人民的一端、与世界的荒唐处不断斗争的艺术家,加缪的英雄主义情结使其无法保持沉默。与其1943年底来到被德军占领的巴黎,担负起的那份地下报纸的名字《战斗》一样,在一个毫无理性的岁月里无法放弃现实,又不断对当时环境下毫无逻辑的荒谬感到愤怒,所以坚决战斗,为沉默的大多数战斗,这或许就是加缪留给我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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