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思想的轉型

江河萬古
2018-04-10 13:13:37

余英時的研究指出,明清思想的新基調:對民間社會的重視、富民論的發展以及新公私觀念的出現與近代西方「抑君權而興民權」、「興學會」以及「個人之自主」的觀念有暗合之處,因此,晚清知識人的思想轉向乃有「順理成章」之處。楊芳燕則認為,余英時的研究將傳統思想所能提供的接引西方的功能與輸入西學的的理由混做了一談,更從歷史的複雜性方面提出質疑,指出余英時「理念型分析」的研究取徑有目的論和簡化的危險。王汎森的研究似乎豐富了余英時的觀察,以公私觀念為例。余英時側重關注「私欲」,而王汎森則指出明清私觀念的另一重大線索——「隱私」。私人領域的政治化,在王汎森看來乃是道德轉化的歷史原因。晚明以來的士人,希望藉助群體的力量促進自己的道德轉化。而此,反映了士人試圖把自己與流俗區隔開來,有系統、有方法、有步驟重整生活。這也是道光、咸丰以來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傳統。

王汎森的《權力的毛细管作用》可以分作兩個部分。首先,作者認為清初以來逐漸形成四股力量的齊旋,一股是晚明以來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生活邏輯、城市化、商業化,逸樂、流動、以及日漸複雜化的生活型態;一股是道德正統主義的力量,這股思想是認為即使當時的現實並非如此,但理想上應該朝道德正統主義邁進;一股是經典考證迴向古代的勢力;一股是因為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帶來的政治壓力。這導致明清思想轉型的五個方面:形上玄遠之學的衰落、經典考據及迴向古代之勢、道德意識之轉化、政治思想的轉換、以及「禮治理想」的興起。而第二部分則著重論述了權力在日常生活、社會角落產生的作用。在作者看來,權力非政治一端,道德上自我要求的強大力量亦深入歷史的每一個角落。從玄到實、由悟轉修,可見道德重整的壓力之於知識人重新理解思想、學術傳統的意義。另一方面,作者對清代的思想動態提出了「漣漪」的概念。王汎森認為,清代的政治壓力,一方面是官方的禁制,一方面是在此一氛圍下毛細管作用帶來的自我壓抑和自我删除。作者描繪了一個,清代思想界塑造新的傳統,原先邊緣的、非主流的思想如何進入核心的歷史圖景。

楊芳燕在評論余英時和溝口雄三的文章中敏銳地提出一個問題:「若要說明清儒學變構的一系思想,对近代思想的發展具有關鍵性型塑力量,則私會必須及你不做一個限定,即:這種作用的發生,並不是那麼直接或順理成章,反而預設一個『再發現』的篩選過程。」王汎森的研究或許正好對此有些許回應。他指出,1800-1850年間晚清思想出現重大變化,即晚明以來被壓抑的言論和多元文化重新浮上歷史的檯面。清初以來,文字獄等政治壓力的禁錮下,許多書目,思想的聲音被主流敘述所壓制,歷史記憶被重新塑造。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勢力的一元化,在民間流傳的歷史記憶、家族傳抄的文本,一直延續。直至,道光、咸丰以來,政治氛圍的寬鬆化,「經世思想」、「忠義名節」概念的相繼興起,使得整個思想的基調發生了轉變。這恰好部分回應了楊芳燕提出的:「人們的篩選標準何在,又反應了怎樣的歷史情境」的問題。

王汎森的研究關注地方人士、小讀書人對於整體思想、學術動態的作用,從「受眾」的角度看到其兩重的面目——既是權力的影響者,又誇大了官方政策的實際作用,形成席捲每一個角落的旋風。王汎森的核心關懷在於,明清以來時代的主要問題為何?如何在日常生活、社會角落發揮作用與影響。對於明清思想轉型、往復的歷史描繪,可以清晰的發現,近代諸多思想的源流有其明清易代時期的遺留。近代華夷種族的意識,在道、咸以來現實困境和挫折的日常體驗中,與經由政治鬆綁、「經世思潮」、「忠義名節」而重現在知識界的晚明歷史記憶相互交織。被壓抑的言論和多元文化,不僅重返輿論界,更又一次重新塑造了新的「歷史意識」。作者發掘了思想的多元性和周流往復,可說 是在余英時的研究上更進一步,也跳脫了「理念型分析」或「問題聚眾」的爭論。余英時的研究指出,明清思想的新基調:對民間社會的重視、富民論的發展以及新公私觀念的出現與近代西方「抑君權而興民權」、「興學會」以及「個人之自主」的觀念有暗合之處,因此,晚清知識人的思想轉向乃有「順理成章」之處。楊芳燕則認為,余英時的研究將傳統思想所能提供的接引西方的功能與輸入西學的的理由混做了一談,更從歷史的複雜性方面提出質疑,指出余英時「理念型分析」的研究取徑有目的論和簡化的危險。王汎森的研究似乎豐富了余英時的觀察,以公私觀念為例。余英時側重關注「私欲」,而王汎森則指出明清私觀念的另一重大線索——「隱私」。私人領域的政治化,在王汎森看來乃是道德轉化的歷史原因。晚明以來的士人,希望藉助群體的力量促進自己的道德轉化。而此,反映了士人試圖把自己與流俗區隔開來,有系統、有方法、有步驟重整生活。這也是道光、咸丰以來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傳統。

王汎森的《權力的毛细管作用》可以分作兩個部分。首先,作者認為清初以來逐漸形成四股力量的齊旋,一股是晚明以來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生活邏輯、城市化、商業化,逸樂、流動、以及日漸複雜化的生活型態;一股是道德正統主義的力量,這股思想是認為即使當時的現實並非如此,但理想上應該朝道德正統主義邁進;一股是經典考證迴向古代的勢力;一股是因為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帶來的政治壓力。這導致明清思想轉型的五個方面:形上玄遠之學的衰落、經典考據及迴向古代之勢、道德意識之轉化、政治思想的轉換、以及「禮治理想」的興起。而第二部分則著重論述了權力在日常生活、社會角落產生的作用。在作者看來,權力非政治一端,道德上自我要求的強大力量亦深入歷史的每一個角落。從玄到實、由悟轉修,可見道德重整的壓力之於知識人重新理解思想、學術傳統的意義。另一方面,作者對清代的思想動態提出了「漣漪」的概念。王汎森認為,清代的政治壓力,一方面是官方的禁制,一方面是在此一氛圍下毛細管作用帶來的自我壓抑和自我删除。作者描繪了一個,清代思想界塑造新的傳統,原先邊緣的、非主流的思想如何進入核心的歷史圖景。

楊芳燕在評論余英時和溝口雄三的文章中敏銳地提出一個問題:「若要說明清儒學變構的一系思想,对近代思想的發展具有關鍵性型塑力量,則私會必須及你不做一個限定,即:這種作用的發生,並不是那麼直接或順理成章,反而預設一個『再發現』的篩選過程。」王汎森的研究或許正好對此有些許回應。他指出,1800-1850年間晚清思想出現重大變化,即晚明以來被壓抑的言論和多元文化重新浮上歷史的檯面。清初以來,文字獄等政治壓力的禁錮下,許多書目,思想的聲音被主流敘述所壓制,歷史記憶被重新塑造。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勢力的一元化,在民間流傳的歷史記憶、家族傳抄的文本,一直延續。直至,道光、咸丰以來,政治氛圍的寬鬆化,「經世思想」、「忠義名節」概念的相繼興起,使得整個思想的基調發生了轉變。這恰好部分回應了楊芳燕提出的:「人們的篩選標準何在,又反應了怎樣的歷史情境」的問題。

王汎森的研究關注地方人士、小讀書人對於整體思想、學術動態的作用,從「受眾」的角度看到其兩重的面目——既是權力的影響者,又誇大了官方政策的實際作用,形成席捲每一個角落的旋風。王汎森的核心關懷在於,明清以來時代的主要問題為何?如何在日常生活、社會角落發揮作用與影響。對於明清思想轉型、往復的歷史描繪,可以清晰的發現,近代諸多思想的源流有其明清易代時期的遺留。近代華夷種族的意識,在道、咸以來現實困境和挫折的日常體驗中,與經由政治鬆綁、「經世思潮」、「忠義名節」而重現在知識界的晚明歷史記憶相互交織。被壓抑的言論和多元文化,不僅重返輿論界,更又一次重新塑造了新的「歷史意識」。作者發掘了思想的多元性和周流往復,可說 是在余英時的研究上更進一步,也跳脫了「理念型分析」或「問題聚眾」的爭論。

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從明清思想基調的轉換看儒學的現代發展〉,《中國文化》 , 1995 年 7 月,第 11 期,頁 1 - 26.

楊芳燕:〈明清之際思想轉向的近代意涵──研究現狀與方法的省察〉,《漢學研究通訊》(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卷2期(總78期),2001年5月,頁44-53。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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