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流与一个朝代

桑笛
2018-04-09 18:15:00

漕河,是明代人对大运河的称呼。人工开凿运河作为陆上水运的渠道,古已有之。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末期,吴国君主夫差为了北上伐齐,于公元前486年筑邗城(今扬州),挖邗沟,连接起了长江和淮河。此后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中,运河的开凿和维护成为历代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其中,隋炀帝、忽必烈和永乐帝在将其开凿为一条整体的漕运河流上功不可没。

古邗沟遗址

对于明朝政府来说,数千艘漕运船只满载粮食、丝织品、瓷器、杂货,浩浩荡荡从江南出发,来到北京,给这座北方都城带来几乎全部所需供给。漕河是一条昂贵的人造河,从开挖,到维护,每一个环节都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数万名的漕军、洪夫、挖泥工、造船工,每天为这条河流的通畅运输服务。

漕河是明廷的生命线,漕运制度是明代财政体系的关键一环。黄仁宇的《明代的漕运》一书从漕运这一历史的边角一窥明代的政治、经济全貌,试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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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河,是明代人对大运河的称呼。人工开凿运河作为陆上水运的渠道,古已有之。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末期,吴国君主夫差为了北上伐齐,于公元前486年筑邗城(今扬州),挖邗沟,连接起了长江和淮河。此后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中,运河的开凿和维护成为历代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其中,隋炀帝、忽必烈和永乐帝在将其开凿为一条整体的漕运河流上功不可没。

古邗沟遗址

对于明朝政府来说,数千艘漕运船只满载粮食、丝织品、瓷器、杂货,浩浩荡荡从江南出发,来到北京,给这座北方都城带来几乎全部所需供给。漕河是一条昂贵的人造河,从开挖,到维护,每一个环节都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数万名的漕军、洪夫、挖泥工、造船工,每天为这条河流的通畅运输服务。

漕河是明廷的生命线,漕运制度是明代财政体系的关键一环。黄仁宇的《明代的漕运》一书从漕运这一历史的边角一窥明代的政治、经济全貌,试图解答在西方世界走向科学与文明的16、17世纪,中国何以错失现代化的良机。

明代的漕运,黄仁宇

黄仁宇(1918-2000),知名度最高的华人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身上有诸多的标签。一是大器晚成的历史学家,拿到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的那一年,已经46岁。二是人生经历极为丰富:18岁考入南开机电工程系,2年后辍学参加抗战,期间毕业于成都中央军校、 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50年赴美求学于密歇根大学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三是师出名门,在密歇根大学就读期间,师从史学泰斗余英时先生,后者师承史学大家钱穆和杨联升。

《明代的漕运》一书是黄仁宇的博士论文,与他的另一本著作《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相比,内容和考据都稍显单薄,这可能与漕运本身资料比较缺乏有关,但本身的考察角度新颖,信息密度也很高。《明代的漕运》一书主要从漕运、漕军、漕粮、漕运总督等角度,以期为我们展现一幅明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全景图。

一、漕运:唯一的选择

“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 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

根据地理决定论的观点,地理环境是决定政治体制的关键因素。对于明代政府来说,漕运是其唯一的必然选择。

1、军事上,由于外敌如蒙古族等游民部落,集中在北方,定都北京是战略上的需要。

2、地质上,华北地区黄土土层,致使修建一条从南到北的官道缺乏可行性。

3、海运上,明代统治者极力维持小农社会生态,排斥对外贸易和交流,期间除个别时期短暂放开外,海运被完全禁止。1585年明廷发布的一条命令,规定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者,视同叛乱,要受到死刑处罚。

4、河流上,从江南到北京的自然河流为长江、黄河、淮河,经过隋、元等朝代的挖掘,漕河体系已基本成型。明代再加以疏浚和整修,即可投入使用。

二、漕军:只有漕,没有军

漕军是各地卫所派出来专门承担漕粮运输任务的一批人。明代早期,漕粮运输分民间、官府两种方式,到1474年,成化帝规定所有粮运任务由官军承担,但纳税人的负担并未得到减轻,还有缴纳额外费用,用以补贴运输的花费和损失。

按明政府一开始的设想,漕军负责平时忙运输,战时随时上战场。事实上,漕军在设立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就彻底褪去了“军队”的特质,沦为一支完全的漕运“劳力”。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

1、管理上的矛盾性。漕军由卫所派出,理论上要归卫所管辖,但由于他们长期在漕河上从事运输工作,实际的管理工作由“把总”和“指挥”等承担。除了升迁、降职、退休等一般人事行政事务外,卫所对漕军的控制力度很弱。

2、巨大的经济压力。一是在漕运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损失,都要由漕军承担,甚至是自然损失造成。二是漕船打造政府配给不足部分,也要由漕军补齐。三是除了月粮、行粮、偶尔的特别恩惠外,漕军收入很少,原有的轻赍银后来也变成了皇帝个人财产。漕军很容易陷入经济困境。

3、救济政策的无力。明朝政府后来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比如允许漕军夹带私货、向国库免息借贷、购买食盐,增加收税站个数弥补造船差额等,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漕军的贫困问题。

三、漕粮:税制的重心

明代财政实行的定额制度,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税,而漕粮则是明代土地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代初期开始,便设定了2950万石的最高限额,其中1200万石归地方政府;800万石在华北征收,运往西北前线;其余近1000万石划归中央政府(北京820万石,南京120.8万石)。早期收支可以基本维持平衡。

(注:根据《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一书,这一收入限额为2700万石。)

从儒家传统的伦理观念来说,低税负水平是爱民的体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支出不断增长,包括官僚、宫廷内侍、军队等。暴露出了预算不足的严重问题,于是田赋之外,以“特别税”、“额外税”、“附加税”等名目加税,迅速突破了2950万石的理论限额。

由于漕河本身的运输能力限制,加之考虑到部分省份距离北京路途遥远,运输成本过高,划归北京政府的820万石并不能全部通过漕河运输,1436年正统皇帝创立了“金花银”制度,约400万石以钱币缴纳,约合白银100万两,成为了皇帝的个人收入。

400万石的漕粮主要来自于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河南和山东6省,其中南直隶占44.78%,主要是苏州、松江两府。这也间接表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环境稳定与繁荣。

一开始,漕粮只是土地税的一部分,后来却演变为一个决定性因素。与之有关的税收,如“正兑”、“改兑”、“金花银”、“通行税”、“抽分”等都与之密切相关。明代的财政税收逐渐被局限在“漕运经济”的小圈子内,日趋僵化和衰败。

四、漕运总督:尴尬的管理者

先来看下明代的行政机构设置,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以“权力不能集中于一个人手中”为准则,设置各级部门和职务。

明代行政机构设置

在明代漕运体系中,漕运总督是主要的管理者,但一直存在着互相牵制的力量:

1、漕运投入运行之初,占主导地位的是军事统治,以陈瑄为代表的漕运总兵官为主要管理者。

2、1451年设置漕运总督职位,由文官担任,三年轮换一次,与漕运总兵官相协调,但没有明确划分二者职责。

3、15世纪后,漕运总督成为主导,漕运总兵官逐渐变成辅助角色。

4、1471年永久设置负责黄河的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存在职责的重叠和矛盾。

漕运总督的职责是“提督军务监理海防”,同时还担任包括运河地带在内的多个地区的巡抚。此外,还可以受命担任御史,一般是右副都御史或左佥都御史。到了明代后期,漕运总督成了京师以外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官职,91名漕运总督中,有32名随后成为内阁大学士。

即便如此,漕运总督也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处境,主要表现在:

1、作为巡抚,实际掌握地方行政管理权力,但这种权力并未得到明廷正式授权。

2、漕运总督管辖区域超出了运河本身的范围,甚至包括了凤阳。

3、地方分支机构官员任命权属于工部,但实际执行事务却受漕运总督辖制。

4、经常担任御史,名义上属于督察院成员,但实际很难行使监察权力,还经常受到现任御史的责难。

5、“提督军务监理海防”,漕运总督有军事职责,但面对的漕运总兵官品级更高,而且通常无所事事。

漕运管理体制呈复杂、多头管理的特点,除了上述的漕运总督、漕运总兵官、河道总督以外,宦官、户部、工部等都牵涉其中。这折射出明代行政体制中普遍存在的职责重叠、权限不清等问题。

五、漕运与明朝

自608年隋炀帝开通连接洛阳与北京的华北运河,到19世纪,中国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离不开运河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

只是各朝代对漕运的依赖程度不同而已,如元代海运、陆上水运并行,漕运是一种辅助手段。到了明朝漕运成了连接南京和北京两个都城的唯一运输路线。根据黄仁宇的观点,漕运本身,或者漕粮运输量的下降并不是导致明代衰亡的原因,因为一直到明王朝的最后几年,漕河依然稳定地发挥着其运输功能。

通过分析明代漕运,让我们得以窥见明代社会政治的全貌。而明代走向衰亡的原因从制度上看,是财政税收制度的僵化,以及金融体系的缺失,但这些造成的是技术缺陷,最核心的乃是思想观念的陈腐与落后。在西方国家开启大航海时代,走向对外扩张路线的同时,明代的统治阶层仍固守儒学道统,试图把社会塞进一个规规矩矩的方框里,商业意识受到严重压制。

1639年,满族人沿运河南下攻入南京,运河上的核心城市--扬州随后陷落,扬州一失,大明王朝的气数也尽了。而之后统治中国数百年的清朝,大部沿袭了明代的主要政策。

1368-1644,一条耗费巨资挖掘和维护的人工运河,又见证了一个王朝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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