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咖啡馆:哲学家们的伊甸园之旅

伊卡洛斯在迷楼
2018-04-09 14:05:09

作者=邹思聪

来源=2018年3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如果聊起存在主义,我们大概会想到萨特、波伏娃、雷蒙·阿隆、梅洛·庞蒂。再往前,我们可能会想到给萨特深远启发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

我们大概会想到“存在先于本质”的格言金句,想到萨特的小说《恶心》,想到那个著名的戏剧“他人就是地狱”(《禁闭》),想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而如果聊到非虚构,我们大概会想到何伟(彼得·海斯勒)、欧逸文、查建英等作家;也会想到《江城》、《甲骨文》;想到《野心时代》和《弄潮儿》里描写的迅疾发展的中国社会——

但若是把“存在主义哲学”和“非虚构”联系在一起,我们会想到什么?或者说,如果用非虚构的方式写作“存在主义哲学”,应该如何完成?

要知道,比起写作刚刚发生的事件、现世经济的发展、世俗人物的野心故事这些常见的非虚构作品类型,书写一种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一群哲学家的生活群像、一场已经过去几十年的哲学思潮,同时也书写二战时候的炼狱欧洲,无疑是一项殊为艰难的任务。

这等于说,要求一个作者除了要具备相当高的哲学素养、反复研读那些对大众来说可读性很低的著作,还要对哲学家的生平、哲学家之间的恩怨情仇了若指掌,更要对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娴熟掌握;

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非虚构作家的写作功力,这部作品要有漂亮的写作结构、优美的表达语言,要将佶屈聱牙的哲学语言转换成大众语言——甚至转换成一个比喻、一个小故事,还得注意要将哲学思想与细节故事融合在一起。

最重要的,这部作品将要讲述一个极端重要的人类命题:“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

令人惊讶的,英国作家莎拉·贝克韦尔(Sarah Bakewell)的著作《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At the Existentialist Cafe: Freedom, Being and Apricot Cocktails)居然就完成了所有这些要求,她不仅拓宽了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想象空间,更带给读者关于存在主义的当代启发,带来久违的自由气息。

1、鸡尾酒与“存在主义”

哲学家往往晦涩难懂,但非虚构故事得像电影一样迷人。

于是在第一章中,莎拉·贝克韦尔决定将存在主义诞生的场景,放在“1932年到1933年之交的某一时刻”。

贝克韦尔写道,“其时,三位年轻的哲学家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谈天说地,一遍喝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

而此刻,25岁的波伏娃和27岁的萨特坐在酒吧里惊呆了。因为他们突然对一个男人带回来的消息产生极大兴趣。这个人,就是后来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的雷蒙·阿隆。

雷蒙·阿隆告诉这对日后著名的情侣,不要再去研究“事物是否真实”和“我们如何确定地知道某事”这样的古典哲学命题了——

因为任何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都早就“被抛入”这个充满“事物”的世界。而“事物”,就是“现象”。“这是一个现象的世界”,雷蒙·阿隆带给波伏娃和萨特一个叫“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东西,它有个律令般的口号,“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雷蒙·阿隆就这么端详着桌上的那杯酒,对萨特说,“你看,我的小同志,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不得不说,从非虚构的角度来讲,这真是一个极佳的开头,有名头如雷贯耳的主角,有小剧场般的酒吧情景,有推动情节、引人入胜的对白,有激发读者强烈好奇心的悬念——为什么一杯鸡尾酒还能研究出哲学来?

除此以外,贝克韦尔还很善于在精确“呈现”一段故事后,用优美的语言总结某人的哲学思想——因为哲学的非虚构写作,不同于一般的非虚构写作,确实需要在一段故事后,将哲学家的思想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因此,在第一章中,贝克韦尔如此归纳萨特哲学的思想来源:

“返回法国的时候,他带回了一种融合之后的新哲学:德国现象学的方法,结合着更早以前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以及其他思想,又装点了一味独特的法国调料——他自己的文学感染力。他以一种现象学创立者未曾想见、但却更让人兴奋和个人化的方式,把现象学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创建了一种兼具国际影响和巴黎风味的新哲学:现代存在主义。”

贝克韦尔进一步解释,“萨特哲学创造的绝妙之处在于,他的确把现象学转化为了一种杏子鸡尾酒的哲学,但同时,也是期望、倦怠、忧虑、兴奋的哲学,是山间的漫步,是对深爱之人的激情,是来自不喜欢之人的厌恶,是巴黎的花园……是女人躺下时乳房往身体里陷的样子……他在眩晕、窥视、羞耻、虐待、革命、音乐和做爱中——大量地做爱——创造出了一门哲学。”(如果读英文原文,读者会更感到这一段归纳的韵律感和优美之处。)

《存在主义咖啡馆》(英) 莎拉·贝克韦尔 / 著沈敏一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12月

在这一段描述之后,存在主义那句著名的格言金句也因应出现:“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贝克韦尔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被抛入世界中后”,“持续创造自己的定义(或本质)”,但其他客体或生命形式却不会这样。

让人感到叙事与思想结合巧妙地,是贝克韦尔在陈述完这段思想后,又开始讲起故事来,为了讲述萨特的“发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贝克韦尔让好些不同故事的场景,飞速跨过数十年:

一开始“呈现”的故事是1945年10月28日,萨特在巴黎中央大厅的“现在俱乐部”发表公开演讲,由于受到像摇滚歌星一样的待遇,场面太过火爆,售票处遭到围攻……这次演讲,萨特后来形成文字,就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书中提供了一个细节,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拍摄下这一场景,刊载的照片下写道,“哲学家萨特,女人被迷晕”。

接下来“呈现”的故事是,萨特和波伏娃的著作被天主教会例入《禁书目录》。批评者认为,存在主义“令人恶心地混合了哲学的狂妄、模糊的美梦、生理学上的吹毛求疵、病态的品味和踌躇的爱欲……面对这种偏好内省的胚胎,人必诛之而后快。”——但是,这让存在主义更为流行,年轻人和叛逆者把它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时髦标签,存在主义的影响力也来到了它的巅峰。

第一章最后一个主要故事,以萨特的逝世为终点,这种结构也让人玩味,在一本非虚构著作的第一章,居然就让主角死去了,此后的章节,其他人物才陆续登场。

在第一章的最末,贝克韦尔选择讲述自己和存在主义的联系。

当16岁的她第一次接触萨特的小说《恶心》后,少女时期的贝克韦尔开始有了最初的问题意识:现代人究竟应该怎么度过一生?

除此以外,最初给贝克韦尔启发的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还担心人类的苦难、不平等和被剥削,并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些恶?他们追问个人能做什么?他们自己能提供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追问了如何自由地生活。

“存在主义者关心的是个人(individual),是具体的人类存在(Human existence)。他们认为,人类存在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存在类型。其他实体是什么就是什么,但作为人,我在每一刻,都可以选择我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我是自由的——我对我所做的每件事,都负有责任,这一令人眩晕的事实,会导致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与人类存在本身密不可分。”贝克韦尔在第一章最后写道。

从“鸡尾酒”的场景开始,到对存在主义的“描述”(而非定义)而结束,有故事、有细节、有作者自己、也有对思想的清晰阐述,本章可以称作是这一类型非虚构作品的典范。如果读者只想大致了解“存在主义”是什么,读到这一章就够了——

但无疑,如果不读下去,就会错过很多更精彩的内容。

2、“非虚构就是现象学”

要讲“存在主义”,当然不得不讲“现象学”,在第一章中,现象学是一个引子,接下来的章节,就得详细讲述“现象学是什么”。

一定会有读者像我一样,读书时都是哲学爱好者,但往往对德国哲学家大摇其头,曾在哲学老师的课堂上艰难学习过,也努力半懂不懂地读完过那些大名鼎鼎的著作,却难以将其清晰简单地转述给他人。

比如“现象学”,中国的哲学家可能会这么告诉你:“它可以是指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也可以是指舍勒的本体现象学,也可以是指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在现象学的标题下甚至还包含着感知现象学、想象现象学、现象学自我学、交互主体现象学、生活世界现象学、社会现象学、宗教现象学以及其他等等具体学科,甚至包括现象学经济学和现象学建筑学。”(《倪梁康:何谓现象学精神》)

这实在是极其乏味的糟糕表述。但外国哲学家的表述也未必好懂,比如莫里斯·纳塔森就说,“现象学方法的彻底性既相关于哲学对经验的基本的、批判的审查的一般努力,又与之有所分离:不把什么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说明是什么保证了我们所宣称知道的东西”。(读不懂的请直接跳到下一段)

而读完本书关于现象学的章节,读者可能甚至会像我一样惊呼,“现象学就是非虚构,非虚构就是现象学!”

这当然是我并不严谨、略带戏谑的表达,但读完贝克韦尔对现象学的描述,绝不止我一个人会把现象学与非虚构联系起来:

“到底什么是现象学?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方法,而非一套理论,并且,其基本方法可以用两个词的命令来表达:描述现象(Describe Phenomena)。”

“现象学家的工作是去描述。这是胡塞尔不断提醒他的学生要去做的事情。它意味着去除使人分心的事、旧习惯、思想中的陈词滥调以及预设的固有观念,从而使我们的注意力回到他所说的‘事物本身’上。”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盯住它们,并依照它们显现时的样子,而不是依照我们认为它们应该是的样子,来准确地记录它们。”

如果还嫌不够清楚,贝克韦尔接着以咖啡举例(这种饶有趣味的“举例”在本书中俯拾即是):

“如果用现象学角度去描述一杯咖啡,我必须搁置抽象的假设和任何干扰性的情绪联想。然后,我就可以专注于我面前这深色、芬芳、浓郁的现象。这种把推测的附加物‘搁置’(set aside)或‘括除在外’(Bracketing-out),胡塞尔称之为‘悬搁判断’(epoche)——这个术语借用自古代怀疑论者,他们用其表达一种对于世界的判断的普遍悬置。”

“结果就是一次大解放,现象学能让我不受束缚地把我所感受的咖啡,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主题来讨论……它通过调转我们自己通常如空气般被忽略的视角,恢复了个人世界的丰富性。”

在写作中,贝克韦尔绝非完全拒斥对学术词汇的引用(写海德格尔的章节更不可能回避),并且也绝不错过现象学的“关键词”,除了“描述”、“现象”、“悬搁判断”等以外,还有更复杂的“意向性”、“关涉性”。

但往往,贝克韦尔会在一段抽象概念的引述之后,又加上一段非常文学化的优美表达,又在文学化的表达之后,谈论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

比如这一段:

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的世界还给了我们。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是哲学内容的事物上,它尤其有效:一杯饮料、一首忧郁的歌、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盒相片、一个无聊的时刻。(文学化的优美表达)

这还带来了另一个意外后果: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能把我们从意识形态、政治观念等等中解放出来。通过强迫我们忠于经验,并回避试图影响我们如何解释经验的权威,现象学能抵消周遭的各种“主义”。(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

而由于“现象学”的章节作为存在主义的前身而存在,贝克韦尔当然也不忘将萨特作为穿针引线保留在这些章节里。贝克韦尔也详细记载了萨特在柏林读过胡塞尔的著作后(本节文章不过多引述了),发展出他自己的大胆解读,也就顺理成章地把故事镶嵌到本书的大结构中。

3、如何写作“读者友好”的海德格尔?

在读本书关于海德格尔的章节前,我其实感到畏惧——就像海德格尔著名的“烦”和“畏”一样——因为他实在是许多人在大学期间哲学课里的噩梦之一(康德、维特根斯坦可能是更大的噩梦)。但我同时也感到好奇,贝克韦尔究竟要怎么用非虚构的方式写作海德格尔这尊大神?

果然,这一章比其他章节更多地出现了专属于海德格尔的术语: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操劳(concern)、操心(care)、“共在”(Being-with,Mitsein)、“共同世界”(With-world,Mitwelt)、“离奇”(uncanny,unheimlich)……

但好在,这些术语的出现只是用来确保对海德格尔准确的引用,而非加深阅读理解的难度。贝克韦尔写作海德格尔及其哲学的方式,和写作萨特与存在主义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用比喻或举例的方式“转述”思想,让“只有哲学家才能理解”的内容,为一般读者更容易地理解,并对比喻本身印象深刻;“呈现”故事,让读者理解海德格尔造成的影响。

比如贝克韦尔提问,“为什么有时候一颗钉子在锤子下弯掉,会带来与之极不相称的沮丧感,并且让你觉得一切都在和你对着干?海德格尔给我们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如何呈现海德格尔“不同的理解方式”,贝克韦尔索性就借用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差了有一英里》(As Bad as a Mile)里的例子:“如果我们朝垃圾桶丢一颗苹果核,但没丢进去,不仅会觉得恼火,因为你不得不站起来,从地板上重新拾起苹果核,还会让一切都感觉很尴尬、可疑和不适。但是,只有在疑问和不适中,哲学才会出现。”

于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引起了哲学的现代转向”,“他的起点是穿着日常服装的实在,但却用克尔凯郭尔式的语气谈论着生命中最奇怪的经历,谈论一切开始发生可怕错误的时刻……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随着一战后的一切都被抛入混乱和怨恨之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从海德格尔的视野中认出某些东西。”

接着,贝克韦尔决定像一个商业片导演一样,把这一章故事的高潮(climax)放在达沃斯的哲学论坛上。如果这是一场流行的Rap Battle,那么题目应该是“海德格尔VS恩斯特·卡西尔”,他们Freestyle的题目,就是康德。

镜头先对准卡西尔,他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康德是理性、知识和自由这些启蒙时代价值观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

但镜头更长久地放在海德格尔身上,他反驳的主题是,“康德通过证明我们无法了解现实或获得任何真正的知识,而消解了那些价值。”

海德格尔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思想,一段画外音这时候出现:

“尽管这场辩论没有出现明显的胜者,但许多观察者似乎很自然地便认为,卡西尔食古不化,还生活在过去那个文明但过时的时代,而海德格尔却是一位先知,预言着一个危险但刺激的未来。”

这期间,镜头也时不时切到台下的听众,“海德格尔的演讲让人毛骨悚然,但也隐约让人感到刺激,而其中的一些费解之处,更是增加了这种效果。”直到最后,特写镜头里的海德格尔终于提出了那个著名问题:“为什么竟然有存在者,而不是一无所有?”

于是这场battle在贝克韦尔笔下,以旁观者的惊讶感言而告终,“世界上的事物被(海德格尔)揭穿之后,露出了一种几乎让人痛苦的光芒。有一瞬间,我感到自己仿佛瞥见了世界的根基和基础。”

当然,在其后的章节中,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表现,战后海德格尔的神秘主义倾向的事迹、海德格尔和曾经朋友的重逢、与萨特的尴尬见面——贝克韦尔也均有非常出彩的细节与故事描写。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这不是海德格尔的学术评传或传记,或是对海德格尔著作的导读,当然不能面面俱到。但从故事与思想的平衡来看,这实在是非常出色、令人拍案的写作。

4、黑暗时代里的自由人

除了写作上的精妙以外,本书里详细描写的“存在主义”思想家的自我选择和自由践行,也引人入胜。

“存在主义”有其时代来源,这既是存在主义诞生的土壤,也是存在主义得以流行的条件——在完全丧失自由的欧洲,自由成为思想家最核心的焦虑。而一旦等到欧洲恢复了它的自由,存在主义则提供了一套新的生活哲学。

这也是本书的迷人之处,贝克韦尔为我们描述了一番“黑暗时代里的自由人”的群像,给当代人的选择提供了可参考的历史借鉴。

1930年代,纳粹在崛起,海德格尔早年的朋友、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和自己的犹太夫人格特鲁德就感到了疑惑和危险。

但即便是哲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他们“权衡了一下通常那些考量:这些野蛮人显然不可能长期掌权吧?”。因此,“即便是一位知名教授,逃离这个国家在别处重新开始,与一切给与他生命以背景的东西相分离,也是很困难的。”

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贝克韦尔详细描述了这些杰出心灵的困境和个体选择:

整个20世纪30年代,雅思贝尔斯夫妇都在考虑,应该离开德国吗?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严重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禁止异族通婚,雅思贝尔斯因为与犹太人的婚姻而丢掉大学教职,他们低调行事,小心生活……

而与海德格尔论战的恩斯特·卡西尔则早早看清了形势,他和家人离开汉堡,先去了牛津,最后到了美国,先后任教于耶鲁和哥大。

现象学泰斗胡塞尔的孩子都移民去了美国,他自己早已拿到南加大的任教邀请,可以轻松地成为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但他选择了留在德国。他被禁止参加1934年布拉格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但却写了一封信在大会上请人代读——

他警告说,“一种危机正在威胁欧洲的理性和哲学探究传统……每一个领域的学者都要担起他们的责任,他们‘对自己的答复感’……思想家要团结起来,对抗这场危机。”而在1935年,他又提出,“理性的英雄主义”是欧洲的唯一希望。直到1937年,胡塞尔于79岁时逝世。

“照顾他的女护士对马尔文娜(胡塞尔妻子)说,‘他去世时,就像个圣人。’……海德格尔则称病没有参加葬礼。”贝克韦尔在该章节最后意味深长地写道。

而在面临亡国的法兰西,存在主义知识分子选择了战斗,尽管他们都不擅长战争。雷蒙·阿隆的部队连敌人都没见过,便和正在路上逃难的平民一起撤退,最后,他在整个战争中都以记者的身份,为自由法国军队工作。

在战争中,梅洛·庞蒂被俘虏,萨特也被抓了起来。正是在这种被囚禁中,萨特开始写作他的巨著《存在与虚无》。

而波伏娃则生活在被占领的巴黎,受到诸般屈辱,不得不证明自己不是犹太人或共济会会员,还继续坚持教学与写作,每日在索邦大学图书馆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寻求心灵的慰藉,以支撑自己活下去。

在这令人”惊愕的疲乏“中,加缪则直面那个最基本的人类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续活着?”在这个根本问题的重压和逼迫下,加缪写出他最著名的“荒谬三部曲”。

这些黑暗时代里的哲学家,真的就像梅洛·庞蒂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世界里,融合其中,与之妥协。每个人的手都脏”,但是在这之中,“存在主义”带来了一个新的律令:开始工作,做点儿什么!

正是如此,萨特领悟到,自由意味着“眩晕”和“焦虑”。但同时,如萨特所说,“从你现在所处的地方开始,你进行选择。而在选择中,你便选择了你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这听起来很难很吓人,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如此。”

萨特警告担负自由的人类,如果人为了逃避责任,便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环境的受害者,那你便没有达到人类生命的要求,而是选择了一种虚假的存在,脱离了自己的“真实性”。

“没有任何划定的道路来引导人去救赎自己,他必须不断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创造道路,他便拥有了自由与责任,失去了推脱的借口,而所有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贝克韦尔写道。

这段时期的生动描写让我们知道, “存在主义”和它身后的哲学家,都处在一个可怕的时代里。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存在主义”成为了那个令人振奋的思想,成了黑夜里的自由歌声。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追问的“自由”,既是丧失自由的地方的“时代议题”,也是人类生存永恒的大哉问。

因此,抛开非虚构的精妙技巧,这些对自由价值的书写,无疑才是莎拉·贝克韦尔《存在主义咖啡馆》最令人感动的深沉之处。那种“装点了独特法国调料”的、关于自由的存在主义思潮,感动过十六岁的莎拉·贝克韦尔,也感动过少年时代的我。

十几岁时,我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萨特与加缪,却是在这些年,才逐渐理解他们的作品,理解罗岗丹,理解西西弗斯,理解自由及其焦虑。也因此,本书最初出版后,我反复读了原版和后来的台版。如今我欣喜《存在主义咖啡馆》大陆版问世,因为这一定会带给人们关于自由的深沉追问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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