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自由主义保守派历史学工作者眼中的十九世纪大杂烩(书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wstdq
2018-04-08 15:58:57

今天的历史-社会科学的19世纪欧洲创始人各有各最擅长的风格,大略来说可以分成四种,每一种都对今天的学者发挥着持续的影响。马克思、孔德、斯宾塞、弗洛伊德、桑巴特擅长用一条线索把尽可能多的事物串起来,这是综合的风格,其作品是哲学家写的大纲,作者的形象是洞察一切的预言家,类似于中国的黄帝内经,普利高津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涂尔干擅长充满韵律地把尽可能多的风景画到一张画布上,这是故事的风格,其作品是文学家写的史诗,作者的形象是热情洋溢的演说家,类似于中国的司马迁,赖特·米尔斯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托克维尔、尼采、齐美尔擅长用寥寥几笔勾画出事物的神韵,这是散文的风格,其作品是异乡人写的小品文,作者的形象是外冷内热的评论者,类似于中国的鲁迅,齐泽克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韦伯擅长把宏大的整体反复多次地进行切割,然后拿到显微镜下仔细观看,这是分析的风格,其作品是科学家写的小论文,作者的形象是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类似于中国的文心雕龙,卢曼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

可以用两个维度来划分这四种类型。第一个维度是理解的方式,马克思和韦伯是学者型的,理性重于感性,其成熟形态的作品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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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历史-社会科学的19世纪欧洲创始人各有各最擅长的风格,大略来说可以分成四种,每一种都对今天的学者发挥着持续的影响。马克思、孔德、斯宾塞、弗洛伊德、桑巴特擅长用一条线索把尽可能多的事物串起来,这是综合的风格,其作品是哲学家写的大纲,作者的形象是洞察一切的预言家,类似于中国的黄帝内经,普利高津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涂尔干擅长充满韵律地把尽可能多的风景画到一张画布上,这是故事的风格,其作品是文学家写的史诗,作者的形象是热情洋溢的演说家,类似于中国的司马迁,赖特·米尔斯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托克维尔、尼采、齐美尔擅长用寥寥几笔勾画出事物的神韵,这是散文的风格,其作品是异乡人写的小品文,作者的形象是外冷内热的评论者,类似于中国的鲁迅,齐泽克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韦伯擅长把宏大的整体反复多次地进行切割,然后拿到显微镜下仔细观看,这是分析的风格,其作品是科学家写的小论文,作者的形象是不偏不倚的旁观者,类似于中国的文心雕龙,卢曼则是当代的代表人物。

可以用两个维度来划分这四种类型。第一个维度是理解的方式,马克思和韦伯是学者型的,理性重于感性,其成熟形态的作品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以学术为业》,则同时包容了感性因素,即客观的偶然性和主观的能动性,涂尔干和托克维尔则是艺术家型的,感性重于理性,其成熟形态的作品如《教育思想的演进》、《旧制度与大革命》,也同时包容了理性因素,即客观的规律性和主观的有限性。第二个维度是观察的方式,马克思和涂尔干注重事物的整体,其不成熟形态的作品如《共产党宣言》、《社会分工论》会陷入削足适履的误区,托克维尔和韦伯注重事物的细节,其不成熟形态的作品如《论美国的民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会陷入见木不见林、盲人摸象的误区。

奥斯特哈默的这本厚厚的论文集,鲜明地体现了韦伯的风格。作者反复宣称自己无意于写一本百科全书,但他的方法却必然导致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本大杂烩或流水账式的论文集。对于这种风格的作品,评判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在理解这一方面,评判标准不是综合的广度、故事的流畅、散文的机智,而是分析的深度,是不是足够的精细以至于能够同时容纳感性的存在。而在观察这一方面,评判的标准则不是综合的深度、故事的锋芒、散文的连贯,而是分析的广度,是不是容纳了所有的重要分支领域以致于能够做到以小见大。

不过,更重要的是,方法论不仅仅和写作风格有关,更和价值观有关,并进而影响到对于内容的详略取舍的安排。韦伯式的分析风格中,其理性的一方面隐含着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思维倾向,其注重细节的一方面则隐含着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作者本人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我是一个老派的启蒙主义辩护者。在我看来,启蒙运动树立的一些标准,比如独立思考的义务、个性发展的权利、对异见者的宽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通过三权分立来限制政治权力等等,在欧洲和世界都面临危机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任何人和事都不能逃避理性批评,这或许是启蒙主义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支持理性的启蒙,这是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把启蒙的核心目标归结为形式上的平等而不是实质上的平等,则体现出了保守派的一面。

这种典型的西欧保守派自由主义文化精英的价值观具体表现在本书中,就是民族国家、政治革命、殖民帝国、欧洲中心、文明传播、优胜劣汰之类的传统的上层政治史加上一点社会生活史元素(工业文明/城市文明、治理术、移民)的单一化主题。全书划分了十几个专题章节,但始终不能跨出上层政治的界限,而全书第一部分的三个章节开宗明义就表明了作者对于人口治理术(第一章的自我观察技术)、西欧强国在全球(尤其是旧大陆)的全方位(政治、经济、文化)领导权(第二章的十九世纪分期)、领土治理术(第三章的“现代”地理学和空间观念)的重点关注。而在这个狭隘的领域之外,作者忽视了思想(达尔文和马克思被忽略)、文艺(除了现实主义之外的文学和除了歌剧之外的艺术被忽略)、科技(代表着工业革命第二波主要成就的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被忽略)、经济(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被忽略)、生态环境等其他几乎所有的重要领域,并且忽视了人民群众在面对强权压迫时可以选择而且在十九世纪确实经常选择的一种典型反应(除了远离和效忠两种典型反应之外):反抗斗争和自治尝试(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被忽略)。

因此,本书最让人感到疑惑的一点是,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已成潮流的今天,作者反而退回到了“老派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大谈特谈十九世纪欧洲的无与伦比的开创性和杰出性,似乎过去几十年的反思除了成为参考文献的一个个条目之外毫无实质意义。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必须对于人类文明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成果及其对于十九世纪欧洲的影响避而不谈,对于欧洲之外的世界各地人民的努力和斗争轻描淡写,同时还要把二战之后的历史进程一股脑儿地归因于十九世纪的伟大开端。当然,如果说第一代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不自觉的,那么,在经过学术界一场声势浩大的怀疑浪潮之后,死而不僵的第二代欧洲中心主义为了逃避批判而坚决否认和极力伪装,以致于达到本书作者这样的自我欺骗的境地。读者一定不要被表面的言辞所迷惑,因为作者有意识的自我宣称甚至自我认同,和本书内容所反映的作者下意识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是南辕北辙的。西欧国家在十九世纪的领先性当然毋庸讳言,但无视其前因后果则是严重缺乏历史眼光的做法。历史不是静止的荣誉陈列室或古迹博物馆;历史是人们克服阻力以实现目标的活生生的行动以及这些行动的意料中或意料外的结果,因此,历史事件必然是在单向的时间序列中展开的:人们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

这一明显的立场偏向,反映出作者并未逃脱现代传统的历史学工作者的局限。这一传统一般被认为起源于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开创的实证主义历史学(类似于中国清朝的考据学派),但和古代的史官一样,他们都是为政府服务的,具体来说,就是从历史源流上为本国政府的统治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必然是以本国为中心、以本国的统治精英为中心,而对别国进行简化或漫画式的贬低,对本国的人民群众和反对派精英采取敌视或者漠视的态度。这些官方雇佣的历史学工作者虽然表面上奉行一套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科学理性的形式原则,但由于留下记录的大多是胜者和统治者,因此他们基于这些记录而做的“真相复原”总是会得出有利于胜者和统治者的实质结果。除了彰显统治者和征服者的(历史上一贯地)伟大光荣正确,这样的历史书写有何意义?很明显,这不是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并且往往还“沉默的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历史。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也不会是除了本国之外的其他地方的统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喜欢的历史,因此历史教科书问题历来是各国争议的热点。

作为对比,霍布斯鲍姆的“十九世纪三部曲”主要是涂尔干的风格(加上一点马克思的元素),就没有本书这样明显的盲区。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入门级别的读者由于缺乏比较的能力,容易被带到坑里,因此本书不适合入门读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出版商自卖自夸地罗列了很多推荐词,在中国出版时还邀请作者来做了一些推广活动,这多半是德国政府在国家间竞争愈演愈烈的二十一世纪为了宣传西欧和德国的正面形象而做的幕后策划,未必是作者和译者的本意。而对于研究者来说,本书可算是一本相关专题领域的较新的文献综述、一本略有文采的资料索引,但学术创新意义上的价值是基本为零的,作者自己也比较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他还坚持认为本书在历史编写方法上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但实际上,韦伯式的方法天然就不适合写这种综合性的大故事(“宏大叙事”),而更适合做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因为在理解一个时空整体的时候,动态的因果联系和纵向的结构分层才是最有帮助的,而韦伯式的静态的概念分类和横向的比较分析则帮助非常有限,更何况概念分类的标准往往是不严密和不周延的,既不能明确区分出各个主题的逻辑层次,这些主题合在一起也不能准确描述外在现实。因此,作者所自诩的“分析性的宏大叙事”在概念上就是自相矛盾的,在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既不会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成果,更不用谈开辟什么新道路了。用海登·怀特的分类学术语,本书即属于兰克式的“作为喜剧的历史实在论”,当然,这并不是搞笑的滑稽剧,而是大团圆结局的“主旋律”正剧。

在这样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中,作者无力透过仅凭个人直觉堆砌起来的材料而看到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两大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十九世纪的时代主题之一是源自西欧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加速发展和全球扩张,另一主题则是西欧以外各地的劳动人民、文化精英、统治阶级对此的反应,而在后一主题中凸显了两大时代精神的激烈对抗:进步与保守。把握住“(来自资本主义的)挑战和应战”这两种根本性的动力,作者在各个章节所罗列的种种现象才能得到理解。然而不知何故,作者在全书最后一章列出十九世纪特征的时候有意避免了“那些大体准确描述了该时代主要发展趋势的核心概念:工业化、城镇化、民族国家的形成、殖民主义、全球化等诸如此类的概念”。更严重的是,即使在作者罗列的这几个核心概念中也没有提到资本主义,而正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大众消费市场对于降低产品成本的要求和自由劳动力市场对于加大剩余劳动的要求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双管齐下,才导致了十九世纪工业化的迅猛发展。

实际上,作者提出的“五个较生僻的角度”,完全可以归纳到上述的十九世纪两大时代主题中。第一个特征是“生产效率不均衡提升”,包括劳动的生产效率、武器的破坏效率、国家的治理效率,前两个是工业化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结果,后一个则既是工业化的原因,也是其在行政管理方面结果。第二个特征是人口、货物、资本、信息的加速流动,这些都是工业化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结果。第三个特征是西方的技术、文化、制度成为全世界的模仿对象,这是西欧以外各地的文化精英、统治阶级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西欧强国对外扩张的直接反应。第四个特征是平等原则和新的等级划分,这其实是基于资本控制的新的等级制度逐渐融合到基于武力控制的旧的等级制度中的过程,是在社会转型期产生一批新的统治精英的过程,属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在社会结构方面的结果。第五个特征是来自底层人民的解放、参与、革命,这是西欧以外各地的劳动人民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西欧强国对外扩张的直接和间接的反应。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最大的不同在于乌托邦的进步理想让位于小富即安的保守期望,作为十九世纪时代精神的进步与保守的激烈对抗在二十世纪逐渐被联合起来的国家权力和金融资本所化解。因此,二十世纪盛行的是韦伯式的社会科学,用这种琐碎而世俗的思维方式,当然是不能正确理解风云变幻的十九世纪的。图书管理员不一定是思想家,一百个零加起来还是等于零,读书人切记:不要在经验的丛林中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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