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Under Mao China Under Mao 评价人数不足

當代史研究新著

江河萬古
2018-04-07 20:19:55

Andrew G. Walder,是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學者,他的新作《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脫軌的革命》(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由哈佛大學於2015年出版。他認為共產黨的集體主義,摧毀了中國社會的組織架構和價值體系,直接消除了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否定了一切的宗教活動和團體,試圖重塑價值、信仰體系。作者認為,毛澤東對於共產主義的認識是膚淺、片面和簡化的。毛澤東更多的是奉行史達林式的極權統治,這也解釋了中國為什要在毛澤東死後進行改革開放的策略,從而一步步繁榮進步。

毛時代在當今學界仍然是一塊處女地。隨著材料的有限開放,像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泰偉斯(Frederick Teiwes)和孫萬國(Warren Sun)這樣的學者,開始拼出一幅毛澤東統治前幾十年的中國政治、社會、思想畫卷。

全書共有14章,第一到五章主要討論中共建政之前,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所進行的農村革命、城市革命和社會經濟重整。作者認為,共產黨的掌權,不是靠遊擊戰執政的,而是在抗戰時期逐步發展,在內戰中一舉獲勝而來的。抗戰期間,共產黨在對抗日本人方面做的很少,反而積極進行土地革命和城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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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G. Walder,是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學者,他的新作《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脫軌的革命》(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由哈佛大學於2015年出版。他認為共產黨的集體主義,摧毀了中國社會的組織架構和價值體系,直接消除了私人財產的合法性,否定了一切的宗教活動和團體,試圖重塑價值、信仰體系。作者認為,毛澤東對於共產主義的認識是膚淺、片面和簡化的。毛澤東更多的是奉行史達林式的極權統治,這也解釋了中國為什要在毛澤東死後進行改革開放的策略,從而一步步繁榮進步。

毛時代在當今學界仍然是一塊處女地。隨著材料的有限開放,像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泰偉斯(Frederick Teiwes)和孫萬國(Warren Sun)這樣的學者,開始拼出一幅毛澤東統治前幾十年的中國政治、社會、思想畫卷。

全書共有14章,第一到五章主要討論中共建政之前,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黨,所進行的農村革命、城市革命和社會經濟重整。作者認為,共產黨的掌權,不是靠遊擊戰執政的,而是在抗戰時期逐步發展,在內戰中一舉獲勝而來的。抗戰期間,共產黨在對抗日本人方面做的很少,反而積極進行土地革命和城市革命,這一方面乘戰亂之際,收攏了失去土地的農民,擴充了自身的實力;另一方面,也是其政黨理念的實踐。日本的入侵,為共產黨的勝利提供了條件。共產黨在土地革命中,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結構,通過武力重建了新的,政黨控制的社會組織、動員力量。在經濟上,大幅度削減了富農以上的社會階層,而以下的農民、城市人口則略有增加。

在城市中,毛澤東運動單位、居委會、街道組織重新組織城市。取締秘密社會、會黨組織。針對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一切的學術活動和科研活動。一些學科,如經濟學、歷史學、生物學、物理學被要求進行學科改造,並積極向蘇聯學習,接受蘇聯專家的指導。

經濟方面,毛澤東向蘇聯學習農業集體化、發展重工業,實行計畫經濟。毛澤東在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側重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別是煤炭、鋼鐵等行業。這給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是輕工業、農業的生產力嚴重不足,市場教義停頓,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受到影響。計畫經濟是由政府掌控商品的生產、貿易、流通環節,這必須依賴生產方式、資料的公有制,這一理論在195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作者觀察到,在50年代初期以後,毛澤東所有關於社會建設的嘗試都遭遇了失敗。但是,毛澤東很擅長掩蓋自己的錯誤。雖然他在1957年以後進行的所有嘗試,幾乎沒有一次是按照他預想的那樣順利進行的,但是事情發生時,他並沒有感到震驚,反而認為這是附帶的必然損失。50年代發生的大饑荒,不是他故意想讓農民挨餓,而是由於他的過於激進。

第二部分是六到八章。作者首先分析了共產黨在毛澤東設計下,不斷進化黨的系統的過程。作者認為,毛澤東在黨內也實行階級論,將黨員按照出身分成不同階級,從而在政治運動中,不斷淘洗政敵。並通過創造政治話語,為不同時期的政治運動提供理論依據。在20世紀50年代末應對大躍進時,毛澤東認為憑藉他所信奉的理論知識,中國人民可以完成任何事情。作者認為,如果我們把同一時期的史達林拿來和毛澤東比較,可以發現,雖然都是急於推動共產主義的發展,但戰爭結束後,史達林緩和了自己的觀點,變得相對保守。反觀毛澤東,從未緩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變得愈發激進。作者提出一個觀點:毛澤東關於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大部分來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部由史達林委託人撰寫,並於1938年首次出版的共產主義理論教程,提供給了毛澤東簡化的理論知識,因此作者分析認為,毛澤東更多的是接受了史達林主義的影響,其對馬列主義的理解,是建立在史達林主義的基礎上的。

1950年代掀起的大躍進,造成了導致至少3000萬人喪生的大饑荒。在這之後的20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在經濟政策上的鬥爭,即「兩條路線的鬥爭」使得鄧小平和劉少奇的立場與毛澤東形成分歧。毛澤東和他那一派的人對鄧小平和劉少奇展開了批評,毛澤東察覺到,很多人不像他那樣充滿信心和熱情,但是仍然尊崇他的領導地位。作者在這一部分深入分析了大躍進時期中國農業、工業的生產情況。他認為,整個中國的生產活動都受到政治力的直接掌控,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由於大躍進的整個失敗、大饑荒的大範圍影響,使得其政治聲望大幅下跌。大躍進造成的傷害,本來需要數年才能緩解,但是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雪上加霜,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傷害。

作者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他不斷採取大膽的的舉動,如果這樣做行不通,就調整,如果再不行就再調整。正因為如此,造成了整個文革10年一片混亂。作者通過分析一首史料統計出,文革期間大約有110萬到160萬人死亡。他觀察發現,文獻中的數字是在4萬到800萬之間。所以提出了一個相對保守的估計。不過他認為,但就算是死亡了這麼多人,也僅僅佔了總人口7.5億的1%,也大約只是史達林大清洗時期死亡率的五分之一。

此外,在文革期間,政府實行軍事化統治。所以,大部分的人口死亡,不是學生或紅衛兵的鬥爭、激烈的人身侵犯造成的,而是政府製造的。作者特別研究了武漢事件等,文革中的武力鬥爭事件。作者認為,絕大部分的人口傷亡,以及武力鬥爭並不是在紅衛兵衝擊所謂「階級敵人」,或是不同派系間的鬥爭所引發的,而是政府在出面干涉、試圖維持、重建社會秩序時造成的。作者還通過史料,闡述了文革期間中蘇分裂、林彪叛逃等中共高層政治鬥爭的情形。

最後,作者回顧毛時代,他認為毛澤東推動了中國後來的經濟、政治轉向,為之後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些有利的因素,消除了可能會阻礙改革的官僚體系。1970年代末,共產黨的黨務和官僚體系仍處在混亂之中,所以鄧小平在推行黨內改革時比戈巴契夫容易得多,他面臨的反對力量,也遠比蘇聯的薄弱。作者認為,毛主義認識到了集體主義的價值和意義,其缺點則在於忽視人權和個體的價值。毛澤東時代,中國通過一系列的摸索和嘗試,乃至付出無數的代價,快速地走向了現代性,也為後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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