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贝尔纳:《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原版序言补译

西岭
2018-04-07 16:00:53

按:Martin Bernal 的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初版于1976年,中文译本出版于1985年,译者为丘权政、符致兴,金冲及作序。中译本删除了贝尔纳所写的原版序言,现补译如下。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原版序言

一种文化借鉴另一种文化是否可能?显而易见的是,在一个新的文化语境中,任何一个或一组观念自身及其功能都会生出新的面貌,不管在历史上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还是在地理上从一地到另一地,这都是事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一个事物或观念的“外部起源”往往显得并不那么重要,甚或会是一种误导。然而,对我而言,一部分初始元素的持久性存在提供了有效的背景,它能够让我们观察到适应和转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带来一种最具可能性的洞察力,以使我们观察文化接受一方的性质。另外,新事物或新观念的本质与功能也许会被改造,这将影响新文化的总体性。 西方对中国造成了多大的冲击?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史学课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的中国历史学家大都强调外国影响的重要性及其进步性。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将中国文明的建立归功于来自西方的入侵者,而且给予入侵者和外来文化影响积极的角色。他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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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Martin Bernal 的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初版于1976年,中文译本出版于1985年,译者为丘权政、符致兴,金冲及作序。中译本删除了贝尔纳所写的原版序言,现补译如下。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原版序言

一种文化借鉴另一种文化是否可能?显而易见的是,在一个新的文化语境中,任何一个或一组观念自身及其功能都会生出新的面貌,不管在历史上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还是在地理上从一地到另一地,这都是事实。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一个事物或观念的“外部起源”往往显得并不那么重要,甚或会是一种误导。然而,对我而言,一部分初始元素的持久性存在提供了有效的背景,它能够让我们观察到适应和转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带来一种最具可能性的洞察力,以使我们观察文化接受一方的性质。另外,新事物或新观念的本质与功能也许会被改造,这将影响新文化的总体性。 西方对中国造成了多大的冲击?在此我们遇到了一个史学课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西方的中国历史学家大都强调外国影响的重要性及其进步性。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将中国文明的建立归功于来自西方的入侵者,而且给予入侵者和外来文化影响积极的角色。他们强调中国人有传统主义的压力以及缺乏积极性。当然,这种观点为西方介入中国提供了一种渐进的正当性。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一次转折出现了。西方作家和学者——特别是美国人——开始强调中国人的原创性和创造力,而外部影响被降低。毫无疑问,这是早期对潜在的种族主义的一次正当回应。这看似是对19世纪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告别,然而,这个新的趋势已经被描述为新殖民主义者的视角,即它是转向当地精英寻求盟友,目标是为了精英和外国人的利益保存现有的统治制度。因此,学界形成了一种趋势,他们几乎全面仰赖于统治阶级的历史学。因为一些实证性材料的存在,这或许会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实证主义的精确性——庞大的参考注释和书目文献——给历史带来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科学的客观性,它事实上只是基于非常片面的材料。比如,阅读湖南湖北总督张之洞那精心写作的、优美的文章,我们很难发觉到他所管辖的省份存在大范围贫困、贯穿其政治生涯的腐败问题以及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衙门里终日进行的刑讯逼供。要想了解这些方面的信息,阅读外国的报道会更好,即便它们往往是被用于正当化外国的介入而写的。但是对于个别人而言,一旦离开它们的偏好,这些报道还有另外一个弊端——任何一个西方历史学者都可以阅读它们。为了保持自身的专业地位,西方的中国史学者更加注重那些用汉语写作的深奥的文献的重要性,胜过任何更加易于理解的东西。 降低西方影响的重要性极大地为西方作家提供了方便,因为他们正为西方直接介入中国或其他第三世界的道义性感到心神不宁,但又不愿意彻底地谴责自己的社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曾坚持认为,商人、士兵以及传教士去往中国时携带着最崇高的动机,只是后来才开始发生变化。新的学派也试图辩解道,西方人的动机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在庞大且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他们的行为在任何一件事情中仅仅产生了微小的作用。所以他们为了一种心理安慰便去“发现”外国的进口和投资对传统手工艺仅仅造成了很小的冲击,或者如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那样将平定太平天国叛乱的功劳归于戈登上将(Charles George Gordon),这“事实上”是保守派中国官员曾国藩的胜利。按照我所确信的新兴的第三种史学趋势,上述两种解释都被认为是片面的。这一新的趋势志在重申外部影响,尤其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是要回到维多利亚时代的视角,主要是因为第三学派最为过去的令人钦佩的事物感到惋惜,同时也因为它想要保留第二学派所信仰的中国自身的天赋与生命力。在分析平定太平天国叛乱时,第三学派坚持认为胜利是由多方联合取得的,其中包括南方的士绅阶层、中部中国的力量以及现金、武器、建议,另外还有外国势力的直接军事援助,尤其是英国。这次联合胜利反映在士绅阶层和外国人的共同统治权上,他们在十九世纪余下的岁月中统制着中国。 同理,1911年以后各方军阀的混战虽然各有其本地因素,但这些冲突也有效地被视为外国势力之间的角力。日本影响的增长使得反日派袁世凯的地位逐渐式微,与此同时,英国在远东的势力也不得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发生转移。在战后,亲英美的吴佩孚战胜了亲日的段祺瑞,西方影响回归了。在更深层面,外国势力对军阀体系也有援助,他们将所有可用的资源用来阻断任何可能会带来威胁的社会或政治势力。为了保全腐朽的现状,低效的满清政府已经委身于外国势力,没有任何一方能够直接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同样,军阀主义的靠山,传统手工业的覆灭,以及将农村资本拖入外国控制的港口条约都对外国人有利,而不利于中国。事实上,他们对造成1940年代中国的大灾难负有极大的责任。 《一九〇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书关心的是一个较小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有益的。毋庸置疑的是,虽然激进的转变在其过渡期逐渐式微,但西方社会主义已经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试图宣扬社会激进主义(在他们想要的诸多事物之中),而他们的联系人,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也开始了一个进程,这个进程虽然在短期内失败了,但它在五四运动之后变得尤为关键。 毛泽东曾经写道:“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现代的学者也倾向于赞同他的观点,认为1919年苏维埃革命第一次传到中国以前,那些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运动是徒劳无功的、没有意义的,也不值得学习研究。旁观者也基本抱有相同的意见。与之相对,只有极少数人对几位激进派政治家的极端社会改革方案感兴趣。这些政治局面的研究者所关心的是更加现实和紧迫的问题:满清帝国的立宪方案与初期共和,或是财政困难与外国债务。与此同时,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康有为、梁启超等重要的政治角色——也是重要的改良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抱有兴趣,只是这些兴趣在当时尚属次要。 现代中国的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1919年5月4日要比1911年10月10日更具深刻的意义,后者是反对满清帝国的辛亥革命爆发的日期。五四运动起因于《凡尔赛条约》的各项条款,该条约被认为是对中国的侮辱,那些条款允许日本接管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而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便觊觎已久。运动由学生游行、商业罢市以及工人罢工组成。从这些活动和组织之中连带发生了新文化运动,出现了语言改革、白话文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 许多学者从1919年这个时点开始研究中国共产主义,有的也会将这个时点之前的三四年作为介绍时期,但是这种做法排除掉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如果社会主义直到二十年代才对中国产生重要的意义,那么在此前数十年间中国社会和知识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如何可能?是否只有在列宁将马克思主义革命化、并且为一个革命的党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典型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对中国造成冲击?是否有证据能够证明在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前也有相关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十年间,中国知识界中较大一部分都是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以前是否有马克思主义或其他社会主义思想渗透到中国人的思想当中?如今看来,中国共产主义在后来的胜利使得这些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了解中国人接受了欧洲社会主义的哪些部分、忽视或拒绝了哪些部分,也是有意义的。比如,财富和所有权的平均分配理论就比较受欢迎,也有较多提及,而阶级冲突则讨论的相对较少。是因为那些被接受的部分契合了中国的传统、符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多样性的需求?还是仅仅因为那些对中国人有用的信息来源强调了这些方面?通过对信息源的筛选以及翻译,中国的研究者们改造了西方理论,那么这些改造是否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体系?如果有,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是如何区别于欧洲国家、俄国以及日本的社会主义?列宁曾经夸大了俄国民粹主义同中国革命者的社会改革方案之间的相似性,但两者实际上是平行存在的。 进一步讲,在日俄战争和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中国的研究者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中日两国之间政治与社会结构的相似性。而中日两国社会改革者在思想上的相似性之所以尤其重要,不只是因为二者共享着东亚的传统,而且还因为从1903年至1919年,中国人几乎都是从日本获得了他们对于西方的知识。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思想在早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其后的共产主义之中是如何存活并延伸的?共产主义过去常常、现在仍然被等同于传统的“大同”思想(Great Harmony)——代表一个消除了自私自利和私有财产的理想世界。社会主义也被链接到一种被称作“井田制”的共同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早期,社会主义与这些概念之间的关联得到了承认,甚至会被大肆鼓吹。在1919年以后这些关系虽然开始受到质疑,但它持续性地影响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近期的批孔运动也表明,其象征意义在今天仍在发挥潜能,虽然其中像“井田制”现在已经反过来被称作奴隶制。所以,在1919年以前的各种知识取径中,此类概念帮助中国研究者形塑了对于西方社会主义的想象,同时也使其有能力去理解此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诸多方面。 我的构想是将来能够就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写三部著作,而《一九〇七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是第一部。已在计划之中的第二部研究1911年以前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其中将重点关注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和日本的活动——面前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是其开头部分的内容简介。第二部也将会研究1910年和1911年广东的暗杀组织。第三部将研究在短暂的政治自由时期蓬勃发展的大规模的政治党派,它们活跃在1911年秋至1913年8月,在此期间,袁世凯借助外国势力的支持对其大肆镇压。这本书将集中关注江亢虎和他的社会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拥有超过两百个分支机构和大约四十万成员,其在早期向进步的社会精英散播——以一种含混的形式——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物。这本书同时也会研究1911年至1915年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其领导人刘师复在这1915年去世,而与此同时,五四运动可以说已经开始了。 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作为前述三部之一,主要研究西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起起落落。欧洲社会主义得到了自由的基督教徒的同情和支持,美国的传教士用英语将他们介绍到了远东。美国无疑是众多向中国介绍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中最努力的一个。在1900年以前,它的影响是直接的,主要通过个人接触和中文报刊《万国公报》。在另一方面,虽然20世纪早期中国政坛的三个关键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深受其影响,但是这些影响仅限于非常小的范围。第二波影响是以日本为中介的,志趣相投的低教会派传教士和教师从美国率领了一定数量最具才干的、向往社会民主主义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日后成为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正是这项运动以及保守的日本人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趣,大大鼓舞了一群令人瞩目的——但绝对数量仍然很少——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兴趣。虽然他们全部都是西化派,但这些作家和学生来自一个广阔的政治场域,包括从改良主义者到革命者。 1907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此之后它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瓦解与落潮。许多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在文化上开始变得保守,同时他们的政治激进主义也日渐温和起来。一部分在巴黎的革命者非常激烈地回应了文化保守主义,他们成了激进的西化派,坚决反对偶像崇拜。但是他们的信仰又在现存的西方制度面前被粉碎,许多人最终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变得不再紧要。然而,当西方社会主义在中国退潮之后,这场运动并没有被抹除踪迹。孙中山仍在继续宣传他的土地政策。更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尽管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核心消亡了,但其理念继续在中等阶层和年轻人那里蔓延了很久。它的诸多元素留存在后来的无政府主义以及江亢虎所宣扬的尚属模糊的观念当中。许多名字、词汇、短语、概念以及各类思想保留在众多男性和女性的脑海中,他们将在中国革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陈独秀,共产党的早期创办人之一;董必武,后来的代理主席;鲁迅,伟大的影响深远的作家;还有杨昌济和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并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些人认识本书中提到的许多人物,而且也肯定读过部分人写作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毛泽东对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重要性的强调完全正确。毫无疑问,1919年发生了一次质变。不过尽管如此,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而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以及阶级等词汇的语义内涵是由那些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所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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