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逻辑》书摘

阿北
2018-04-07 15:15:37

这本书开篇容量最大,最让我受益的是对金融和儒家文件关系的探讨,只有生存需要解决了,人们才能真正享受纯粹的亲情和友谊。

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

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借贷交易是最纯粹的跨时间价值交换,你今天从银行或者从张三手里借到一万元,先用上,即所谓的“透支未来”,明年或者5年后,你再把本钱加利息还给银行、还给张三。

金融市场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未来定价、对交易风险定价。

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

价值由未来的收益而定,不是由过去的成本决定。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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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开篇容量最大,最让我受益的是对金融和儒家文件关系的探讨,只有生存需要解决了,人们才能真正享受纯粹的亲情和友谊。

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到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

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借贷交易是最纯粹的跨时间价值交换,你今天从银行或者从张三手里借到一万元,先用上,即所谓的“透支未来”,明年或者5年后,你再把本钱加利息还给银行、还给张三。

金融市场的作用之一就是对未来定价、对交易风险定价。

效用决定价值,而不是劳动成本决定价值,这对于理解金融的逻辑极为重要。

价值由未来的收益而定,不是由过去的成本决定。

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子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送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下,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诀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所谓“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以来,能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的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会在医疗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让人口膨胀。

正因为金融交易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价值交换,是把交易双方在不同时间的收入进行互换,那么,彼此信任是交易是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信用和交易安全是核心基础。

金融交易跟一般商品交易有本质差别,商品交易往往是现货、以现金交易,所以,交易双方即使素不相识,问题也不太大;但是,金融交易一般不是现货交易,而是价值的跨期支付,不能是一锤子买卖,所以,没有互信、没有保证金融契约执行的制度基础,就没有金融交易的发展。

儒家的“孝道”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

“养子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换场。

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当生产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比如,以前人们愿意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纲五常”刚性社会秩序。但是,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市场足够发达,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就没必要,社会文化必然会做相应调整,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经历。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这些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其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 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美国和英国的兴起如此,其他西欧国家的经历要么也如此,要么就被金融市场所教训!

个人的未来收入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收入做票据化、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可以感觉到但不能花的财富,也不是资本。 通过将部分未来收入以“产权证”(抵押)形式流动起来,未来收入流也能成为资本。   财富不一定能一下子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问题是:什么决定财富、资本与钱之间的相互距离呢?一个国家对“东西”、对未来收入流进行资本化的能力,也就是市场、契约与产权制度,决定了这三者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讲,货币是将“财富”卖掉的所得,资本是以产权契约、金融票据、证券契约等形式将“财富”资本化的所得,是资产和未来收入流的“产权证”。只不过,通过这些“产权证”,把本来就已存在但是“死” 的“东西”和未来收入流变活了。在这个意义上,只要金融票据、证券、货币是相对于实在的价值而发行的,金融化在增加价值载体的流通性的同时,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危机。

“钱”化程度低的社会自然是人口流动少、跨地区贸易有限的社会。

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

货币化的上升催化人口流动、催化跨区域贸易。

原来许多通过亲情关系、友情关系所实现的隐性经济交易、隐性保险信贷投资交易,都逐步被显性的市场交易取而代之,被直接钱化、金融证券化了,其结果必然使中国的钱和收入大大增加,同时当然也对金融业的发展提出挑战。

“养子防老”,亲戚间“礼尚往来”,生老病死时的相互帮助,这些都是保险、养老、信贷、投资等的具体实现形式,“血浓于水”的信念是用以强化这种体系的信用基础的文化价值。

靠友情实现的交易越来越由市场取代市场化、“钱化”出来的钱的确越来越多。

第一,把未来的收入或财富证券化变现,无非是把未来的钱提前花,提前透支,这与以后花有什么区别? 第二,虽然在美国能把未来收入流、把“死”资产作证券化变现,但这并不能让美国“更有钱”,因为钱的供应是由中央银行固定了的,证券化的过程无非是将投资者手中已有的钱转移到证券发行方的手中,这种支付转移并没有产生新的钱。

谁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把更多的未来收入作证券化变成今天的钱,谁就能在未来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证券融资不只是简单地把未来的收入提前花,而是为未来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会决定在竞争中谁会成功。

只要是别人愿意接收并具有流动性的有价物或票据,只要它代表着信用,那么任何物或票据都具有“钱”的本性,也可看作“钱”,其流动性越高,“钱”性就越强。

未来收入流、“死”财富证券化的效果实际上是让更多的有形和无形财富货币化,让社会中的“钱”更多,达到更高的让财富产生财富的效果。货币化加快资源的配置速度,降低配置成本,提升配置效率。

过去,我们只把银子、金子、铜钱看作钱,是因为在没有保障证券、票据的价值信用的现代制度架构下,只有硬型有价物才有可能成为通货或者说“钱”,社会只认实物“钱”。所以,铜银开采量的多少,加上铜银的进出口量,就决定了中国有多少“钱”,以至于在中国近代史上多次由于银子被运出国太多,而致使中国没“钱”了,给中国带来经济危机。也正是由于这种“钱”观,到今天还有许多学者——比如畅销书《白银资本》——认为之所以西方国家在近代兴起,是因为它们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掠夺了太多的银子!说是这样才使西方国家有了“钱”!

为什么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一国的民主法治似乎跟其政府负债水平高度相关?借钱花的国家反而比最大化存钱的国家,更能催生出某种制度?“政府总是缺钱”是否成了民主宪政制度的催化剂?“国富”是否反而给掌权者以压制民权、践踏法治的底气呢?

只有当独裁王权或者集权政府的开支总是不够或者刚好够,需要经常借债、与民间讨价还价征税的时候,权力才可能愿意接受约束,权力制衡制度才有机会成为现实,民间的创造空间才能被解放。

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但政府太富有,会挑战民间的空间,挑战民主宪政与法治,独立战争开支主要依靠以下来源,第一是由政府发行“大陆币”,在1775至1780年间共印了37次“大陆币”;第二,由大陆会议政府发行债券,尽管谁都不知道那些债务将来靠什么偿还;第三,十三州的份子贡献,由各州自己发行战争债提供;第四,从法国借来的贷款;再就是给士兵、供货商写欠条。

由于美国独立运动的特殊背景,整个战争不能靠征税支持,各州政府又很穷,所以只能靠借债。在连大陆会议政府、十三个州政府自己都不知道未来靠什么收入来还债的情况下,独立运动居然能从1775至1780年的六年时间里连续发债,这当然是奇迹。如果没有美国本土私人投资者、法国与西班牙国王、荷兰投资者的债务支持,今天我们熟悉的美国可能根本就不会有,金融就是这样影响历史的。

美国的起点是政府穷、民间富,逼着政府求助于金融债券、求助于民间税赋。西欧民主国家的兴起也大致如此。除了法国等少数国家外,欧洲城邦历来没有强势、富有的政府。像荷兰、意大利城邦国家,在经历中世纪后期连续不断的战争之后,城邦政府基本都负债累累,是典型的“政府穷民间富”社会。那时期,政府的战争融资需要也是推动债券市场最先在意大利城邦和荷兰发展的主因。

第一,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

越是朝廷或政府负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财务约束最终能制约王权、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所以,民主的国家不能拥有财产、拥有经营性企业,至少不能有太多国有企业,而是让政府靠税收运作,政府靠每年的税收才能有钱花。

第二,就如当年美国三只国债所表现的,国债的存在与交易给市场提供了评估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通过国债价格的上涨下跌,立即反映市场对国家未来的定价、对具体政策与制度的评估。只要国家的负债足够高、只要继续发债的需要还在,国债价格的下跌必然逼着政府对其政策或法律制度做出修正。公民投票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形式,但投票无法天天进行,而证券市场对国家的监督、评估、定价却是每时每刻的。

任何强化国富民穷局面的举措,显然是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开倒车。为了中国的民主法治,国有资产应该被民有化、以平等分配的形式分回给全国公民,而不是利用金融危机强化国家对各种财产和资源的所有权。   民富是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条件。有利于催生民主法治发展的格局包括许多方面,一是“政府穷民间富”,另一个是国债金融市场。负债累累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难以扩张的政府。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些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

“中国企业卖给外资”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制度与体制问题所造成的代价的具体表现。

在资本市场的发展上,从中国第一个现代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的股份于1872年公开交易开始,到1950年证券市场全面停止时,中国已经有过长达78年的证券市场发展经验,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已培植了相当规模的证券公司与其它金融中介,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已不少,并发展出了运作得有条不紊的各类证券和金融行业自律公会

虽然在1990年后重新恢复证券市场的发展,但中国的证券市场和银行业到今天还完全由国家垄断,使它们难以显出这些市场应有的本性。结果是,一方面中国的证券市场与银行基本只为国企服务,另一方面在有钱的投资者和需要资本的企业间仍然有多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但是,这些金融发展在1950年到1980年代之间则完全停止,完全丢失积累了78年的证券经验与知识。

美国靠借贷推动消费、再靠消费推动增长的经济模式

他现在28岁,正是成家立业最需要钱的时候,而此时偏偏最没有现金,还负债!

信贷市场的发展就是为了帮助人们纠正这两种轨道的矛盾。按揭贷款衍生证券市场的深化,最终就是最大化借贷。

资金的供给,同时最小化借贷的利息成本。

在基本的生存需要还没满足的时候,当然还顾不上去通过发展金融刺激新的消费需求的出现、刺激非基本生存的消费增长。那时候,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几乎没有消费信贷业务,平时,老百姓当然偶尔要借钱,以解决临时出现的资金需要,但基本是在亲戚、教会、朋友网络间相互帮助,正规金融的介入还不成规模。

缝纫机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家庭的工业革命产品,或说是第一个家庭“大件”,那发生在1850年代,这一大件开启了消费信贷的历史。

美国经济增长由生产驱动到由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发生在1880至1920年代间。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原因是经过100年的工业革命,人们的收入已增加不少,消费需求自然会上升,消费占经济的比重当然要上升;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到那时,规模化的工业生产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开动机器就能生产很多东西、很多产品,已经成为事实,工业产能开始过剩,到了“你要多少,我就能生产多少!”的地步,于是,生产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消费需求才是瓶颈,就完全像今天的中国经济所处的状况一样!

汽车按揭贷款是从根本上完成美国经济向借贷消费模式转型的一件大事。

根据对大量个人借贷消费数据的研究分析,他并没有发现借贷消费使人堕落的证据。恰恰相反,正因为分期付款消费后,大卫每个月有月供,表面看这给他压力、使他日子难过,让他成了“房奴”、“车奴”,但实际上,那些分期付款消费的人反而因为定期要交的月供,使自己变得更有财务纪律,自律能力强。

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来缓解人们因为在不同年龄时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力不平衡问题。

中国经济现在也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否则,中国只能继续依赖制造业和出口市场。

现代科学技术已使昔日的改朝换代周期无法重演,游戏规则已被重新定义。

历史学者可能很难回避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平均四五十年农民起义一次,两三百年改朝换代一次。这种规律似乎两千年没怎么变。对中国未来感兴趣的人们自然会问:历史规律还会不会重复?如果不想让它再重复,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以低成色的银钱铜钱或者以没有足够金银作保证的纸币,并强制社会把它们认作真金实银使用,由此掠夺的社会财富是短期的、一次性的,但其代价却是长期性的。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办法往往只有狗急跳墙的政府才使用,老百姓在看到朝廷这种行动时往往也知道这个朝廷即将结束了,中国各朝以及民国基本都经历过由纸币、大钱泛滥引发的社会动乱。

以未来税收流作抵押发行的政府公债证券最早出现在1262年的威尼斯

当时,被西欧政府惯用的证券有三种。第一种是人寿年金,只要购买者证明其身体健康即可申购,买后在投资者去世之前他每年可得到5%至8%的回报,他去世之后政府的支付义务即结束。这种债券广受欢迎。尽管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这种债的实际期限不确定,但对于发债的政府,这些人寿年金债券的平均期限在20、30年间,能达到不错的平摊支付压力的效果,增加政府的负债能力。该债券品种尤其在15,16世纪的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广泛使用。

第二种是嫁妆礼基金券,一般是在女儿出生几年内,父母即从政府手里买些嫁妆礼基金券,让政府融资。在他们的女儿出嫁前发券方不付任何利息,但在女儿出嫁时父母可得到本   金加累计的利息,用作嫁妆礼。但是,如果女儿在15年内不嫁或者出家做修女(当时约占女孩的四分之一),那么父母就永远得不到回报,政府就没有债务了。1425年佛罗伦萨就设立这类嫁妆基金,在威尼斯等南欧城邦也流行。实际债务期限平均在10年以上。   第三种干脆就是无期债券,没有到期日。这当然能大大扩大政府的负债能力。

为什么现在的中国、美国还有当年的西欧、日本靠债务发展得越来越强盛,而朝代时期的中国、印度、土耳其还有当年的中东、非洲国家尽量往国库存钱,反而是越存越穷?之所以两种国策带来两种不同结局,部分原因在于把金银存到国库之后,实际上是把本来有资本属性、能进一步生钱的这种金银钱变成了死财富,扼杀了其本来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流通能力,使这些金银变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不是资本。

如果国家借债的利息高于国家投资或开支的项目所能带来的回报率,除了必不可少的国家开支外,政府应该停止、减少开支,尤其不应该通过赤字、国债来让政府浪费钱,应该降低税负。如果是这样,政府的确要尽量存钱,换言之,过去金融市场的不发达迫使朝廷多存钱。

决定经济国策的两个关键要素是国债利率和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

之所以1600年左右靠国债发展的西欧到后来越走越强盛,而当时国库深存金银的国家则随后每况愈下,是因为一方面西欧越来越发达的长期债券市场使其债息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它们的大西洋、印度洋贸易给它们带来日益上升的投资经营回报率。

说到底,是应该往国库多存钱,还是不仅把收入都花掉而且要借国债发展,答案取决于长期限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也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前者决定公债利息成本的高低,而后者决定政府投资的效率以及回报的高低。由于金融发展也取决于国家制度资本,所以,最终是制度决定了国策模式。

美国的资本市场最发达,给美国政府提供了无限的将未来收入证券化变现的能力。

中国财政从民间“杀鸡取卵”太多,牺牲太多民间的致富机会。

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人把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的遭遇归结到外债,说是这些国家对外债的依赖使它们受重挫。从表面看好像如此,但其根本原因不是它们的外债太多,而是它们普遍缺乏对权力的制度化约束,黑箱操作滋生腐败,政府财政和外债被当权者私用。

中国一方面应该减税,至少应该控制税负的增长,藏富于民,并同时进一步让政府退出经济,让市场真正发挥作用,提高民间创业与投资的回报;另一方面可继续依靠国债促进发展。但是,这两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行,否则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

金融市场的发展将最终打倒“孔家店”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带来了自由、民主、法治的思想,让中国走近世界一大步。

文化内涵必然是因某种需要而生,同样会因为某种不需要而死。换言之,一旦文化的某种功能能够由其它更受社会欢迎的东西取代,那么那项文化内涵的生命就会结束。我们会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技术的发展,社会所需要的文化内涵也会变化。所以,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是毫无意义。

在农业社会,外部化的法治没有建立,与陌生人交易的成本还太高,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还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交易。所以,在走出部落公有制之后,还必须找到一种新的保证经济交易、精神交易能顺利进行的安排。这时,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亲情与血缘成为保证互保、互助交易能顺利进行的自然基础,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以家庭为基础性存在单元当然没把个人充分解放出来,不等于个人完全自由了,但“家”可能是那种时代里让个人达到规避未来物质风险、精神风险的最可靠安排。   在任何社会里,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

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间存在许多说不清、也说不完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它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2500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也就是说,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儿子,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生儿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父母也许爱子女,也许不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   “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正如谢幼伟先生在《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孝的文化’。孝在中国文化作用之大,地位之高,谈中国文化而忽视孝,即非于中国文化真有所知”。   于是,由“三纲”、“五伦”建立并延伸出来的家秩序、社会秩序就很关键了,臣必须服从于君,子必须服从于父,妇必须服从于夫,弟必须服从于兄。这些服从关系是无条件的,也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 ,“就是把社会中的人各就其关系,排定其彼此名分地位,而指明相互间应有之情与义,要他们时时顾名思义。…… 伦理关系即表示一种义务关系,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儒家文化的核心是按照天然的长幼以及男女将每个人编入一个等级组织中,然后,根据出生位置给他课以一辈子不变的责任与义务;不管是成年之前,还是之后,甚至儿女、弟弟都六七十岁了,每个人在这个层次秩序中的地位不变,永远是在长者说话时幼者只有听话的分,只能低一等或几等,永远没有自我。从儿女出生开始,通过《三字经》等经典将他们嵌入“孔家店”,扣上“三纲”包袱,让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因不服长者的意愿而内疚得无地自容。这个“孔家店”只有一个目的:保证父母、兄长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有回报。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 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长者或权威的动向,让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一般来说,关于金融的话题主要会讲金融发展或者金融市场,而不是以“金融技术”来表述,更不会把文化和金融技术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文化,尤其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展与否,或者说许多文化内容都是为了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产生并演变出来的。金融发展与否也是国家兴衰的决定因素之一。因此金融技术发展是经济增长、社会福利趋向合理化的必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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