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P30-P170

羽觞
2018-04-07 看过

P30

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构成密切关系的比较复杂的社会制度。对这些习惯和规则的道德评价便属于社会正义的范畴。而对个人、集体的道德评价,以及评价他们在某个现存制度下的行为,则属于伦理学的范畴。

这两个领域并非互不关联。一方面,对一个社会来说,它的社会制度实质性地影响其成员能够选择的范围,甚至还影响其成员性格的塑就。反过来,社会制度通过个体的行为得以创造、维护和改变。因此,撇开一个主题来谈论另一个,看起来不大可能。既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和不同的性格,那么,对它们的道德评价看起来是预先假定了对行为和性格的评价。另一方面,离开对制度的道德评价而去评判具体社会制度中的行为,看起来也不大可能。

尽管如此,罗尔斯集中关注的是社会正义的领域,更确切地说,是如何评价一个社会的主要社会制度,即基本结构( basic struc-ture)。该基本结构“为人类生活所有必需的目标”提供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合作框架”,它“包含主要的社会制度—宪法、经济体制、法律秩序、关于财产的法律规定”、家庭组织方式,以及这些制度是如何凝聚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合作体系的(PL301,参见JFR10)。下面几节讨论对该主题的限定,以及这种限定的意义和证成。

P31

罗尔斯虽不赞成、但却想琢磨透彻并以最合理的形式加以阐述的一个重要道德立场是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他在其1955年的论文《两种规则概念》(“ Two Concepts of rules”)中作了这样的尝试。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效用或幸福(被理解为趋乐避苦、欲望之满足或其他等等)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因此,道德应当只关注尽可能地提高总体的幸福。然而,将这一基本思想应用到行为中,将产生难以置信的规定:我们应该撒谎和违背诺言,法官应当判他们认为无罪的被告有罪,只要采取这种行为将比其他行为产生更大的幸福。这样的规定与常识性的道德背道而驰,甚至有违幸福最大化这一要求本身。这是因为:在追求幸福最大化的人群里生活,所获得的快乐很可能要少于另一些人,后者生活在总体上遵从常识性道德约束的人群里。

罗尔斯试图将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运用至习惯( practices)而非行为,从而让功利主义更加合理。习惯是构成人类互动的一套规则,好比游戏规则设定了体育团体的竞赛。习惯还限定了不同的角色或地位(例如配偶、雇员、陪审员),决定要求或允许这些角色的承担者如何行动。罗尔斯主张,功利主义最合理的形式是二阶的(wotred)。阶功利主义责成行为者严格遵守可以促进幸福最大化的社会规则和习惯,而不是直接按照使幸福最大化的方式行事[一阶功利主义或行为功利主义( single-tiered or act utilitarianism)]。根据这种阶功利主义,一旦制定了最理想的社会规则和习惯,担任不同角色的行为者就必须严格地遵守它们一即便打破这些规则可以产生更多的幸福。

P32

我们已经看到罗尔斯的研究如何发生了转变,即从对行为和性格的道德评价(伦理学)转变到对社会制度的道德评价。罗尔斯之所以集中关注社会正义,乃是由于他洞察到,伦理学越来越不能处理现代社会具有重要道德意义的方面的问题。现代社会引起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制度性道德分析远比交往性道德分析( interactional moral analys)更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难题。交往性道德分析试图用他人犯下的道德上失当(错误)的行为来解释某些人所蒙受的损失。制度性道德分析则寻求用道德上失当(非正义)的社会制度来解释这些损失在统计学上的发生率。

P36

对罗尔斯来说,现代性教给人们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人们有可能在具有同一个道德基础的公共规则之下共同生活,甚至无须分享同一个广包的( comprehensive)道德观、宗教观或善之观念( conception of the good)。

合理多元并存的事实( fact of reasonable pluralism,PL36-38)突出了这一历史可能性的重要性。这个事实是:现代世界存在一种多元性,即诸多互不相容却合理的道德、美学、宗教和哲学的价值观念3之多元共存;这个多元性只能通过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压制来消除(如有必要消除的话)。自由民主社会必须忍受这样的多元性。带着这些观点,罗尔斯力图帮助人们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达成共识。他试图(尤其是为基本结构)发展出一种让各个相互竞争的世界观的追随者们都能在道德上认同的正义观,并」且描述出满足这一观念的公正的基本结构。

P39

罗尔斯意图促成的道德共识具有比较复杂的三重目标。第一,它主要包括一个正义的公共标准( public criterion of justice),即一个用以评价在既定条件下同时适用于某个社会的不同的基本结构38方案的标准。第二,它还包括一个有关该标准的共同认可的道德证成( moral justification)。该证成应当简单浅显得足以容纳大量更广包的道德、宗教和哲学的世界观。然而,它还应当是内容充实的,在因环境、技术或文化改变而引发的争议性案件中,它足以帮助引导对公共标准的公开解释和应用(PL165)。第三,所寻求的共识包括这样一个基本结构( basic structure),其设计和历时调整乃由公共标准和相关的应用方针所证成。于是,罗尔斯为社会所设想的道德体系包括个随不断变化的条件而逐渐改进的基本结构,而一个由共同道德证成所支持的历久弥新的公共正义标准,则指导着该基本结构以有秩序的方式不断地改进。这个复杂的道德体系是稳定的,因为普通公民对这三个部分的道德信念的彼此增强,确保了它的经久不衰。

在一个具有罗尔斯所设想的三重结构的道德体系内,我们可以把公共正义标准和对它的道德证成放在一起称作正义观念( conceptionof justice),而把公共正义标准和它所证成的基本结构称作社会秩序( social order)。通过在力促的共识中加入一个公共标准,罗尔斯展望了一个虽历经制度改变却能持久存续的社会秩序。对基本结构进行改动,并不是对它作根本性的改变,而是在永久性公共正义标准的指导和证成下,对它做出调整。

P40

作为公平的正义包括一个旨在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共标准( public criterion)。为了证成这一公共标准,人们必须表明该标准不仅表达了对正义的合理判断,而且也将很好地扮演它的政治角色。人们必须考察:现实的公民将如何理解、贯彻和遵循这一标准;在它的指引下,公民实际贯彻的将是何种制度设计;他们在这些社会制度下将如何生活;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将继续自由地赞成这一公共标准,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规划出的基本结构。

P66-67

可以用以下五点来描述原初状态的思想实验:

(1)原初境况中的契约各方有一个具体的任务描述:他们负责就一个公共正义标准达成共识,用以相对地评价各个可行的基本结构设计。他们的选择是最终的;这一选择在无限的未来约束着社会。所讨论的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存在于比较有利的相对匮乏的条件中,并且以理性多元论的事实为其特征。其成员是这样一些人:没有严重的身体和智力障碍,在足够的程度上拥有两种道德能力。将被选择的标准扮演一种公共的角色:它应该被所有成年人理解,并且应该有助于对社会基本结构制度进行公开、透明和明确的评价。这一标准还应当是持久的重叠共识的合适目标,从而应当总是选定一个基本结构设计,在此结构下,公民们将会发展出一种正义感,以此来激发他们对社会秩序的道德忠诚,这种道德忠诚一般会超过他们的其他动机。

(2)订约各方从一个历史上有影响的候选者清单中选出他们的公共正义标准。罗尔斯说,如果需要,还可以加长这一清单。他最初主要关心的是,表明订约各方将会喜欢他的标准,而不是各种功利主义的候选标准。

(3)罗尔斯把订约各方想象成拥有合理性的禀赋,但却并没有赋予各方道德性、道德能力或任何更丰富的理性能力。每一方代表着个拥有完整人生的社会成员,其目的是尽可能地捍卫这个个体委托人的利益。[有时,在罗尔斯的笔下,他所设想的公民们似乎就在原初境况中集合在一起。但是,他逐渐地认识到这一想象在说明上的劣势,因为它引来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即罗尔斯把公民自身设想为类似于法律诉讼中各方理性的最大化者( rational maximizer);参见TJ457,JFR83-85]。

(4)各方被假设成公民们具有三种基本利益,因而(从第三种利益中引出来的)拥有他们想尽可能充分实现的确定的善观念。根据第3.3节中所讨论的第二种证明策略,一个人还可以让各方仅仅假设第三种基本利益,从而表明,它必然使得其他两种利益成为组成要素,或成为实现第三种利益的手段:各方理解,如果公民们具有两种道德能力(特别是第二种),并生活在一个其他成员也具有这两种道德能力(特别是第一种)的社会里,那么,公民们一般就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对这样来组织自己的社会很感兴趣,以便激励其成员发展出这两种道德能力,于是,他们也从这两种额外利益的立场去评价候选的社会秩序(PL312-323)。

(5)订约方是在无知之幕背后达成协议的。他们不知道每一方所代表的具体个人,不知道公民的性别、肤色、天赋、性情、利益、品位和偏好。他们也不知道社会(其社会秩序是成问题的)的具体状况——比如其规模、质量、气候、国土位置、自然资源、人口数量和密度、财富以及技术发展水平。各方仅仅知道(1)~(4)所谈到的那些信息,以及具有社会科学(包括人之心理学)的一般知识。

P141

一种正义观应当能够使一个社会秩序良好。当且仅当满足(并且广为人知地满足)了下面三个条件时,一个社会才是由这样一种正义观所控制得秩序良好的(参见CP466;PL35,201-202):

该观念的公共正义标准被所有公民所接受,并且是广为人知地接受。

公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事实上也是如此,其社会的基本结构满足了这一公共标准。

公民们有一种正常有效的正义感,因而愿意并且能够遵守他们共享的公共正义标准,以及它所证成的制度秩序。

这三个条件让正义观的实质内容广泛开放,而且罗尔斯事实上也承认,这样一个体面的等级制社会是秩序良好的,即它的正义观(或者罗尔斯更喜欢用体面观)既不是自由主义的,也不是平等主义的,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政治的(LP4,63)。

P143

罗尔斯设定了多元论的事实:在一个自由社会,有可能并不存在有关广包的道德、宗教或哲学世界观的长久的共识—这样的价值观将总是有争议的。他通过援引与价值观的证成和平衡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障碍—判断的负担—来解释这一事实。这一解释意味着,多元论的事实并不取决于非理性或恶意的存在(CP475-479,PL5458)。因此,罗尔斯谈论的是合理的多元论的事实(第2.3节)。

为了适应这一事实,罗尔斯把他的理想社会设想为寻求关于一种正义的政治观念之共识的社会(PL11-14)。一个正义观念是政治的,当且仅当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它限于从事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

它是自立的,也就是说,并不预设任何广包的道德、宗教或哲学的世界观,从而能够表述为独立于这些观点。

它的建构是围绕着该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中可以获得的某些基本理念进行的(将在第8章讨论)。

这三个特征,就像良序的三个条件一样,让正义观念的实质内容广泛开放。广泛多样的各种很不相同的正义政治观念是可以想象的—每一个观念有其自身的公共理性的理想以及其自身基于此理想的有关文明礼貌责任的具体规定。

P144

如果在广包的世界观上有深刻分歧的公民们还能够在一种正义的政治观念上达成共识,那么,完全合法的政府就是可能的。为了实现这种合法性,政治权力的行使就必须符合合法性的原则,就有关正义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念的具体情况而言,罗尔斯将其合法性原则阐述如下:“只有当按照这样一个宪法来行使政治权力时,该权力才是恰当的,因而是可证成的,也许可以合理地预期,所有公民根据他们可当作合理和理性的东西加以接受的原则和理想来认可该宪法的诸要素。”(PL217)。就像前面所讨论的应用指南一样,这个自由主义的合法性原则是罗尔斯向原初境况中的各方所提议的协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PL225)。

合法性的预设前提是,行使政治权力的公民们尊重他们的文明礼貌的责任(JFR92):至少就影响基本结构设计本身的政治决定而言,这些决定引导着他们作为公民对于政治权力的行使,这种行使乃基于良知,并且尽量发挥他们的知识和能力,独一无二地依据他们共同的公共标准,这个标准的应用则是以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的共同指南和经验资料为基础。

P151

一种正义的政治观念应该能够超越其他自由主义—正如罗尔斯所说,它甚至要求更少深度和广度,把这种避免的方法再推进一步,即避免潜在有争议的预设前提和推论的方法。这应该使得这样一个社会成为可能,在此社会中,更多种类相互竞争的广包学说由于共同接受了一种正义的政治观念(其预设前提是与每一个学说都相容的)而可以平等地共存。罗尔斯把促进大量种类的合理世界观的平等共存当作正义观念中的一个重要美德。

一个广包的学说如果符合理论和实践理性的要求(至少是自洽和清楚明了的),并且符合这样一个传统,即它要是发展的话,也以可理解和内在合理的方式来进行,那么,这个学说就是合乎理性的(PL59)。罗尔斯看起来相信一个不压制任何合乎理性的观点的社会是可能的:“要我们运用政治权力(假如我们拥有或与他人共享这种权力的话)来压制那些并不是不合乎理性的广包学说,这本身就是不合乎理性的”(PL61)。然而,不应当将此看作意味着每一种合乎理性的学说在此社会中都会(通过赢得足够数量的新支持者)持续下去。一个社会秩序影响其成员的价值观和利益兴趣,其结果是许多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存续下去。然而,这并不是压制,而是每一个可设想的社会秩序中都可看到的一个普遍的社会学事实(PL195-200)。只要大量种类的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秩序中存续,其中些生活方式的消亡就不构成批评该秩序的有效基础。

P153

在强调自己的政治自由主义何以不同于其他(更加)广包的自由主时,罗尔斯还强调了“自由主义的”这个词所包含的实质内容上的共同点。他以三个特征来界定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PL6,223):

它具体规定了宪政民主体制所熟知的一些基本权利、自由权和机会。

它为这些确保所有人都享有的基本权利、自由权和机会进行了具体的优先排序。

它要求确保所有公民享有足够多方面途径的措施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基本权利、自由权和机会。

自由主义的这些界定性特征是与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相容的。罗尔斯把他自己的正义观看作是这些正义观中独一无二的,因为这是最平等主义的正义观(LP14)。他列举了三个重要的因素来支持这一说法,这些因素使得作为公平的正义成为平等主义的,而其他的自由主义却不是如此:它对于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的要求,它有关机会的公平平等的要求,以及它的差别原则(PL6-7)。有人也许在此还要加上(但好像所有好事都必须成三),罗尔斯的观念包含了第四个独特的平等主义因素:满足基本需求的最高优先性要求。

P166

我们已经探讨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五个要素。我们先论述了其正义的公共标准(附带两个优先规则的两条原则)、适用该标准的指导方针和政治美德(公共理性的理想和文明礼貌的责任)。此三个要素把我们带到了第四个要素,即根据罗尔斯的观念组织起来的秩序良好的理想社会。对于此理想社会的具体说明,可能还需要具备有关该社会具体状况的其他信息(例如:它的自然环境、文化及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四个要素需要指导公民的政治行为,不光是理想社会中的假设公民,还包括此时此地实际的公民。因此,还要求有第五个要素,即原初境况的辩护手法。公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利用这一手法:该思想实验帮助公民理解如何将前四个要素运用于新的制度设计难题。它有时也可以指导公民根据新的经验知识和洞见来调整这四个要素,通常是通过修改各方假定拥有的信息来将这些要素融进思想实验里。

利用原初境况的手法来证成前四个要素,是一个内部的证成,它本身就是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念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应该问询的是:这一观念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能被证成—或者如何从外部证成之。该问题又来自两个方面:根据罗尔斯的观念组建起来的良序社会中的公民,必须鉴于其社会准确实现了这一观念的事实,而有理由相信自己的社会是公正的;此时此地的我们,必须通过准确地参考这正义观,而有理由评价并改革自己社会的基本结构。我将集中于第二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对于那些尚未确信此观念甚至拒绝其要素(例如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机会的公平平等或差别原则)的人来说,罗尔斯可以为他的这些同胞提供什么样的外部证成?

P168

人们得出正义观的过程:从人们最初的信条开始,到超越它们,直至一种正义观的形成。此项努力被认为是受一个道德信条所激励,该信条或许是:人们应当排除其正义判断中的矛盾、隔阂和偏见,并由此发展出一种完整的正义观。针对这一目标,罗尔斯建议采用如下方法:人们关注的是那些他们尤其抱有信心的信条,一段时期内没有理由施以怀疑的信条。罗尔斯把它们称作经过思量后的判断( considered judgments),即确定的和不变的判断。许多类型的信条都可能合格:道德和宗教信条、(逻辑、决策理论等当中的)规范性信条,以及经验和哲学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在任何普遍性层次上存在:从具体的信条(某条政策是非正义的,不能在正义社会中被采纳),到抽象的信条(所有成年人均应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再到更抽象的信条(由正义观所调整的社会的成员,事先就正义观的内容达成一致,是正义观的个理想特征)。然后,人们设法将这些坚定的信条关联起来,对其进行相互考查,把它们打造成一种完整的正义观。

这里的基本理念是:如果人们发现某个被坚定持有的信条与其他被坚定持有的信条连贯一致,那么,人们就认为该信条的可信性得到了提高,这是合情合理的;相反,如果人们发现它不能与其他的信条调和,那么就有理由降低它的可信性。

P169

当不同的信条具有非重叠的应用领域(因而使得人们就一些具体的情况出现分歧)时,人们如何把它们相互关联起来呢?他们可以试图发现作为几个比较具体的信条之基础的单个原则。由这些具体信条所确认,这样的原则会获得其可信度,然后人们就可以出于相互检验的目的而把它与其他比较具体的信条相关联。罗尔斯采用了这一略,明确地把它与语言学中使用的程序相比较(TJ41)。我们对于自己母语的直觉感受让我们把许多表述方式归类为明确地符合语法或不符合语法。但是,仍然有一些表述方式是我们吃不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从最确定的案例中收集比较普遍的语法规则,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就能判定比较疑难的案例。这种反思的过程有可能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语言直觉。如果一种疑难表述方式得到一个由许多确定为合语法的表述所肯定的规则所认可,那么,最初可疑的表述就会最终变成在语法上似乎是正确的。

罗尔斯提出,我们能够以与这种形成我们语言直觉相类似的方式发展出我们的正义感。然而在这里,诉诸更加普遍的信条有可能比语言学走得远很多。罗尔斯试图发展出一种解决相关的决策问题的普遍程序,然后通过诉诸更加具体的信条来详细规定并纠正该程序。这种假想的社会契约观念提供了这一程序:“原初境况充当了一种中介理念,我们所有慎思的信条(无论其普遍性程度之高低)通过它……而能够相互关联起来”(PL26)。这一中介理念本身就是高度抽象的信条,以至于对真实世界的正义之判断可以按照想象情形中的理性的自利的判断为模型。解决某个特定决策问题的正当方式是公民们似乎在他们出生以前、在不知道其个人特质和出身的社会阶级的前提下会审慎地赞同的那种方式。正是这一抽象的理念通过把我们所有相关信之一与其他信条相关联而充当了这些信条的中介。

P170

如果这样的反思过程能够真正使得一个人持有的各种信条相互适应也许可产生一种自洽的信条体系:一种统一的和完整的正义观念。罗尔斯说,这样一来,此人就达到了反思的平衡( reflective equilibrium)状态。在所接受的程序与比较具体的信条之间存在一种和谐—因而也是此人所有信条之间的和谐,因为每个信条都肯定了此过程,反过来也被此过程所肯定。

这样一种反思的平衡状态并不必然是永久的。一个人也许有过动摇其最坚定地持有的信条的经历。或者一个人会通过道德的著作或讨论而意识到将其信条系统化的新的可能性。罗尔斯在指出这后一种可能性时,把狭义的与广义的反思的平衡区别了开来(CP289-290)。通过只对一个人以前持有的信条进行反思而产生的反思的平衡是狭义的。同时还仔细关注其他人所提出(在一个人自身和外来智慧传统中)的道德观念,从而让这些观念有机会影响一个人自身信念和系统化的反思过程,则是广义的反思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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