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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与中庸

plus_tard
2018-04-07 看过
黄光国在《面子》中写道,促使中国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尽管儒家伦理十分强调“施人慎勿念”、“施恩拒报”,然而,诸如此类的想法基本上只是一种“圣贤的理想”(金耀基,1980)。对于一般人而言,中国伦理十分肯定“受惠者”回报的义务,而强调“受施慎勿忘”,“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也“。这种符合”报之规范“的道德律是一般人实际行动的准绳,在这样的道德律之下,施者能够放心地期待:受者欠了自己人情,将来自己如果开口向他要求帮忙,对方必然难以拒绝。基于此种回报的预期,资源支配者才愿意对别人”做人情“。

黄光国的观察不是全无道理,用一定的理论、观念将中国人的处世智慧厘清值得赞赏,但难免受限于其心理学的研究角度与身份。从历史的角度而言,中国推崇某种“中庸”,要人“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这种中庸为集体的表面和气创造了极好的底子,甚至成为了“为人老练”的准则。受与施的调和便是这种“中庸之道”的一种说教,并不能作为一种稳固的结论依据存在。

另外,中国人特殊的“社会观念”以及“物我观念”使社会的粘度比较强,其中打牌、喝酒拉关系增加亲密程度的虽不少,但整体上是赞赏与社会相融的。不乏一些人是为了表现自己“可以融入社会”而接受这种普世价值,假定如此,那么这种普遍的、自私的利他行为便可以用这种说法。这种观念是一种矛盾,也是一种伦理智慧,即不走极端。

但另一种说法便出于道家的“物我同一”的观念,消除自我的观念与情感欲望的宰制与约束,快乐齐天,“做不做人情”、“报不报”,开心就好,适不适合社会也无需像孔夫子这只丧家犬一样琢磨来琢磨去。

由于受西方影响的教育及大众传播逐渐普及,一些人开始采用比较西方的“个人主义标准”作为日常生活中行为的准则及主要的动机来源。其次,由于市场机能的扩大,提供了许多不是由上而下控制的资源,人们可以有更多机会与陌生人建立工具性或公平性的关系。

在中西方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中国人作为一个个体,是拥有自我,并且可以妥善思考的,但是一旦身处于集体,便会从某种程度上模糊人与人的界限,同时也是从潜意识排斥工具性关系的。人与人之间不仅仅是相互公平,还要求有情感上的联系,甚至要求情感大于工具,寻求集体的联合。从某些方面,这种联系是好的,给人带来短暂而美好的归属;但在现代社会,却往往为人们唾弃。

原因在于人们往往过分放大或者贬低这种情感的联系,其实人与人间有工具性的需求,也有情感联系才是平衡的。但是西方的个人主义却完全驳斥了情感性关系,要人成为自己,那么他人即是地狱,孤独难免会出现天才陨世,开拓奇境却令人悲伤。中国强调的“大器晚成”,要求在一次次情感与工具,自我与他人的挣扎中变成自己,则少了锐意进取的心思,成为庸中之人。

虽然倾向是如此,但是世间人又怎么能被如此割裂定义呢?尽可能可能各取所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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