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思潮

Achaean
2018-04-06 15:40:35

—— 中-东欧异见运动的冬天

金雁

中-东欧各国的异见运动是旧体制下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异见分子,按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定义,不是指那种“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者”,也不是指那些“私下的反对派”,而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仅具有反体制思想,“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发表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是私下对自己的妻子或挚友发发牢骚而已”①。麦德维杰夫可算是双料异见分子:他在剧变前的苏联是“左派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或“反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者”;在苏联剧变前夕他从戈尔巴乔夫当局那里获得平反,恢复苏共党籍并成为苏共最后一届中央委员之一----这几个月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不是异见分子的时期。“8·19”事件后苏共被禁,他又第一个站出来以人民代表身份抨击叶利钦的“禁共令”,并由此成为剧变后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人士,在俄共及其领袖久加诺夫崛起之前,他可算是对叶利钦政权持反对立场的“社会主义者”中之佼佼者。由这样一个剧变前后都持不同政见的人所下的定义,无疑是很标准的。

①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 1984年,第1页。

按这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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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欧异见运动的冬天

金雁

中-东欧各国的异见运动是旧体制下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异见分子,按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定义,不是指那种“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者”,也不是指那些“私下的反对派”,而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仅具有反体制思想,“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发表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是私下对自己的妻子或挚友发发牢骚而已”①。麦德维杰夫可算是双料异见分子:他在剧变前的苏联是“左派持不同政见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或“反斯大林主义的列宁主义者”;在苏联剧变前夕他从戈尔巴乔夫当局那里获得平反,恢复苏共党籍并成为苏共最后一届中央委员之一----这几个月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不是异见分子的时期。“8·19”事件后苏共被禁,他又第一个站出来以人民代表身份抨击叶利钦的“禁共令”,并由此成为剧变后俄国的左翼反对派人士,在俄共及其领袖久加诺夫崛起之前,他可算是对叶利钦政权持反对立场的“社会主义者”中之佼佼者。由这样一个剧变前后都持不同政见的人所下的定义,无疑是很标准的。

①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众出版社 1984年,第1页。

按这一定义,苏联与中欧一样,其异见运动都既不是发生在典型的斯大林恐怖时代的封闭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只可能产生极个别的、不为人所知的殉道者,如苏联的留京,遇罗克等),也不是发生在以“体制内思想解放”为主流的“解冻”时代(像索尔仁尼琴与麦德维杰夫这样的人这时尚属于这一主流,真正具有反对派意识的人,如苏联的金兹堡,那时仍是极个别的例外),而是发生在“解冻”之后又试图再次“封冻”的时于代。如1956年前后的匈牙利、1968年前后的捷克、1965年前后的苏联。但“封冻”时间一长(一般在5年左右),这一运动就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捷克,“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后的不合作运动最初曾具有全民性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几乎全民都曾一度是“持不同政见”的。少数几个“布拉格之春”时在位的亲苏保守派如英德拉、比拉克等是如此孤立,以至苏联很快放弃了立他们为傀儡的企图。后来转而为苏联人效劳的许多捷共领导包括头号傀儡胡萨克(他曾在斯大林主义时代坐过牢,几乎丧命,“布拉格之春”中是改革派,被占领初期仍持抵触态度,甚至到次年4月17日他在苏联扶植下取杜布切克而代之正式登基后,还不敢立即撤回对苏联占领的谴责,直到1969年8月20日,即被占领一周年后他才撤回了这种谴责)在内,都经历了一个“转弯”的过程,套用现在某些人的话说也就是所谓树立“独立于‘清议’的勇气”“抛弃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的过程。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捷当局与其说是复辟了的保守派政权,不如说是所谓“新保守主义”政权。在这个政权的强制下1969年开始了“正常化”过程,也就是迫使全民跟着“转弯”的过程。“正常化”一直延续到1972年,在这年掀起的政治审判浪潮中大批“政治浪漫主义”者被投入监狱,几十万人被开除党籍、公职,下放,改行,近20万人流亡国外。在这样的“威慑力量”之下,捷克人似乎逐渐接受了“现实主义”,绝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出了国,“入侵周年的抗议性纪念活动规模逐年缩小。1972年后已基本消失,而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种“媚俗”之风广为蔓延。到最后捷克人的人性扭曲竟然达到如此地步:1977年反对派的《七七宪章》公布后,当局居然能发起一个大规模签名运动,通过各工厂、单位的“自发性”集会征集了几十万人在一份“公众谴责”《七七宪章》的“反宪章宣言”上签名,尽管他们中没有几个人看到过这份被查禁的《宪章》,而拒绝签名在那时所冒的风险也不像在“正常化”时那样大!

1957年以后的匈牙利也经历了类似过程,而且其“现实主义化”的进度比捷克还快。如果说在捷克,在哈维尔等人身上还体现着从“布拉格之春”到1989年“天鹅绒式革命”之间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传统连续性的话,在匈牙利这一连续性表面上似乎已中断了:1989年崛起的反对派已经完全是新时代的产物。而匈牙利当局对于“浪漫主义”的消亡曾自信到这种程度,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以后每逢匈牙利事变周年尤其是逢五、十周年都要大吹大擂地纪念一番平定“反革命”的胜利,而不担心会刺痛人民的心。

然而当年,匈牙利人反苏的全民性质比捷克更甚:不仅军队、警察基本倒戈,政府也几乎一特边倒。与捷克一样,1956年后的匈政权中几乎没有前“保守派”,而基本上是由“1956年人”中的“转变者”构成的。匈牙利人与苏联坦克搏斗时的英勇悲壮更远在捷克人之上。就连在血泊中被苏联人扶上台的卡达尔,当初在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约“大家庭”时也表现得极为“浪漫”:他曾在召见苏联大使时挥拳怒喝:“我是匈牙利人,一旦需要我会赤手空拳地对付你们的坦克!”(后来据说卡达尔曾私下对人解释过他何以一夜之间变得“现实主义”起来的原因:“如果我不那样做的话,我就会被撤换掉,而另一个比我更坏的人上了台,也许还是会那样做的。”①这就使他有了“独立于‘清议’的勇气”,而把自己昔日的朋友和同志、缺乏这种“勇气”而只不过有点儿为真理而献身之精神的纳吉·伊姆雷送上了断头台!)

①威廉·肖克罗斯:《罪行与妥协》,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5,241页

久尔科·拉斯洛:《卡达尔——历史背景下的肖像素描》,第92页。

在苏联,赫鲁晓夫下台后开始了“封冻”时期,也产生了最早的社会性异见分子。因抗议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企图和对“异端”作家西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尔的逮捕而于1965年兴起的持不同政见运动曾发展很快,甚至1968年苏联出兵侵捷后在国内强化起来的镇压也未能阻止其蔓延。到60年代末,按麦德维杰夫的标准可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据麦氏估计—已从运动兴起时的数百人发展到数千人。“萨米兹达特”(私下出版物)也进入其鼎盛时期,其种类达数千种之多,并形成了复杂的传播网络,各种地下刊物如《维彻》《火凤凰》《20世纪》《政治日记》与《立陶宛天主教纪事》等广为流传。众多的半公开的小团体,如“保卫人权自发组织”“人权委员会”“大赦国际苏联组织”等纷纷成立。然而进入70年代后,持不同政见运动就开始走下坡路: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包括久巴 雅基尔 克拉辛 杜布罗沃尔斯基 A.彼得罗夫(阿加托夫) 李帕夫斯基等由于各种原因(屈服、厌倦或本来就是“痞子”乃至“打进来的人”)纷纷表示忏悔,其他许多人如西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尔则日渐消沉并脱离了这一运动。其余未被关押、流放的人中则兴起了“出国热”,以至于到1977年,仍在国内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已从高潮时的数千人骤减为数十人①。而且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流亡者中,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分裂、不和与内斗都很普遍,它使得“要发动一场共同行动更加困难”②。萨米兹达特运动“在70年代是倒退了而不是前进了”。地下刊物与反对派著作“手抄本”的传播“当初是很有希望的,现在(1977年)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而“在国外出版的俄文书籍能够进入俄国的,显然比60年代备受称赞的地下刊物的传播量少了十几倍甚至成百倍”③。与此同时,颓废与冷漠在其国内蔓延,酬酒现象已变成无法控制的社会病,而当局则得以利用人们正义感的麻痹,发动了与捷克的“反宪章宣言”类似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众谴责”运动,如1973年苏联80余名科学院院士签名发表的斥责萨哈罗夫的声明等。总之,70年代后期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处于一个低落甚至衰落的时期。在其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削弱了,“新思想和新倡议也越来越少”,“民主运动不仅遭到了削弱,而且出现了危机,这是不可否认的”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能完全归之于当局的镇压,因为70年代总的来说当局的镇压还没有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那两年来得严厉,而在那两年,民主运动却保持着上升势头。

①麦德维杰夫:《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第51页

②同上,第76页

③同上,第126页。

④同上,第120页。

那么这是为什么?当然这里有国内外气候的问题:70年代国际上在“缓和”气氛中西方的缓靖主义、孤立主义比较盛行,在人权间题上倾向于低姿态:在其国内,勃列日涅夫的“维持会长”干得还不错,虽无起色,但亦未爆发危机,人们求变情绪不强。然而持不同政见者队伍内部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首先是由浮躁的乐观主义导致的悲观主义,尤其是具有文化决定论色彩的悲观主义。60年代的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曾乐观地认为,苏联既已“解冻”,就会很快变成一条奔腾的江河,要不了几年的斗争与改革,就可以实现民主化。然而几年过去,这种前景并未实现,于是浮躁的乐观变成了绝望的悲观。70年代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中流传着一句俄国古谚:“悲观者认为事情必然变得更坏,乐观者认为再不可能有比现在更坏的事情。”很多人都认为苏联社会不可救药,俄国人的劣根性不可救药,因而一心只想离开这个国家。文化决定论在他们中极为盛行,如70年代加入持不同政见行列的作家A.季诺维也夫声称“西方文明中的民主和自由之类东西,对苏联社会的正常生活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大多数苏联人拿这些东西是没有用的,而特权阶层则认为这些东西是对他们安全的威胁”。“任何时候,这里的人民都决不会理解西方那种个人自由意味着什么”①。这种悲观引起消极情绪,消极的蔓延削弱了异见的力量,而异见运动的削弱又进一步助长了悲观论,形成了恶性循环。

①米兰《晚邮报》,1977年11月5日。

其次是以“后现代”面貌出现的颓废、玩世情绪的影响,即有人称之为中世纪“食客”的无聊,或称之为“波希米亚(俄国文学中指玩世不恭者居住的地方)气氛”的那种浸染了某些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毛病:缺少人文关怀,“玩”民主、把严肃的事业变成了游戏人生之幕间曲。一些流亡国外的苏联人“更像电影明星,而不像政治流亡者”②,一些国内的苏联公民为了达到出国之类的个人目的而混迹于这一运动。麦德维杰夫曾提到名叫乌林的诗人因作家协会拒绝为他的50岁生日祝寿,而一怒之下宣布自己为反对派并受到了排挤。他对人说:“多年来他们要我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谁也没有写诗去赞颂那些到捷克去的苏联军队,而我发表了。可是现在作家协会却不愿举办一次招待会来祝贺我的生目。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让他们也知道我是不好惹的”③。对部分持不同政见者中的这类“波希米亚气氛”,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等都予以尖锐批评。索尔仁尼琴主张弘扬东正教的传统救赎精神,而“社会民主派”的麦德维杰夫则倡导马克思式的人文关怀。实际上,专制社会中的价值非理性与价值虚伪性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都体现了专制制度对人性的腐蚀,然而一些“痞子”们却以前者来标榜对后者的反叛,以接受专制制度的腐蚀来显示对专制制度的抗议,正如麦德维杰夫所说:“这些人很可能使整个运动走上投降的道路。一旦遇到适当的气候,他们就准备分道扬镳,或者出卖朋友。”④

②[美]《共产主义问题》杂志,1976年1—2月号,第92页。

③麦德维杰夫:《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第6页

④同上

再次,导致持不同政见运动“分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运动本身的发展,使“不同政见的各个流派和各个集团终于都认识到,单是抗议还不够,必须更深入地重新思考他们的‘积极’的政纲。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出现分歧,有时甚至导致彻底的决裂①。一般地说,急风暴雨式的抗议运动容易达成合作,而平静之后的思想建设则势必导致流派纷出。这种现象可能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意味着异见力量的削弱,另一方面它意味着一种多元化的健康发展。避免前者而实现后者的关键在于要使争论尽可能成为思想的争鸣,而不要流为狭隘的人事纠纷。遗憾的是这两者的界限常常不易把握。

①同上,第74页

第四(这在当时的苏联人中是有争议的,但笔者同意麦德维杰夫的观点),当局的镇压使得持不同政见运动从广泛的社会目标日益转向“为自己而奋斗”,因而眼界缩小,与社会的距离加大。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日益把精力集中于争取自己的某些成员的获释、出国、改善待遇之类的问题,而对社会的关注减弱。当时的一封“外省来信”对此批评道“就连对人类文明的命运,对我国和世界的命运具有深远洞察力的萨哈罗夫,也为了保卫受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而卷入了这一斗争的旋涡……他几乎整天都在为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案子说话,于是一般人经常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该作者呼吁:“只有当持不同政见者扩大了自己的眼界,摆脱因受迫害而带来的那种特有的偏见,转而去关心图拉的工人、沃洛格达的集体农庄庄员、特拉辛的图书馆管理员和波多尔斯克的暑期学校学生的生活与权利,争取人权的斗争才会得到成功。”无疑,这样的批评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它实际上包含着社会民主派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而自由主义者是不会同意将争取社会权利的目标置于争取个人权利的目标之上的。的确,“社会至上”原则的泛化正是宗法共同体扼杀个性的中世纪原则以现代极权主义的形式得以苟延的根源。不过,否定“社会至上”并不等于可以不关心社会。而当时的苏联确实正是由于持不同政见运动与社会的疏离使当局对他们的迫害很少顾忌,而这种迫害又反过来使持不同政见者们更局限于“自卫”,与社会更加疏远,这种恶性循环也是使持不同政见运动在70年代的苏联一度面临困境的原因。

尽管如此,当年的异见运动在历史上仍然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正如麦德维杰夫在1977年苏联异见运动趋于谷底时所说:“1965年形成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看来现在已成强弩之末。但是,持不同政见运动今天正在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①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在当年所进行的内部思想论战,包括捷克的哈维尔与昆德拉之争、苏联的萨哈罗夫与索尔仁尼琴之争、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斯拉夫主义之争、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等等,所涉及的问题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确切地说,是至今才显示出重要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转轨问题从理论构想变成现实操作,这些问题也更加凸显----但也正从这个时候起,当年的异见分子陷入了一种新的尴尬之中,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①同上,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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