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命运 理性的命运 评价人数不足

有关启蒙的窘境

问题少年成长记
2018-04-06 14:47:19

失意者之所以追随一个领袖,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他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片应许之地,不如说是因为领袖可以把他们带离开不想要的自我。 ——埃里克·霍弗

如果理性已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边缘性话题,那么其原因或许至少有两点:1.人们已自觉的运用理性展开各个学科的研究,至少在科学研究领域,没有任何理论有说服力阻止理性成为科学研究的准则,启蒙过时的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理性的自主。2.人们对理性产物的不满和理性至上主义的不满。理性并没有兑现其在欧洲启蒙时代人们代替其许下的诺言,人们宣称根据理性构造出的宏大叙事的世俗蓝图,在用其改造和规整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时,20世纪的历史则展现出令人惊怖现实--极权主义,法西斯,大清洗,监狱和集中营。


后现代主义认为,将理性确认为最高权威的现代化构建,其过程产生了无数的痛苦和不幸。如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等现代思想家指出,现代性产生了一整套具有规训作用的制度、常规和话语,从而将现代理性的支配模式合理化和正当化。极度扩张的理性为人们设定种种必须遵从的规范,为历史筹划种种不可更改的规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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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者之所以追随一个领袖,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他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片应许之地,不如说是因为领袖可以把他们带离开不想要的自我。 ——埃里克·霍弗

如果理性已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边缘性话题,那么其原因或许至少有两点:1.人们已自觉的运用理性展开各个学科的研究,至少在科学研究领域,没有任何理论有说服力阻止理性成为科学研究的准则,启蒙过时的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理性的自主。2.人们对理性产物的不满和理性至上主义的不满。理性并没有兑现其在欧洲启蒙时代人们代替其许下的诺言,人们宣称根据理性构造出的宏大叙事的世俗蓝图,在用其改造和规整现实社会和日常生活时,20世纪的历史则展现出令人惊怖现实--极权主义,法西斯,大清洗,监狱和集中营。


后现代主义认为,将理性确认为最高权威的现代化构建,其过程产生了无数的痛苦和不幸。如韦伯,霍克海默,阿多诺,福柯等现代思想家指出,现代性产生了一整套具有规训作用的制度、常规和话语,从而将现代理性的支配模式合理化和正当化。极度扩张的理性为人们设定种种必须遵从的规范,为历史筹划种种不可更改的规律,一面又听任官僚体制和再生产压迫性的差异和等级。而从理论上梳理,海德格尔批判了自柏拉图以来以理性为主导的哲学历史,其前期揭示了建立在主客二元论的基础上的科学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谋求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解决存在问题;其后期则进一步对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关系做了重新的解释,颠覆了柏拉图洞穴比喻的形而上分析。哲学要做的工作不是由“遮蔽”状态走向“无蔽”状态,他认为西方文明的症结就在于迷失在“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光明中,而真正应该做的是由光明通达黑暗的本源境域。事实上,现代性确立的理性,历史规律和人的绝对权威只是一种幻觉。后现代理论认为,人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统一的主体,而是一个祛中心的,碎片化的主体,是一种精神分裂症的欲望流;历史也不是一个连续统一的整体,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一种“单数的、大写的历史,存在的只是复数的,小写的历史。历史并非已经过去的事实,而是以各种各样形式存在的文本,是一系列层累的,对过去阐释的话语,是人类对自己的集体欲望所做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

批判康德的代表作之一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出版的《启蒙辩证法》,是后现代批判理性的标志性事件。其主题探讨神话和启蒙之间的关系:神话即为启蒙,而启蒙则退为神话。带有极权主义性质并且旨在追求普遍真理的启蒙始终把神人同形论当作神话的基础,神话角色大多被还原成为人类主体,用主体来折射大自然,大自然变成了纯粹的客观性。莫伟民在《启蒙的悖论》一文引用“启蒙对待万物,好比独裁者对待人一样。”主体要自主,要觉醒,要自我持存,就必须把权力当作一切关系的原则。在20世纪的政治舞台上,由理性确定的自我持存的集中体现之一,就是法西斯主义。(按:然而主体觉醒和自我持存存在必然联系?自我持存和将权力当做一切关系的原则二者也有必然联系?主体觉醒可以是自我启蒙,这种状态不代表着以主体自我为价值判断上的最高点,而仅仅是认知的起点,意味着个体从权威下开始独立运用理性能力。且自我持存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将权力当做一切关系的原则。可是法西斯主义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拒绝康德的绝对命令,把人当作物一样对待,把正义的平等发挥成了平等的非正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将自然界中中性法则拿来掩盖由权力关系决定的过程。《科学哲学导论》里提及达尔文进化论,第一条原则即强调自然进化源于随机变异——意味着进化乃是偶然事件。与社会结构处于不同的畛域。理性,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启蒙辨证法》还专论萨德的作品暴露了启蒙哲学家们计划性的意图:令人厌恶的反道德主义。“我们在萨德的作品中遇到的,是自治的人类理性,被它自己所独立引导,是被解放了的资产阶级个体。”《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伦理理想》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论题做了总结:“萨德主义是一个阴暗的水池,由流入它的18世纪哲学潮流汇集而成。萨德虚无主义中所包含的,实际的或是酝酿中的,无一不出现在启蒙哲学家的文章中。”但卡西尔认为,启蒙思想家要做的并不是瓦解宗教从而变成道德虚无者,“因此,特别是在全部德国启蒙哲学中,基本目标不是瓦解宗教,而是对宗教做“先验”奠基,对宗教进行“先验”深化。”理性是启蒙者从内部出发,从内心自愿上升为宗教信仰者。康德作为启蒙思想家,对理性进行的批判,就是为了悬置理性,为信仰留下地盘。恰恰是对理性的盲目崇拜被夺取权力所利用,崇尚理性者成为昔日理性的敌人。

而福柯的工作除了清算理性的架构、瓦解启蒙的经典解释,还提出了独特的启蒙界定,其宗旨是走向未来,超越康德而推进启蒙。福柯的工作无疑加深了人们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后者直接关涉启蒙的前景和理性的命运。福柯的主要成就在于拆散人们基于某种理性主义的观念构造起来的关于过去历史的宏伟建筑。


但中国接受启蒙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中国启蒙的“古今之争”始终缠绕着“中外”之间的矛盾冲突,亦即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之间的碰撞。总而言之,中国的启蒙尚未完成,而后现代主义思潮又已消解了启蒙的基础。这就是启蒙在中国的窘境。作为前启蒙状态下的国度,如果只是单纯的传播一些政治理念和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是理性的自我批判,不是理性存在者的自我要求,而是理性的外在要求,那么就流于大胆运用他人理性而自身恰恰成为非启蒙者的不幸。从外面引进的主张,观念和思想,即便有启蒙,理性,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签,不经过理性自主考察和澄清,启蒙在现代中国就呈现出基础性的矛盾,反而导致倒退和巨大的灾难:它是以非启蒙的方式出现的。这种非批判而不彻底的状态造就了一种空前的精神迷局。而唯其漂浮的性质,往往会以灌输的手段和强制的方式结合起来。启蒙的政治化走向革命和强权—这并不是理论上的必然,却实在是现实中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始于救亡图存,亦困于救亡图存,其结果是人们所说的“救亡”的主题压倒了“启蒙”。启蒙因此成了一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词语。而近代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与中国成王败寇的帝王逻辑一拍即合,红色话语中“历史选择了我们”就是典型的政治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命题:适者生存。只要我们今天掌握着权力就证明了政权的成功——权力的合理性——历史的必然性。生物学范畴的理论被扭曲地表述为政治学的“科学依据”。启蒙和理性成为非启蒙政治运动的借口,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科学依据”又反过来肯定了塑造历史的权力的胜利。


然而启蒙不是一种完成的事情。它应当是不断的自省和划定边域。启蒙真正的内在障碍,是缺乏让理性本身自由的展开的决心和意志。启蒙必然的由于不同理性承担者的个体展开,因此启蒙的视野也必然是多向的。我仍然相信启蒙的价值,正如韩水法言: “形而上学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启蒙并没有取消形而上学,而是澄清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再是对某种最终的东西,无论是实体还是规律的追求,而是对理性本身的不断追求。这就引出了两个层面,一是理性并不承认最终确定的东西,而只是坚持持续追求的必要性;二是终究要从各种特殊的理性之中来领会一般的理性,追求理性的统一”。“理性引向启蒙的命运应当是这样的图景:通向不同方向的不同途径,都是理性活动的场所,这样的道路可以说出来,意味着它是可以成为道路的,然而这样的途径和道路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就意味着它既非始终保持同样的状态,从而也就不可能始终以同样的方式被说出来。”“寻求不同事件,个体,规律或陈述之间联系的途径,就是一个命名的过程。而联系之间的道路是多维的”。 因此,启蒙的主旨不是为每一个个人强加一个外在秩序的网,而是寻求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的道。怎样才能成为表明启蒙完成的标志,韩水法重申了一点:走出康德

主要参考篇目:

韩水法:《启蒙的概念》

温弗里德·施罗德:《启蒙的阴影——霍克海默,阿多诺及萨德》

莫伟民:《启蒙的悖论》

张志伟:《启蒙的合法性危机——当代中国启蒙所遭遇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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