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高夫解决“历史分期”的问题了吗?

蒂芗
2018-04-05 19:36:15

勒高夫解决“历史分期”的问题了吗?

文|蒂芗

每个接受过历史学教育的人都熟悉“历史分期”,比如我们说的“秦朝”、“五代十国”或者“康乾盛世”等概念,以及比如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等说法,都是对历史进行分期的例子。

历史分期即将历史分割成一段一段有着各自独立内涵的时期。它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种工具,是人类掌握和管理时间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古已有之。

不同的文明对历史进行分期的方法可能有别,不过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古典时期,在历史分期上都有个共同特征,即以伟大人物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时期和时代,比如西方讲伯利克里时代,中国讲尧舜禹时期。到了中世纪以后,勒高夫告诉我们,犹太-基督教传统里出现了两种历史分期模式,一种是《旧约》中将世界从诞生到终结分为四个王国的模式,这四个王国前一个被后一个吞食,第四个王国最后被上帝的永恒之国取代。这种历史分期方法一直影响到中世纪末期;另一种模式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的六时期理论,前五个时期是从亚当到耶稣的诞生,第六个时期是从耶稣的诞生到时间的终结即末日审判的到来,是人的历史时期。到了近现代,西方史学出现了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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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高夫解决“历史分期”的问题了吗?

文|蒂芗

每个接受过历史学教育的人都熟悉“历史分期”,比如我们说的“秦朝”、“五代十国”或者“康乾盛世”等概念,以及比如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等说法,都是对历史进行分期的例子。

历史分期即将历史分割成一段一段有着各自独立内涵的时期。它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种工具,是人类掌握和管理时间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古已有之。

不同的文明对历史进行分期的方法可能有别,不过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古典时期,在历史分期上都有个共同特征,即以伟大人物的名字来命名一个时期和时代,比如西方讲伯利克里时代,中国讲尧舜禹时期。到了中世纪以后,勒高夫告诉我们,犹太-基督教传统里出现了两种历史分期模式,一种是《旧约》中将世界从诞生到终结分为四个王国的模式,这四个王国前一个被后一个吞食,第四个王国最后被上帝的永恒之国取代。这种历史分期方法一直影响到中世纪末期;另一种模式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提出的六时期理论,前五个时期是从亚当到耶稣的诞生,第六个时期是从耶稣的诞生到时间的终结即末日审判的到来,是人的历史时期。到了近现代,西方史学出现了与基督教的历史分期模式不同的分期方法。比如维科提出了三阶段论,他将人类文明分为神袛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到了十八世纪,法国的伏尔泰和苏格兰的启蒙史学家休谟、米拉等人,将人类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狩猎文明、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这四个时期分别对应人的幼年、青年、壮年和晚年。现代的历史学家还提出了其他历史分期理论,比如黑格尔的四阶段论和马克思的五阶段论等。

一直到今天,无论是在专业史学界,还是在社会大众、舆论媒体或文学影视作品的历史认知和历史意识里,历史分期都是一种强大的理论工具和思维方式。至于它的好处,勒高夫写道:“由于它的存在,人类在时段、时间中组织和演变的方式变得清楚。”(p133)历史分期使得人们对历史的运用变得丰富多彩。(p132)

然而,问题是,“历史是一以贯之的还是被分成一块一块的。或者,是不是应该将历史切割成片状?”(p3)

勒高夫这本小书,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关联性为例,试图批判历史分期的做法,他要纠正人们关于“历史分期”的刻板印象。他指出在历史分期中,人们夸大了历史的断裂性。历史是流动的,演变的。我们常常用“某某时代”做出的历史分期,容易让人忽略这个时代与其之前历史的相似性和连续性。“断裂是罕见的。常见的模式,是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转变,是转向,是内在的重生。”断裂是人们对历史的误读,连续才是历史的常态。

该书的主体内容,即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勒高夫详细回顾了西方史学界对文艺复兴和中世纪的研究(第四章和第五章),证明史学家米什莱和布克哈特夸大了15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的独特性,忽略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连续性。他在第六章批判黑暗的中世纪这个说法,试图表明,中世纪不仅不黑暗,反而孕育了现代性。可以将现代性追溯到中世纪。以宗教为例,他表明,从中世纪一直到17世纪不信教者出现之前的连续性。在第七章,他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举例表明,如果像米什莱等人所做的那样,将15到16世纪视为文艺复兴时期,那么没有证据证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是截然不同的时期。勒高夫举出的例子包括,餐桌礼仪、面包和食肉习惯、油画支架的使用、食用鲱鱼的习惯、思想多元性、人文主义精神等,他认为这些在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占有重要地位的现象,都可以追溯到15世纪之前。

接着,作者采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提出了“漫长的中世纪”概念,并认为,中世纪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中叶,传统上说的“文艺复兴其实只不过是漫长的中世纪的最后一个子时期”,是中世纪的“最后一次重生”。(Pp.128-130)“真正的现时代”开始于十八世纪后半夜,是工业革命和《百科全书》出版之时,而这也是中世纪真正结束之时。这就是本书的主要观点。

严格来说,该书并不复杂,作者勒高夫也没提出什么新观点,个人认为没必要夸大其重要性。他无非是指出历史分期忽略了历史的连续性,夸大了历史的断裂性。但,他并没有从史学理论或者认识论上剖析历史分期这种历史认知方式的本质特性和问题,也没有给出历史分期的替代方案。他的解决方法不过是采用了长时段理论,但长时段理论依然没有回避历史分期,不过是用长的分期取代了短的分期。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勒高夫对历史分期的批判是否成功是值得怀疑的。

在本书中,勒高夫强调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连续性,不接受米什莱和布克哈特等人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断裂之说,但他却提出了“漫长的中世纪—现时代”断裂之说(P127),他其实是用后者取代了前者,换言之,他是用一种新的断裂取代了前一种断裂。这依旧是历史分期的做法。勒高夫提出的是一个他不仅没有解决、甚至自身也无法摆脱的问题。

所以,回到书名《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勒高夫的答案恐怕是:“Oui”。

(《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雅克·勒高夫著,杨嘉彦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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