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是神

己巳之夏
2018-04-05 19:12:13

43年的前的今天,蒋介石去见了中山和上帝。两岸对于蒋的离开人世用的词都是两个字,只不过对岸是崩殂,我方是死了。话语和词汇的选择肯定反映着言说者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经常变来变去,对某人某事的历史解释也是变动不居。许倬云先生说,每隔六十年,历史学家们都会发现一个新的拿破仑。(戴鸿超《枪杆、笔杆和权术:蒋介石与毛泽东治国之道》,时报文化2015年版,序,8页)蒋介石这些年在两岸间形象的变迁很好地为先生这句话作了注解。对岸解严之后,蒋的形象每况愈下,有趣的是,几十年过去了,当对岸媒体或者思想界主流提到当年被称为蒋公的离去时更喜欢我方当年的用语——死了,而我方这些年学术界主流更愿意用去世或者逝世这种尊重故人的说法来替代过去的死了。我方民间变化更大,从前的蒋该死成了现在的蒋公,以至于网上流行起恨蒋公当年云云的反讽用法。如同其老对手一样,在大陆民间,蒋公成了一个镜像,里面折射出的是各人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喜悦与哀乐,反思与追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在史学界得到的批评一直大于得到的认同。这句杀伤力极大的判断加上叙事转向之后的后现代史学理论的解构,把历史学家们自以为科学的学科根基刨掉了泰半。这就好比学术批评一旦涉及直指对方的学科基础基本不存在一样是一种砸别人饭碗的动作。但实际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并没有大错。如果我们去除附着于这句话上的古已有之的影射史学传统以及近代以来的宣传史学的干扰,那么很容易承认,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就在于当下。如果没有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那就不可能有后殖民理论,而没有后殖民理论,作为学生的柯文那一代美国中国学学者也不会大声疾呼要在中国发现历史,奉行的恐怕还是乃师费正清们冲击回应那一套和帝国主义心态存在微妙关系的现代化理论。如果没有近些年来民族主义的高涨,族群冲突的剧烈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崛起,那么新清史的研究路数也不会显现汪荣祖先生所批评的有裂解我中华的学术意味了。由所身处的当下激发某种问题意识而去历史中再出发,再寻找,再造拿破仑,实际上并不是说历史可以随意打扮。历史研究仍然需要严谨而科学的研究方法,仍然要基于史料,仍然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然而,历史学终究不是科学,因为历史学不存在可以一以贯之所有历史现象的规律,历史研究的结论是可变的。当然,我也不认为历史学就只是一种技艺,或者只具有毫无价值的阐释意义。近代中国流行的唯科学主义实际上也深深影响了一代代历史学家们的判断力,总以为要和科学挂上钩,历史学才有出路,历史学家才有地位。这种唯科学主义恰如郭颖颐所批评的是伪科学主义,最后助长的是一个打着科学名义的集大成者的横空出世,其造成的灾难后果历历在目。所以,正因为历史学不是科学,我们才需要坚持用科学的心态和方法研究历史,不是科学不代表没有意义,不是科学还可以是学科,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之意义与科学相比也不遑多让。 蒋介石被各种有所指的词汇包围着,而他自己也会选择使用不同的词汇指涉不同的场景。胡适的去世,蒋在日记中用了暴卒一词,不仅当晚骂,隔几天骂,在上星期反省录和上月反省录里还要骂,厌恶之情跃然纸上。然而,公开场合,比如胡适的追悼会上,蒋又不吝赞美。这当然可以被视为蒋的虚伪,但是正如羽戈先生所说,这难道不证明蒋对权力的谦抑吗?(羽戈《从蒋介石日记屡骂胡适说起》,《中国经营报》2816.12.03)1958年,胡适当着蒋的面说,你错了,当场未发作的蒋只好回到自己的日记小天地里恣意宣泄。而就在前一年,好事者问及如果胡适之外中国文化界的另一近代高峰鲁迅要是还活着会怎么样,老人家直接给出了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伟大指示。高下立判,蒋焉能不败?!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蒋确如许倬云先生所说的“既想作圣贤,又常常不免权谋,两头不着落”。(前书,序,14页)也惟其如此,蒋做不到让他的治下噤若寒蝉,不仅是能力不足,更在于心中对知识分子还存有一种传统式的敬重。那种无法无天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事情,蒋无能力更无此念头。也惟其如此,对岸的经济和文化在其治下开始高速发展。也惟其如此,蒋给人间留下了这一祯俏皮的吐舌画面。也惟其如此,先总统也好,蒋该死也罢,他最终是人不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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