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万历十五年》与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性

februaryliu
2018-04-05 看过

初闻《万历十五年》是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剧中的老成持重的高育良书记与年轻美貌的高小凤因一本《万历十五年》走到了一起,书写下了后续错综复杂的故事。一本讲述明万历的书,为何能够吸引驰骋政坛、满腹经纶的高育良?其中蕴含了哪些为人、为官、从政的深层意义?这些内涵是否对于当今社会我们所处的各个阶层也具有直接的影射和意义?

全书以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为历史时间的横断面,然后讲述了与这个年代的六个典型人物―― 一个皇帝(万历)、 两任元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 一个模范官僚(海瑞)、 一个杰出武将(戚继光)、 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 最后,从作者的大历史观得出结论: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表面四海升平,然庞大帝国崩溃的隐患早已埋下,所以,书中所述的人物莫非不以悲情色彩所笼罩,窥万历十五年,亦窥大明衰败之势也!

读罢初遍,对于书中两个镜头感受颇深:

镜头一:九五之尊仍被迫以消极怠工与臣工阶层对峙

以皇帝的身分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万历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其动机是出于一种报复的意念,因为他的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以皇三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遂使他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悒郁寡欢。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他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决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燎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他的这种消极怠工自然没有公然以圣旨的形式宣布,但在别人看来则已洞若观火。
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臣僚不让他立常洵为太子,他也不立常洛为太子,甚至不让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像这样双方坚持达10年之久。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从此皇帝的心灵上就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他的臣僚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他按照他们的意志执行他的任务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20年。
各种法定的礼仪在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未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立储冲突和清算张居正事件对于年轻的万历皇帝在思想层面的触动是巨大而震撼的。立储之争中,立自己喜爱的三皇子常洵本事发自天然的喜爱之心,然受迫于臣僚阶层的执意反对而终究作罢;清算张居正,则是一锤一锤地击碎了万历从小开始在内心建立的首辅张居正这一亦臣亦师的正面形象,由正而负,由白而黑,在这一事件的变化中,万历年轻的心更加失衡了。

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他的第一步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位于皇后之下而在其他妃嫔之上。子以母贵,常洵超越常洛而立为皇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是以幼凌长,自然不合于伦常之道。
万历本人也同样找不到充分的理由以公开自己的意图,他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第一个借口是常洛年纪太小,经不起各种典礼的折磨,第二个借口就是上面所说的立储大计属于皇帝的职权,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扰逼迫。在和廷臣往来争辩之际,他又突然别作心裁,同日册封三个儿子为王而不册封太子。臣僚们不接受这个办法,他又找出了第三个借口,即皇后年纪尚轻,仍有生育的可能;如果皇后生下儿子,那就是当然的太子而用不着任何争议了。这种种借口既表明了他缺乏信用,也暴露了他没有气魄,因而官员们的抗议也决不会就此偃旗息鼓。

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作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第一,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他的几个弟弟也同样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帝的儿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或封王的典礼了。 第二,立长而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规,这在永乐登极之后更为明显。他以太祖洪武皇帝第四子的身分,用“清君侧”的名义,从他的侄子建文皇帝手中夺得了皇位而根本不考虑他的二哥和三哥两房的优先继承权。所以在200年之后还要坚持继承皇位必须按出生次序,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 第三,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年月乃属次要。常洛之母为恭妃,常洵之母则为皇贵妃,前述子以母贵的原则在祖训前仍然大可商酌。 第四,如果万历非立常洵不可,他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氏,使常洵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本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后之举而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例如坚决地公开宣布他的主张,而且一口咬定立储大计属于他的权力范围,不容旁人置喙,而且进一步以意图不能实现即自动退位作为威胁,这都已经无法找到答案了。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心里的愿望难于实现而且无法明言,同时又缺乏可以密商的智囊人物,从此他就成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与愿违,历届的首辅都以群臣的发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幼之序册立常洛为太子。催促无效,首辅只能引咎自责,挂冠而去。这样—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万历帝的选择是以不响应为响应,以不变应万变,在外界看来的自暴自弃中度过了余生。身为九五之尊、天下主宰的皇帝,在如上诸事上的“无奈”使万历放弃了年轻时励精图治、勤勉治国的期望和意愿,幸而在那个疆域相对封闭、对外交互不多的年代,依靠明政府已有的政府机构自行运转还不至于酿成大错,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明帝国已经默默地走上了下坡路,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愈演愈烈,山雨欲来风满楼。

镜头二:以儒家思想治国而非具体、明确的法律法规

这一点实际上和前面万历帝本人遇到的难题出于相同的本质。

明万历年间,有公正不阿的清官海瑞,其俭朴清廉、遵循法纪举国皆知,然其为官数年并未能够对明朝的官场风气以及基层法治带来本质性的变化。以个人之力与当世根深蒂固的制度所抗衡,虽其心可嘉、其术可为,但结合当世的政治生态和历史大背景,其结局必定如史书上所记载的一败涂地而已。

另有抗倭英雄戚继光,虽历史上有其光辉一笔,但在历史读者的显微镜之下展现的竟是另有一番善于阿谀、工于攀附的猥琐面目。

传记曾说,张居正的去世,原因是好色过度。兵部尚书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首辅,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奉进。这样一来,在蓟州重整军备这一番作为,似乎又和饮食男女的本能发生了关系。
他以重金购买美女送给张居正一事固然无法证实,但是他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却见于张居正的书牍。而张居正只象征性地收受其中的一小部分,把其余的“壁诸来使”,也可以隐约看出礼物的贵重。

然而,善于带兵能征善战的专业能力毕竟将戚继光推上了抗倭的历史舞台,我们无法说清阿谀攀附对于戚继光日后的功成名就是否意味着决定意义,也无法判断戚继光本人心中是如何所想,但唯一能够确认的是,相比于同期有志于抗倭的俞大猷来讲,戚继光更懂得“识时务”、哪怕实际上践踏了“四书”中和口头上日日称颂的仁义道德,用最务实的方式迎合最实际的政治生态和权贵上司,才是那个年代唯一能够造就戚家军和抗倭英雄的不二法门。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此处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晚清时代的李鸿章与曾国藩)

作者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明万历年间,整个社会的公正公平更多时候是建立在以儒家“四书”为基石的道德教义之上,而非依赖现代文明所推崇的法律法规。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综上,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的国家体制中,忍受所谓“不公与屈辱”的不仅仅是被统治阶级的广大民众,在金字塔顶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本人仍旧有可能受限于固有的“局”和“势”,不得已做出违背内心、甚至违背常理的决策。

作为一个现代人用回顾的视角观望400多年前的历史和社会生态,我们可以清晰而又轻松地做出自认为更加合理的点评和建议,然而中国历史上那些顽固的、不易擦拭去除的、根深蒂固的污垢顽渍仍旧会有其生存的土壤,希望伴随着新中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无论用什么抬头标述的”法制化进程必须向前推动,这不仅仅是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心声,也是历史车轮发展的必然规律,想要强国,必须落实法制化;要提倡法制化建设,必须将清晰明确的法律法规与粗浅模糊的“人性化”操作空间在比例上达到符合所在世界和历史时期的黄金分割,严则罔,宽则怠,利弊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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