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春色为谁妍 峨眉春色为谁妍 评价人数不足

作者后记

天立
2018-04-05 15:48:09

1956年,时年96岁高龄,已然荣登新中国画坛耆老地位的白石山翁,在为齐良已、黎锦熙两人即将编辑印行的《齐白石作品选集》一书前,曾对自己“酷好文艺”的一生作序总结道:“予不知知之者之为真知否?不知者之有可知否?将已问天下后世”,这般意味幽远的两句发问,可谓将自己毕生寄身丹青之道的个中甘苦,对外袒露无遗。61年后的今天,我作为山翁口中那些“天下后世”之人当中的普通一员,面对着老人遗惠余泽的艺术宝藏与道德文章,惟有奉上这本即将付梓的处女拙作,或许方能些微展现自己不图“真知”,但求“可知”的探研之路,而个人的种种畴曩心迹与感念别情,也随之从情感长河的潺爰漫渡中,瞬间倾泻开来,化作了这纸上的寥寥数语,以此追忆那些难以忘怀的似水年华。

我与齐白石史实研究的机缘,始于2013年的春夏之交,5年多来,具体的学习与写作历程,已然在本书绪论中表述颇详。而今回望过往,那些搜求查考史料、拜访研究先进,整理学习反思的光阴故事,依旧宛如昨日,历历在目。虽四处奔波,繁杂疲累,可我却无时无刻不沉浸在艺术史学习求索往复的乐趣之中,可谓“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朱子语)。随着学习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堂奥,大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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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时年96岁高龄,已然荣登新中国画坛耆老地位的白石山翁,在为齐良已、黎锦熙两人即将编辑印行的《齐白石作品选集》一书前,曾对自己“酷好文艺”的一生作序总结道:“予不知知之者之为真知否?不知者之有可知否?将已问天下后世”,这般意味幽远的两句发问,可谓将自己毕生寄身丹青之道的个中甘苦,对外袒露无遗。61年后的今天,我作为山翁口中那些“天下后世”之人当中的普通一员,面对着老人遗惠余泽的艺术宝藏与道德文章,惟有奉上这本即将付梓的处女拙作,或许方能些微展现自己不图“真知”,但求“可知”的探研之路,而个人的种种畴曩心迹与感念别情,也随之从情感长河的潺爰漫渡中,瞬间倾泻开来,化作了这纸上的寥寥数语,以此追忆那些难以忘怀的似水年华。

我与齐白石史实研究的机缘,始于2013年的春夏之交,5年多来,具体的学习与写作历程,已然在本书绪论中表述颇详。而今回望过往,那些搜求查考史料、拜访研究先进,整理学习反思的光阴故事,依旧宛如昨日,历历在目。虽四处奔波,繁杂疲累,可我却无时无刻不沉浸在艺术史学习求索往复的乐趣之中,可谓“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朱子语)。随着学习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堂奥,大批稀见史料开始陆续呈现眼前,使我不免心生牖开思进之感。通过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探究史实生成的背景、过程、差异,进而透过表象探究纷繁人事背后的内在逻辑,终使我的研究视角和考辨深度得以进一步扩充完善,而通过分析文本和图像中那些所谓未明言的预设部分,从中逐步寻绎人物思想表层叙述背后的某些欲语还休与言出心曲,更能对齐白石的心灵世界、生活真貌与时代风向有了更为清晰客观的整体认知,这似乎亦为题中应有之义。我想,如此解读文本,重构史事,进入史境,尽力接近历史本相,领会老人的未尽之意,所谓博观约取、见微知著,或许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吧?

然而,作为才刚刚开始泛舟浩瀚史海,初览浪涌波涛的一介后生,自然会在下笔之际,无时不遭遇到论说世事,臧否人物之难。1901年,梁任公在为刚刚辞世不久的李鸿章作传时,便已坦言:“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1971年1月,杨联陞先生在给严耕望先生的信中,亦曾援引《孟子》中所谓“充实而有光辉”一语,褒奖其在中古史研究上的卓绝贡献,此言不啻是我们衡量一部史学著作贡献高下的评骘标准。随后数年,严先生在《治史经验谈》一书中,又针对“史学工作者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进一步深阐其义理,认为:“这句话显然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上要工作做得‘充实’,但最高标准则要兼具‘光辉’”,对笔者这般初学者而言,学术研究始终是,也必将是一个连续而不断深化的演进过程。我深知,本书的撰写出版,仅仅是初出茅庐的自己,在漫漫学术生涯中蹒跚学步、始于足下的成人礼,这绝不是个人研究专题的终止,而是下一步思考与学习的起点。在尽现有学力、精力与时间的前提之下,如能侥幸触及“充实”层面,已属不易,“光辉”之功,自不敢丝毫奢望。因此全书内容一定还存在着诸多不妥与疏漏之处,文责攸归,不敢辞咎,还望各位学界师友垂训见教,晚辈求之不得。

2009年,茅海建先生曾在回顾自己的史学研习道路时提出:“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并了解学术史,且动笔越早,就越可能悔其少作;然而,年轻时若不勤于动笔,又何来成熟?又何能思畅笔顺?很可能会长久地涩于写作。这几乎是一种悖论”。这段话成为了初踏学途的我,赖以一步步踯躅前行的精神支柱,而这种“悖论”似乎又可为此时仍然抱着诚惶诚恐之心出版处女作的自己,聊作一丝宽慰,我也愿以茅先生此论,与读者诸君共勉。

不过,无论个人遇到了怎样的精神波澜与心绪纠葛,始终与学习生活相伴左右、砥砺至今的,则是诸多师长先生的殷殷赐教与不断提携,他们都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慧眼伯乐,是青春道路上为我保驾护航、指点迷津、耳提面命的引路者,是德垂典则、范示群伦的前辈楷模。我必须在其后的篇幅中,用自己几近苍白孱弱的文字,再次重温于我个人生命历程中留下刻骨印记的那些思想园丁们。

首先要感谢恩师林木先生、陈池瑜先生和吕晓先生的命笔赐序,三位老师赏识提携的深厚情谊,实在让我感念备至,自问何其幸哉?薛永年先生奖掖后进,在画家张丹博士的引荐下,欣然为本书题签。罗志田先生、洪再新先生则多次对我的学术研究和个人发展训诲教示,点拨内容早已不仅仅局限在本书所论的个案范围之内。书稿完成后,罗老师、洪老师也均在百忙中对全书的章节内容斧正指导,并惠赐封底评论,以表推许之意,过誉有加,实不敢当,在此要向几位师长一并致谢!

其次要一如既往地感谢曾经就读和正在就读的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自本科求学以来,川大和清华的校园生活,构成了我青春年华的美好记忆,为我提供了学习生活的优越条件和育人明志的理想沃土,使我得进那奥妙无穷的学术王国。而不同的校园环境与治学氛围,也均对我的精神面貌有所熏陶形塑。川大艺术学院黄宗贤、韩刚、卢丁、李明、李振宇、赵成清等老师、历史文化学院粟品孝、徐波、徐法言、闫强、王禹等老师,都见证了我学习成长的全过程,是我学术生命中的贵人,韩刚老师和粟品孝老师更担任了我本科双学位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我也深受母校作为综合类大学多学科背景的陶冶滋养。如今我虽已告别江安河畔,他们的谆谆教导,却依旧言犹在耳。我也和前述诸师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当通过微信或电话,向远在成都的他们,汇报自己在清华的学习情况和小小成绩之时,总能从字里行间或言语声调中,感受到母校老师们的喜悦与欣慰。在本书整理出版前夕,粟品孝、徐波两位先生还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抽暇过目审阅书稿,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订意见。我要感谢清华美院的张敢副院长、艺术史论系尚刚、张夫也、李砚祖、李静杰、陈岸瑛、邹文、章锐、陈彦姝、刘平、郭秋惠等诸位良师,他们让我领略了“清华学派”的广博志趣与恢弘气象,为我下一步的个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一年一度的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学术研讨会,是近5年以来不断推动我的齐白石研究持续开展的重要动力,并使我有幸在每年会议期间得瞻国内外众多著名学者与艺术家的风采。感谢北京画院王明明院长惠允我使用画院收藏的大量齐白石相关书画、篆刻与文献图片,以作出版印刷之用。感谢齐白石研究前辈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先生,在我对齐白石与姚石倩信件研究产生困惑之际,往来指导邮件予以解答,在书稿完成后,又第一时间审阅指正,并发来短信点拨鼓励。感谢中央美术学院李树声先生,在每年会议期间向我讲述治学经验与人生往事,甚至陪我答疑解惑至深夜。前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王耀庭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朱京生先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先生、《美术研究》杂志编辑张涛先生等,也始终对我的学术成长加以关注、勉励并提点。四川博物院的张玉丹师姐,则将该馆所藏的1936年齐白石在川所作书画图片惠赐于我使用。我还要特别向在会议期间有缘结识的高克非先生致谢,高老师身兼画家和画史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齐白石及齐派弟子门人的史实研究工作,在我几年来的写作过程中,高老师始终不厌其烦地为我查考核对相关史料信息,提供史实考证线索,使我的个案研究得以不断推进。在每年会议的前期筹备和召开期间,吴洪亮、乐祥海、周蓉、奇洁、陶怡霖、张楠等画院领导和老师们也对我的参会与发言事宜协调有加,让我领略了一个高水平学术重镇严谨专业的工作作风。

川军将领、齐白石蜀游邀请者王缵绪先生的孙女王薇女士,近年来也多次在重庆通过微信、电话等途径,向我讲述了许多家族先辈的史迹旧闻,使我在书稿撰写过程中,补充了诸多珍贵的口述史料。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报刊室、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几位管理老师,虽未曾谋得姓名,却在我搜求核对如民国成都《新新新闻》报纸等史料期间,对查阅工作殷切相助,亦使人不免感佩万分。

本书有幸入选了2017年清华大学第四期“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出版支持计划”,感谢诸位校内评审专家、以及党委学生部兰旻老师、陈洪昕老师等对拙著得以刊行所作出的努力,有缘结识的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党委书记李宇红老师、后勤服务中心任书锋老师、教务处注册中心邓伟老师、陈筱昕老师,也多次联系书稿的相关出版事宜,对我助力尤甚,雅意拳拳,铭感无既。特别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经管与人文社科分社社长徐学军老师的赏识,感谢责任编辑宋丹青老师,是他们的辛苦工作,让我有幸能在清华读书期间,颇具纪念意义的出版自己的处女作,这必将成为我学术生涯中最为难忘的要事之一。

最后,我要由衷感谢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对我学业和生活的全力庇荫扶持,使我得以心无旁骛,矢志不渝,我85岁高龄、多年从事先秦诸子与河洛文化历史研究的祖父,更是反复阅读书稿,提出改进建议。对他们的养育之恩,我深知将终身心存感激而无法言报,惟愿亲人健康平安,万事顺遂,也将此书献给他们。

走笔至此,在温故了个人短短数年的时光旅途之后,却不由得慨叹“当时只道是寻常”, 并开始暗自思忖着未来的自己,究竟会踏上怎样的征途?我知道,生命的魅力或许正在于永存希望,而希望却意味着总是要面临诸多选择。如何选择在于个人的判断力,不同的选择也往往指向不同的人生际遇,故不能不立志高远,沉潜持久。清人章学诚曾谓:“学问以知人,知学先须知人,知人先须自知”。我想,如今正处在自知之始阶段的我,面对父母亲人的阿保之劳、卵翼之恩,面对诸位师长先生的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惟有将自己未来的学术道路走得愈远愈坚,方能不负重托,聊表心中无上感念!

是为记

2017年4月17日昊昱谨识于清华园,

时年二十又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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