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日记中的联大琐事

启风
2018-04-05 15:11:40

按:为《新京报.书评周刊》写了一长一短两篇介绍《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稿子,并摘录了一部分日记。文中所用内容多是日常琐事,且非常零散,我觉得真有意思的一些内容,如郑天挺及联大教授对待学生运动,对待国内政治的态度等,目前已难以公开谈论。以后有机会,我想仔细说说。


郑天挺在日记中,曾怀疑自己日记的价值,“时事不书,个人之胸臆感想不尽书,读书所得又别书,每日徒记起居行止,大无味也”,只希望能在“起居外略有论述,以矫己弊”。

但在今人看来,作为学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郑天挺现存日记中留下了太多有关西南联大细节,其中既有相关回忆中常见的战时跑警报、高物价,也有大量少为人知的“秘闻”,涉及校际矛盾、学校管理,乃至教授丑闻,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西南联大。

1出掌总务,纯属无奈

西南联大建立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依旧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分别在昆明设有办事处,处理本校事务。至于联大整体校务,则由常务委员会(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及其下设的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负责。1939年末,心理系教授沈履辞去总务长职务,并推荐郑天挺继任。次年初,联大常务委员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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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为《新京报.书评周刊》写了一长一短两篇介绍《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的稿子,并摘录了一部分日记。文中所用内容多是日常琐事,且非常零散,我觉得真有意思的一些内容,如郑天挺及联大教授对待学生运动,对待国内政治的态度等,目前已难以公开谈论。以后有机会,我想仔细说说。


郑天挺在日记中,曾怀疑自己日记的价值,“时事不书,个人之胸臆感想不尽书,读书所得又别书,每日徒记起居行止,大无味也”,只希望能在“起居外略有论述,以矫己弊”。

但在今人看来,作为学校的主要管理者之一,郑天挺现存日记中留下了太多有关西南联大细节,其中既有相关回忆中常见的战时跑警报、高物价,也有大量少为人知的“秘闻”,涉及校际矛盾、学校管理,乃至教授丑闻,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西南联大。

1出掌总务,纯属无奈

西南联大建立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依旧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分别在昆明设有办事处,处理本校事务。至于联大整体校务,则由常务委员会(一直由梅贻琦任主席)及其下设的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负责。1939年末,心理系教授沈履辞去总务长职务,并推荐郑天挺继任。次年初,联大常务委员会决议:“聘请郑天挺先生为本大学总务长”。

郑天挺长期任北大秘书长,具有相当丰富的行政经验,但他在日记中早有“此次南来,决意读书”的话,不想再在事务性工作上分心。于是郑天挺多次向梅贻琦请辞,但常委会成员杨振声、冯友兰等上门敦请,并留下“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字条。

僵持至1940年1月下旬,周炳琳、查良钊等同仁开始以“为免引起校际间之摩擦,影响合作局面”的理由,劝郑天挺暂时“牺牲个人”,意即身为北大教授的郑天挺不能太拂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面子。同时,北大校长蒋梦麟亲自承诺,总务长一职只让郑天挺当到暑假,然后就另聘他人。郑天挺在日记中无奈地写道,“当时心虽不愿,但师命又不便违”,更要“免除校中纠纷、两校误会”,不得不勉强受命,出任西南联大的总务长。

从此,郑天挺过起“八时起”、“九时入校治事”、“十二时归”、“三时再入校”,直至“十二时就寝”的规律生活。总务长的日常工作,如其某天日记所道,“勉仲来谈购公米事,与月涵商调整薪俸事、职员惩戒事”——勉仲是查良钊、月涵是梅贻琦。

郑天挺被迫任职,从来没放下辞职的念头。1940年8月,早先约定的暑假已过,但因联大旧校舍租期将到,迟迟没能找着可搬的新地方,郑天挺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做,预计“学校校舍问题解决后”,再辞总务长。同年9月,一听说沈履有意回联大,郑天挺就在日记中乐观表示“余之脱离苦海或有期矣”。然而,联大校舍问题迟迟没能解决,沈履也没有再回联大,郑天挺期望中的辞职机会,一直也没能出现。

对于郑天挺的工作,任继愈曾有回忆,“他处理那些极琐碎、极不起眼的总务工作,从容不迫,办事公道”,尤其“善于处理纠纷,协调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利于三校团结的言行不支持、不扩散,使它消弭于无形”,而“这些功劳,郑先生生前从来不曾对人表白过”。《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恰为任继愈以上回忆提供了丰富的佐证。

2协调三校,力避矛盾

郑天挺为了不伤害北大、清华关系,才同意总务长的任命,他就职后,一大任务也是处理校际矛盾问题。1940年9月,梅贻琦被一些教授指摘,一度欲辞去联大常委会主席职务。郑天挺日记中推测,如果梅贻琦辞职,继任者必是蒋梦麟,同时自己任总务长、樊际昌任教务长、杨振声任秘书主任,那么“等于以北大治三校,此事之万万不可者”。

为照顾三校权力平衡,郑天挺一面向老师蒋梦麟建议,必须让“清华、南开各任一长”;一面给梅贻琦去信,称“先生若去,则天挺当立即离去也”。郑天挺还代表蒋梦麟,前去挽留梅贻琦:“在三校合作局面下,一人去留,关系甚大”,才打消了他的去意。

联大八年,之所以一直由梅贻琦主持,除了蒋梦麟、张伯苓长期在重庆,无法再照顾昆明校务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梅校长能动用清华的中美庚款基金,补助西南联大的经费开支。但清华人对基金的使用十分敏感,郑天挺1941年4月的日记提及一件事,“枚荪(周炳琳)来,晤于办公室,谓清华大学因北大向教育部请款,部拟自从清华基金拨五十万,甚感不平,以为北大用政治力量压迫清华。”指责北大占用清华的庚款基金。事实上,如郑天挺所记,北大“决无分润或剥夺清华基金之意”,蒋梦麟也及时向梅贻琦说明了情况。

校际争端还从国内延伸至海外,出身清华的陈福田告诉郑天挺,“美国北大学生甚少,清华最多,南开次之,联大学生均参加清华同学会”,郑天挺认为“此可注意者也”。

1944年7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西南联大同时,赠送了一批物品,也是郑天挺组织北大、清华、南开和云大四校均分,北大分得“显微镜二架、笔二套、刀二把、剃刀二把、刀片二盒、缝具三套、铝条二盒、胰子一块”,只有一些药品统一存放在联大。

至1945年,战事行将结束时,郑天挺开始考虑善后事宜,其中有一条就是“请教育部承认北大、清华、南开之存在,一切权益与他校等”。由此可见,三校从来都是各自独立的,联大仅仅是如梅贻琦所言,融合了三校的原有精神。

3人事纠纷,耐心处理

总务长需要处理的日常事务还有很多,比如复杂的人际关系。1940年7月,联大会计主任和事务主任交恶,郑天挺勉励他们“勿因私忿误公务”;到了8月,联大事务组和会计师又发生摩擦,郑天挺只好“约事务、出纳、会计各主任谈话,并为诸人调停。”同月,傅斯年和姚从吾发生纠纷,坚决要辞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职务。郑天挺想当面调解,就派车到乡下,接傅入城。谁知傅斯年来了后,又大发雷霆。郑天挺在日记里无奈地写下原因,“以余之接其来而无重大之事也,以为骗之”。好在最后说服傅斯年没有辞职。

涉及薪资的问题更难处理。有几个联大职员看到文书组(总务处下属部门)主任朱汇臣拿到教授奖助金,就给学校写信,要求同等待遇。朱汇臣认为这些人有意针对他,愤而辞职。郑天挺出面无效,在日记中慨叹,“奖助金之发系由部自定,而非由本人所请。则汇臣自不负责,其欠缺处,在请审议资格时,与现任教授同呈并列耳。”

朱汇臣走后,梅贻琦、郑天挺几次请联大秘书章廷谦继任,都被回绝。章廷谦向陈雪屏抱怨时道出原因:“学校不知其地位,此事有类侮辱”,“从前今甫(杨振声)为秘书主任尚不能以属下示我,现在何能听命于总务处。”章廷谦战前曾在北大任教,自然不愿被人看作职员。郑天挺急忙向章廷谦申明:“个人已代为尽最大之努力”,“绝无视之为属下之意”。

中文系教授罗常培是郑天挺最好的朋友,他1944年夏提出,想在新学年的上学期开四小时课,下学期不开课,仅指导研究论文。闻一多听说后,表示:“我亦效法。”朱自清也不甘落后:“我亦不开课,或仅教大一。”郑天挺日记中说,“国文系中,老教授惟四人,而今甫休假,此事传于外,亦将贻人口实。”老教授们个个“偷懒”,真让郑天挺为难了。

1945年2月,联大更发生了一个有意思的事:物理系将所存的一个电表,以15万元卖给南院宿舍。郑天挺得知后,认为系里直接将东西卖给学校不妥,于是变通一下,在给物理系的常规经费外,多拨给15万,给他们购买仪器。有人就此散布谣言,说庶务赵世昌勾结物理系,把电表私卖给外人,原价100万,只收了15万。郑天挺当即找来造谣的两个人,告诉他们:“凡事有不明白者,可随时来问,不应无中生有,造作谣言。”事后,郑天挺在日记中分析,“此事不过因不满赵世昌之管理建筑,故为此不负责之批评,而不知其牵涉之大,影响之大,故不能不严格处之也。”

4繁忙操劳,不忘治学

郑天挺当初不肯当总务长,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想为这些杂事分心,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术上。当无可奈何地被诸种杂事缠身后,郑天挺依旧努力坚持本职工作,在教学方面,按时授课、命题、判卷;在学术方面,则利用晚间空闲读书和研究。

对联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郑天挺也极为关心。1940年10月,联大校区被炸,郑天挺“遂不待商之常委,立时宣布下午发贷金一月,并设法救济被难学生”。1943年6月,郑天挺从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联大外文系学生)那里得知,“一年级考试作弊者甚多,尤以大班人多者为甚”,认为“此非深究严惩不可也”。对于自己所授的明清史课程,即是严格要求。

在郑天挺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关于阅读的内容,如“读明人笔记”“检《东华录》”“读《吴梅村集》”“检校《熙朝新语》”等,即使是跑警报,在防空洞也要“携《云南通知·俗祀》一册读之”。昆明战时经常停电,郑天挺认为,“今谓无电灯不能读书,盖自弃之遁词耳”,他身体力行,点油灯也一样读书、撰文至深夜。

1943年6月,郑天挺完成《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初稿,他日记中感叹,“此文随辍且两月,此可见余之栖栖终日不遑笔墨。然百忙中有此一二小文,亦差可对抗战之大时代及国家民族也。”郑天挺战时所撰《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等,都是清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同时,郑天挺对学术虚名看得很淡。1944年5月,郑天挺收到蒋梦麟的信,“谓学术审议会定余论文为三等奖,并云‘大著之价值,佥认为应得二等,因分量太少,故与他相较只能给三等’云。”在郑天挺看来,“余能得三等已觉过分,绝无所怨”,但“学术论文而以分量衡量,斯所未喻,决意辞不接受。”过了几天,有人告诉他:“教育部新定章程,送审议者论文必在五万字以上”,郑的文章“不及其数,故列三等”。郑天挺颇为不解,“余文果与新规定不合,应不予奖或退还,今由二等改三等,何也?”于是拒绝受奖。

应该说,郑天挺是联大学者致力学术的一个典型。为鼓励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教育部从1941年-1946年,举办了六届学术评奖活动,分别给予一、二、三等奖获得者2000-10000元奖励。联大教师先后获奖30余次,包括一等奖的周培源《激流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与结构》,以及冯友兰《新理学》、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

当然,郑天挺也有懈怠的方面,如1940年6月,他“与介泉(潘家洵)谈补习英文,余颇欲乘此暑假用功英文,余于此太差,不得不努力也”,但是后来几年的日记中,极少看见郑天挺学英文的记录。相反,练拳健身和掷“升官图”游戏的时间很是不少。

5身在书斋,关心国事

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还能看到学者们对时局的广泛关注。如对战争走向,1940年5月,郑天挺“与公超同往才盛巷,知欧战甚激,荷兰已降,比军亦败,于是知我国抗战三年真不易也,只此已足睥睨当世”。1941年2月,郑天挺“以日人不南进为忧。盖深恐日不南进,不与英、美冲突,一旦德、义失败,单独议和,将置我国不顾也”,害怕欧洲战事一旦结束,英、美会放任日本侵华。幸运的是,日本空袭珍珠港,将美国拉入了战争。

1942年4月,郑天挺还和文学院院长潘家洵打赌,很乐观地预测,战争至第二年夏天就能胜利。郑天挺写下一个字据:“郑天挺曰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夏同盟国必胜,中国必胜。证明人:潘介泉。”郑天挺当时还说:“此条可悬之国门,愿千金易一字”。过了两天,美军轰炸东京等地的新闻传来,同在历史系任教的邵循正对郑天挺说:“如此则君昨日之预言或可验矣。”出乎郑天挺的预料,后来战争又持续了三年多才结束。

在1944年6月左右,战事发展真正趋于明朗。郑天挺“见壁报知盟军在欧洲登陆,地址在法、比交界处。欧战结束,其真在今年乎?”在当年组织联大学生参加青年军时,郑天挺在日记中很少见地表现出激昂情绪,“余实有投笔之意,但不愿借此招摇,更不愿做官。如身体及格,余愿为一名小兵……不于此时报国,更何所待?”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45年8月,郑天挺在当月6日的日记里预计,“大约十月间粤汉线可恢复,其投降最迟不逾明年”,结果仅仅过了几天,即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此后,郑天挺的主要身份将从联大总务长回归为北大秘书长,和梅贻琦等商议如何“分家”了。

总之,从郑天挺所留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微观中的西南联大,它和现在的学校一样,不只有理想和荣耀,也有内部矛盾、人事纠纷。细节中的联大,显得更加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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