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欧文式发展论——关于“第二章:从‘是’到‘本是’”的论证结构

Miss quin
2018-04-05 02:26:16

在第一章中,余纪元初步介绍了“being”的各种各样的意义(主要为四种),并二分了在“潜能-现实学说下的being(潜能/现实之是)”与“范畴学说下的being(依凭自身之是)”,且指出《形而上学》中的实体学说便主要关于这两种being。其中这两种being都具有一个核心意义——依赖于“本是(实体)”。

而第二章的内容便是针对“依凭自身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具体如何核心意义依赖于“本是”的,即第二章的标题《从“是”到“本是”》。

关于“核心意义依赖”的学说最著名的便是G. E.L. Owen的那三篇论文《Logic and Metaphysics in some earlier works of Aristotle》、《Aristotle on the Snares of Ontology》、《The Platonism of Aristotle》。在这三篇论文中欧文将being的核心意义依赖作为切入点,论证了亚氏早期逻辑学与形而上学采用的是一种完全的同名异义理论,因此在《欧德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拒斥了建立一门关于“being”的科学的可能,而在后期,亚氏对同名异义做出了更精细的考察,他提出了一种核心意义依赖的说法,即各种being都将依赖于一个核心意义,以此,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并推论出了一种与耶格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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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中,余纪元初步介绍了“being”的各种各样的意义(主要为四种),并二分了在“潜能-现实学说下的being(潜能/现实之是)”与“范畴学说下的being(依凭自身之是)”,且指出《形而上学》中的实体学说便主要关于这两种being。其中这两种being都具有一个核心意义——依赖于“本是(实体)”。

而第二章的内容便是针对“依凭自身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具体如何核心意义依赖于“本是”的,即第二章的标题《从“是”到“本是”》。

关于“核心意义依赖”的学说最著名的便是G. E.L. Owen的那三篇论文《Logic and Metaphysics in some earlier works of Aristotle》、《Aristotle on the Snares of Ontology》、《The Platonism of Aristotle》。在这三篇论文中欧文将being的核心意义依赖作为切入点,论证了亚氏早期逻辑学与形而上学采用的是一种完全的同名异义理论,因此在《欧德谟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拒斥了建立一门关于“being”的科学的可能,而在后期,亚氏对同名异义做出了更精细的考察,他提出了一种核心意义依赖的说法,即各种being都将依赖于一个核心意义,以此,形而上学成为可能,并推论出了一种与耶格尔相反的发展论:亚里士多德最初反柏拉图而在最后又有复归柏拉图的倾向。

在Ⅰ中一开始,余纪元就声称在范畴学说下,同名异义的being与核心意义依赖的being并无冲突,因此,欧文的发展论实际上是错误的,在这里余纪元是十分反对欧文的。⑴他首先开始对欧文的一些具体理论进行反驳,其中值得注意的重点是①“同名同义”、“同名异义”与“核心意义”的界限无法被准确划出,在亚氏的文本中常有含混之处,余纪元补充说这一点在欧文自己的文章中也承认了,但他把责任推到了亚里士多德身上。余纪元说,无论如何,他为此观点提出的论证都并不十分清晰。②欧文及追随其的学者为了澄清“核心意义依赖”诉诸了“逻辑先在性”,即实体的定义将会内在与其他诸范畴之中,余纪元指出a.《形》卷七章一实际上言说了实体的包括逻辑在先性之内的三个在先性。B.关联于《论题篇》卷一章九,实体性being的逻辑在先性并不意味着取消其他诸范畴being所有的各自的定义。⑵余纪元认为同名异义与核心意义依赖理论是各自存在于不同语境下的的,它门间并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其关键就在于《范畴篇》与《论题篇》的一些联系与差异。①余在章1中就对《论题篇》做了详细的考察,用于澄清“依凭自身之是”与“主谓项关系(predication)”、“谓项(predicate)”、间的关系,通过主谓项关系的不同层级结构最终上升到终极谓项(范畴)。终极谓项中的主谓项关系被称为本质的,就是所谓的“依凭自身之是”,与横跨不同范畴的主谓项关系所对立,后者即偶然的。但很明显的是余在第一章中就忽略了有关《范畴篇》的考察,而在这里他则重点提及了《范畴篇》与《论题篇》的区别,即“范畴表的发生方式不同”但余不认为《范畴篇》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范畴表,尽管它们某些地方的确有所不同,他将《范畴篇》的那些相关问题即“where”、“when”(与《论题篇》中所有问题都是“what”相异)之类称为“以实体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他指出《范畴篇》着重强调其他范畴(依凭自身之是)如何与实体(本是)相关,而《论题篇》则着重强调各范畴(依凭自身之是)何以不同。我并不太赞同余纪元这里的理论,因为他将《论题篇》赋予了太强的形而上学意味,而我更倾向于承认《范畴篇》是关联于本体论、存在论上对一般语词进行的分类、而《论题篇》则专注于命题中的谓词的分类(类似观点参 王路. 《亚里士多德范畴的分类》)。另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欧文确实缺乏对《范畴篇》的考察,这可能就是由于在其文章中太过强调“自然在现性”与“逻辑在先性”的二分,并将后者主要用于核心意义依赖上。②以此,《范畴篇》中以实体为主项的主谓项关系就是所谓的核心意义依赖,而《论题篇》所展现的就是being的同名异义性。本是以两种方式被言说,一种是狭义的,那个第一的个别实体,二是广义的每个终极谓项。也由此核心意义依赖在亚氏早期文本中就已经存在。⑶此段中是有关核心意义依赖的全面理解,他指出,不同于欧文,核心意义依赖的核心在于实体在本体论层面的在先性,在《范畴篇》中,其他诸范畴都依赖于第一实体而存在(尽管这个在先性证明的有效性受到了诸多的质疑),而在《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要求实体的在“时间上(本体论层面)、“定义上”以及“知识上”皆具有在先性。⑷这部分则是对各范畴皆有各自定义的论据的补充。①《范畴篇》章五指出,在偶性谓述中,谓词不能被替换为它的定义,间接表明各范畴皆有与第一实体不相关的定义。②《形而上学》卷七章一中,亚氏指出“只有我们在知道量是什么或者质是什么之后,才能知道这些谓项。”⑸通过对“per se(依凭自身)”在《后分析篇》中的四种含义的考察,确定何以所有being的范畴都被称为“依凭自身之是”。困难来源于既然非实体性being从属于实体,是后者的属性,那么一个非实体性being如何既是“依凭自身之是”又是实体的属性?①per se的第一层意义是一事物为另外事物的本质因素,那该事物就依自身而属于他物,在此情况下诸不同范畴下各自的成员都依自身而属于其上的各自的范畴。②per se的第三层意义则是,不述说某个主体则为依凭自身,由此第一实体既不述说任何主体(又不在任何主体之中)所以它是唯一的依凭自身之是。⑹由此余纪元最终得出有关非实体性being的两种理论并不冲突,而是与per se的不同含义相关联,非实体性being担当了两种角色而一直为依凭自身之是中的实体性being则一直是首要的。我们可以进一步对余纪元的论证思路作出如下归纳1.对欧文的学说具体内容的批评,三个有关概念之间的模糊性,与诉诸逻辑在先性的无效性。2对欧文学说核心基础的反驳,核心意义依赖理论在早期的《范畴篇》中已然建立,与《论题篇》的同名异义理论是互补关系。3.核心意义依赖——三种情况的在先性并没有消解诸非实体性范畴具有各自的定义。4.通过对per se具体含义的考察,澄清了为何各种非实体性being既能够是“依凭自身之是”又能够是诸“依凭自身之是”的那个核心意义—实体性being的属性。

II对于相关于欧文的本文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小离题,由于在第一章中,余纪元已经提出了不仅依凭自身之是核心意义依赖于本是,且潜能/现实之是也依赖于本是,而在本章中自然就得论证潜能/现实之是何以依赖于本是。在第一章中,余纪元简单地明确了潜能/现实学说下的being与范畴学说下的being之区分,并展示了该种being被引入的重要原因——对麦加拉学派的反驳,范畴学说展示了世界的构成图景,而潜能/现实学说则提供了对于这个世界中事物何以运动的解释。潜能/现实的being作为其他三种being的“是态”被引入,并不独立存在,其中相关于依凭自身之是的潜能现实之是自然是首要的。

不过余纪元指出亚里士多德显然没有按照简单的本依赖性来进行论证:潜能/现实之是本体论上依赖于依凭自身之是,而后者又核心意义依赖于本是。这使得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究不能还原成依凭自身之是的研究,更有助于余纪元强调这两种being之间的区分。⑴潜能/现实现实学说存在于两种语境之下a.关于分析运动的(此为原初意义上的潜能与现实,即余纪元称之为“严格意义”)。b.用于探讨本是问题的潜能与现实(此为专门意义上的)。⑵余纪元依靠1048b1-8建立起来了这样一对对子:a.有一种潜能,它的现实就是运动。b.另一种潜能与质料相结合,其现实就是本是。而在b中,亚里士多德便更注重分析在广义下的运动中存在的实体自身的运动和变化,他将变化“二分位偶性的变化”与“实体(本是)性变化”⑶实体性变化何以被如此强调是因为必须应对的巴门尼德的挑战,只有解决了实体的变化才能从根源上解决变化的疑难,而在这层意义上,潜能/现实学说直接相关于实体。

如果余纪元的讨论在此结束,并说依凭自身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就是如此核心意义依赖于本是且又不消除依凭自身之是其中的同名异义性的话,故而欧文是错误的话,那么他的讨论就是残缺的。特别是I中的理论,全面地忽略掉了支持欧文理论的一个核心文本证据,该证据便是出自之前已经提到过的《欧德谟伦理学(1217-1218)》,在那里亚氏明确拒斥了建立一种关于being的科学,因此作者至今假设的所有合理性都基于对这一段核心文本的忽略上。故而在III,余纪元便回过头来,着重地处理这一段文本。由于对“being”的发展的拒斥,作者便只有把视野放在了另一个词“科学”上。

但由于《形》与《欧》文本的直接冲突,无论再怎么解释,都是必须套上一层发展论的外套,以此便有了有意思的事情,作者最终还是回到了欧文。⑴在《工具论》等一系列早期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对一门科学的定义是a.只关注于一个属或一类对象。b.是证明性的。他认为对于横跨多个领域的普遍性研究应属于辩证法,而不是证明性科学。⑵关于“being”的科学,事实上从未满足过亚里士多德早期对科学的定义,因为既然余纪元确立了being在后期也具有同名异义性,那么,对于being的研究必然横跨多个属,它不同于一些具体学科只取being的某个特殊的部分分离研究,而是将being视作整体研究,而依据核心意义依赖学说,这种对being的研究并不将是完全松散毫无结构的,而是指向与一个核心主题的研究即实体。⑶关于“证明性”的要求,在关于being的科学中,亚里士多德也选择了放弃,对于一些最可知的最真理性的将不存在证明,“对本是和恒是而言没有什么证明,我们只能用其他方式揭示它(1025b14-15,另见997a26-32、1006a5-11)”⑷余纪元进一步指出在《后分析篇》77a32-33对辩证法的描述(辩证法所关注的并不是一类特殊事物,也不是任何一个属)与在《形而上学》1004b19-20与对关于being的科学的描述十分相似,因此,作者下结论说,辩证法与关于being的科学的关注范围完全重合。但同样,《形》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过辩证法,并且还明确地对辩证法与哲学做出了区分(卷四章二),但余纪元认为这种区分并不对他的理论构成威胁,他指出,这种区分是就各自的目标而非主题而言的,并且在《工具论》中辩证法具有更广的意义和功能。但是,余纪元自己也承认从《工》到《形》,being的科学与辩证法之关系实际上缺乏直接的文本支持,他只能说这种观点应当不会太过离题。并且不管是亚氏自己还是其他学者站在外部性的视角,辩证法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直都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⑸单一性的证明科学无法对各科学之基础做出反思是促使亚里士多德这个转向的重要原因。亚里士多德专注于研究最智慧,最本源的东西。不过这种说法的关键不在于他是否准确描述了亚里士多德这一转向的动机,因为这一内在动机实际上是不可知的,而在于形而上学真理是否是各科学之基础,如《形而上学》中对于排中律和矛盾律的考察,它实际上并不属于对“实体”的研究,但它仍然作为了单一的证明性的逻辑学中的两条最为可知的公理,作为了其基础。

简而言之,该章的论证过程就是首先确定了范畴学说下的being的核心意义依赖和同名异义同时在早期被运用且并存,而潜能/现实学说下的being为了解释实体的运动直接关联于实体,其研究与范畴学说下的being分离,但为何亚里士多德在后期才开始建立一门关于being的科学呢,则是因为他拓宽了科学的概念,要确立对诸特殊科学的普遍性研究。可以说在第二章中,余纪元的确从明确的反欧文到与欧文殊途同归。在《The Platonism of Aristotle》一文中,欧文结合了当时学园内部的环境对亚里士多德的转向做出了这样一番描述,当时学园内部容纳了大量精确科学的研究活动,这些学科的组织形式则是来自于数学、逻辑学规范。“这就是一种(各学科)自治的倾向。一个知识领域的内部管理应该通过他的边界来安排。这门科学的各前提,应当规定什么问题,以及反之,属于数学家的能力范围之类。”以此形成了各门精确自足的科学。但这其实与柏拉图追寻普遍的兴趣完全相反,亚里士多德此时的哲学思考便是对于这一追求的拒斥。并且数学远不是最有价值的一门学科,它仅仅是进入哲学——辩证法的预备,辩证法掌管所有分支科学,并对实在做出概率的描述。辩证法前期常常是针对一个词语询问其普遍定义,但仓促的普遍化实际上会导致各种错误,因此到了后期,辩证法的研究常常发展成为了诸如《巴门尼德篇》中的严肃悖论,以防止其过分简单化。当然,亚里士多德在《论题篇》中接受了它,不过仍然与精确自明的各特殊科学分离,并且关联于柏拉图,仍然有一个指责便是过分的简单化。而转机出现在了《形而上学》上,无疑,亚里士多德在此更加接近了柏拉图,他开始强调某些公理不可能被直接证明,并开始关注普遍。当然欧文并没有直接得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完全回归辩证法,不过可以看出的是,余纪元仍处在了基于一种与耶格尔相对立的欧文式发展论上,这一种发展论之根本就是在前期“叛逆”与后期的“回归”。如Gill所说,自20世纪初兴起的发展论热潮虽已结束,但发展论本身已深刻地渗透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中,不过当代学者在通常情况下,各解释已不能缓解文本的直接矛盾才会消极地诉诸发展论。发展论的两种基本模式由耶格尔与欧文确立,亚里士多德文本文本本身的复杂性则时得这一理论成为必然。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余纪元在本书中也是这么做的,这一章之后的诸章中,我们可以看见大量的《形而上学》与《范畴篇》之类的关联性研究,而完全抛弃掉了发展论,甚至走向另一极端,忽视掉《形而上学》与《范畴篇》创作的时间跨度而造成了某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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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中译中将“本质”译作“恒是”,将“实体”译作了“实是”,其实我反对这样的翻译,余纪元声称此种基于“是”的衍生翻译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但这可能是相反的。因为学界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套用语规范,而作为学术专著,这本书也不是面向于《形而上学》初学者,这样的翻译实在多此一举。并且正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对与“being”一词的辨析,才使得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返回到像翻译柏拉图的著作一样统统将“being”译作“是”。固我常用being,实体,本质对上述词语进行替换。

关于“Focal meaning”我采取了更为常见的翻译“核心意义(依赖)”,而在余书的中译本常被译作“中心关联”

文中提到的G. E.L. Owen的三篇论文已可以找到中文版,方便阅读,收录在聂敏里选译的《20世纪亚里士多德研究文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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