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安清:《不受控制的边缘:作为伴侣物种的蘑菇》(2012)

陈荣钢
2018-04-04 看过

封面图片:盛产于云南雨季的青头菌

人性是一种物种间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哈拉维的“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概念引领我们超越熟悉的伴侣,去向丰富的生态多样性。没有了生态多样性,人类无法存活。谷物驯化了人类。种植园给予我们称其为种族的亚种。家封锁了物种间和物种内部的爱。但是,蘑菇采集带我们去到其它地方——去到不受控制的边缘,去到帝国空间的裂隙。我们无法忽视种族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赋予了地球上的我们以生命。这里有很多大的故事要讲,它们不应该留给控制这一领域的人类胜利者。本文将打开作为世界历史主角的多物种景观之门。

不受控制的边缘:作为伴侣物种的蘑菇 UNRULY EDGES: MUSHROOMS AS COMPANION SPECIES

作者:罗安清(Anna Tsing,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1 (2012) 141-154

献给 唐娜·哈拉维 For Donna Haraway

统治、驯化和爱深刻地纠缠在一起。家是物种内部和物种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最令人窒息的地方。鉴于它被夸大的快乐,对地球上的多物种生命而言,家也许不是最好的主意。相反,考虑一下边缘地带丰富的多样性。考虑一下蘑菇。

本文不仅得益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概念,也因她让我们能够既科学又文化地去批判,拒绝把科学和文化隔绝开来,敢于用一个简短的句子或一篇精悍的文章去讲述世界的历史。

本文以伴侣经验(companionate experience)和生物学开篇,随后进入驯化的历史和欧洲人征服的历史,并探索全球资本主义裂隙间政治与生物多样性的潜力。这些材料提出了一种有关真菌的论点,反对过分热衷于驯化的理念——至少是对女人和植物的驯化。

译者注:有关哈拉维提出的“伴侣物种”概念的更多内容,参见其著作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s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2003).

多物种景观中的蘑菇 MUSHROOMS IN A MULTI-SPECIES LANDSCAPE

在林间徘徊和对蘑菇的喜爱相映成趣。行走与身体的愉悦和沉思同步,这也是寻找蘑菇的速度。雨后,弥漫在空气中的新鲜臭氧、汁液和落叶的气味让我活跃的感官充满好奇。没有什么比在黑暗而潮湿的场所遇到橙色褶皱的黄蘑菇,或在松软的泥土上看见大牛肝菌更美妙的了。且不说自己是第一个找到它们的人,那色泽、气味和图案带来的兴奋感油然而生。

牛肝菌

但我认为,这些快乐中有两种极致的快乐,一种是偶得的馈赠,一种是指引了我接下来的行走路径。这些蘑菇不是我劳动的产物,因为我没有付出辛勤的汗水,没有替它们操心。它们带着未经请求和意料之外的快乐来到我的手掌心。有那么一刻,我厌倦了疲惫的内疚感,就像一个中了彩票的人一样,被生活的甜蜜点燃。

喜悦给人一种印象,一种对“场所”(place)的印象。感官的兴奋使我想起那色泽、气味、光线的角度、刮擦的荆棘、这树坚挺的位置,以及我面前隆起的小山。很多次流连忘返间,我突然想起曾在此处见到的每一个树桩,每一个洞窟。自己曾在此采摘蘑菇的景象映入脑海。我有意识地回溯过去,毕竟找到蘑菇的最好方法就是回到你曾找到过的地方。

菌丝体(mycelium)长成蘑菇,一些蘑菇的菌丝体是特定树木的终身伴侣。如果你想在加利福尼亚中部找到鸡油菌,那么你必须在橡木脚下寻找。但你要找的不只是橡木,你必须寻找与鸡油菌菌丝体共存的橡木。你一看就知道,因为你以前见过鸡油菌。这里你来了足够多次,你了解这里的季节性鲜花和出没的动物。你在风景中找到了一片熟识的场所。熟识的场所是多物种互动的起点。

鸡油菌

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觅食的过程都大致如此。为了寻找一种有用的植物、动物或菌类,野外觅食者认识熟悉的场所,并一次次地回来。通过熟知的地点,野外觅食者不仅了解总体上的生态关系,还能了解特定物种及其在特定场所生长的难以准确预估的自然史。熟悉的觅食场所不必独占为领地,人类和其他生物都能认识这些地方。广泛而交叉的地理区域抵制着划分“你”和“我”的普遍模式。

此外,野外觅食者与众多“居民”和“访客”滋养着并非单一生物的景观。熟悉的场所产生了身份认同和友谊,这与我们熟知的过度驯化和私有财产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共荣的伴侣世界,你可以考虑一下蘑菇。

蘑菇是众所周知的伴侣。“共生”(“symbiosis”)即互惠共生,这一概念是为地衣(由真菌和海藻/蓝藻构成的复合有机体)发明的。非真菌共生伙伴通过光合作用刺激地衣代谢,真菌则使地衣能在极端条件下生存。反复的干湿循环不会破坏地衣,因为真菌共生伙伴可以遇水后立即重组细胞膜,令光合作用得以恢复。地衣可以在冻土带和干燥的沙漠岩石中找到。

叶状地衣

对于蘑菇爱好者来说,最能引发好奇的物种陪伴是真菌和植物的根部。在菌根中,菌丝会包住或深入植物的根部。如果没有真菌援助,许多兰花甚至不能发芽。植物从真菌那里获得营养。然而更多时候,真菌从植物中获得营养。

这种菌类叫菌根菌(特定的真菌与特定的植物的根系形成的相互作用的共生联合体),它并非自私地吸收营养。它带来植物露水,并使周围土壤中的矿物质可供宿主使用。真菌甚至可以钻入岩石,使岩石中的矿物元素可用于植物生长。在地球悠远的历史中,真菌富集土壤,使植物进化。树木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多亏真菌带来了磷、镁、钙。

在我居住的地区,林业工作者给杉树幼苗根系接种乳牛肝菌,以帮助重新造林。同时,许多最受欢迎的烹饪蘑菇大多是菌根菌。在法国,种植松露的农民将树苗接种在有篱笆的土地上。当然了,真菌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项工作,但要有更开放的地理环境。于是我们蘑菇迷四处游荡,寻找陪伴彼此的树木和蘑菇。

黑松露

真菌在物种间关系中并不总是良性的。真菌在碳转化(carbon conversion)习性中具有令人生畏的杂食性。各类真菌依靠活的和死的动植物生存。有些是凶残的病原菌。例如,新型隐球菌杀死了许多艾滋病患者。有些是令人恼火的寄生虫(想想皮癣和脚癣)。有些从宿主的肠子里滑过,静静地在粪便里等待发芽。

一些真菌找到了完全意料之外的基层(substrates)。最初在树脂中发现的芽枝状霉竟出现在飞机燃油里,造成了燃料管道的阻塞。有些真菌在与一个宿主愉快共存的同时,正伤害着另一个宿主。禾谷类秆锈菌与伏牛花灌木结合,用它的花蜜喂养苍蝇,以产生小麦生长时杀死小麦的孢子。

真菌的口味总是矛盾的。真菌有降解木质纤维素和木质素的能力,对保护木制建筑不利,但这也是真菌对森林再生的最大贡献,否则森林里就会堆满枯木,其他生物的营养基础也会越来越少。与此同时,真菌在生态系统升级的过程中扮演着更显著的角色。真菌总是与其他物种为伴,物种间的相互依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人类的例外主义使我们失望。科学从伟大的一神论宗教中继承了人类主宰的故事。它们一方面指导人类控制自然,另一方面点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而非物种间的相互依存。这种遗产有诸多局限,其中之一是它引导我们把人类物种的实践想象为自动地自我维持,并因此在文化和历史中永恒不变。

人性的观念已经转交到社会保守主义者和社会生物学家手中,他们使用人类的永恒性和自主性假设来为最专制、最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背书。抛开咄咄逼人的遗传学,一种物种间框架为生物和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人性是一种物种间的关系。例如,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与我们人类纠缠在一起的驯化网络。

驯化通常被理解为人类对其它物种的控制。这种关系也可能改变人类,但这种改变通常忽略不计。由于这种二分法源自人类主宰的意识形态承诺,因此它一方面支持驯化控制那令人发指的幻想,另一方面支持野生物种的自我创造。

此外,驯化粗鲁地划分开界线,动物要么在人类的怀抱里,要么在野外。通过这般幻想,家养动物被判处终身监禁,遗传信息被标准化;野生物种“保留”在基因库中,它们的多物种景观却被摧毁。然而,包括人类在内的大多数物种都在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中生存。对这种多样性的关注也许是认识跨物种存在的开端。

真菌是人类状况的晴雨表。几乎没有真菌能被人类驯化,除了少数真——比如用于生产工业酶的真菌,它们的基因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超市里卖的人工白蘑菇和草地上生长的双孢蘑菇是一回事。

干朽菌(植物干腐病致病菌)一度只在喜马拉雅山脉出现。在对南亚的征服过程中,干朽菌进到了英国海军的船上。19世纪初,英国海军舰艇木结构腐烂被称作“国家灾难”,并引发恐慌,直到19世纪60年代铁甲战舰问世。然而,随着真菌在英国潮湿的地下室和铁道上生根,植物干腐病不断蔓延。在这个例子中,英国的殖民扩张和干腐病的蔓延同步。

人工栽培的白蘑菇

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谷物驯化了人类。人类与谷物之间的韵事是人类历史上最浪漫的事之一。一万年前近东地区的人们开始种植小麦和大麦。在这种新的驯化过程中,人们将情感从多物种自然环境转移到一种或两种特定的作物上。

近东地区谷类驯化最奇怪之处在于,即使不辛勤耕作,这个地区也很容易采集到大量野生的小麦和大麦。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野生谷类也易于觅得。我们提醒自己,在家种植农作物的目的是“便利”和“效率”,这种观点并不属实。几乎在任何地方,种植都需要比野外觅食付出更多劳动。

驯化的原因可能很多(宗教或地方性稀缺),但让谷类种植得以维持和扩张的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出现和国家的崛起。比起其它存在形式,精耕谷物农业能更好地供养精英阶级。国家把收成的一部分征为公用,并将其制度化。

在整个欧亚大陆,国家和专业化文明的崛起与精耕谷物农业的传播相关。某些地方,国家服从农业;某些地方,农业服从国家。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通过象征和军队促进农业发展。有时,他们将其它生存形式定性为犯罪,只有不法分子才会拒绝国家的丰饶。

驯化选出的谷物有更饱满、碳水化合物含量更高的种粒。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使女人生更多孩子。和野外采食者不同,人们突然想要尽可能多的孩子,不仅出于对生育的迷恋,也因家庭需要更多劳动力种植谷类。

14世纪的意大利打谷场

国家鼓励长久而稳定的农业生活。国家鼓励以家庭为单位的劳作,并保证家庭资产和遗产的形式。这些形式在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划定了界线。家父(pater familias)是国家在劳作家庭层面的代表,正是他确保了税收,收成的十分之一(“什一税”/“十税一”)会抽成给精英阶层。这种政治格局限制了女人和粮食,并将生育率最大化。

谷类不关心是不是家庭劳动力种植了它们,也没有人类的死亡。并非所有动物都能最大限度地繁衍后代。失控的、非持续的繁衍是人类驯化(人与谷类)的特征。对生育的痴迷反过来限制了女人在育儿之外的能动性和机会。公平地说,这种物种间的亲密关系呼应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的名言:

(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译者注:相关论述参见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随着加紧劳作的农民养活了愈来愈多的人口,他们不断减少农作物种植种类,并不断缩小家庭形态。不过,农作物和人类家庭的标准化尚未完成。无论国家权力在何处衰减,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景观持续繁荣。

然而,长久禁闭的理想模式本身在维持边缘地带的边缘地位方面一向效果显著。在我对印尼加里曼丹岛轮作耕种者的研究中,一些女人谈到我的财富和特权:

如果我拥有你所拥有的,我永远不会下地干活。

对女人的禁闭位于这个美丽的秩序之梦中心。

真菌是单一作物农场和农民的敌人。古代国家鼓励集约农业,因此农作物标准化的压力很大。19世纪以降,科学农业在农作物标准化方面力压早年间的驯化。它使标准化本身成为“现代标准”(“modern standard”)。

今天,只有标准化才能让农民的农作物卖出去。然而,标准化使植物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影响,包括锈病和黑穗病。如果没能开发出抗体,农作物会马上大规模减产。植物寄生菌受惠于大规模粮食作物的出现,它们成了文明和进步的敌人。由于非粮食作物的种植以集约的谷类农业为理想模式,因此这些作物也屈服于各种霉菌和枯萎病。

最著名的真菌灾难要数爱尔兰的马铃薯枯萎病。英国的殖民统治将爱尔兰推向最边缘化的领土。军事袭击烧毁和没收了粮食作物,爱尔兰人只能靠地下的块茎植物存活。18世纪晚期,马铃薯已然成为爱尔兰人的主食。

有政治动机的地主为佃户开垦新土地,小农场增加了。得益于马铃薯,佃户结婚更早,生育的孩子也更多。五十年间,即使经济在殖民统治下摇摆不定,人口也从五百万陡增至八百万,对马铃薯的依赖也加强了。

单一栽培引发恶果。欧洲人仅仅进口了南美洲驯化的几千种马铃薯中的几种。1835年左右,马铃薯晚疫病菌被作为英格兰的地方问题被首度报道。这种真菌慢慢累积,直到1845年阴雨绵绵的夏天,感染遍及爱尔兰的每一株植株和储藏的块茎。此次饥荒导致一百万人饿死,大约两百万人移居美国。

上图:爱尔兰和欧洲人口变化趋势;中图:饥荒过后的都柏林街头(1955年)。下图:都柏林街头的大饥荒纪念雕塑。在这场被爱尔兰人称作“大饥荒”(The Great Famine,1945-1952)的粮食灾难中,约一百万人饿死,另有两百余万人移居北美。

随着转基因和克隆技术对农作物的影响越来越大,真菌的警报声也越来越响。我们聪明的开发人员认为,金合欢树种植园可以替代(印尼加里曼丹岛)婆罗洲的热带雨林。克隆单一植物会让它们都容易患上掏空树心的心腐病。为什么有人会想种植它们呢?这是另一个故事,它将我们带入欧洲征服和扩张的历史。

种植园是欧洲扩张的发动机。种植园创造了财富和运作模式,使欧洲人能够接管世界。我们通常听到的是先进的技术和资源,但正是种植园制度使海军、科学和最终的工业化成为可能。种植园是由非所有者运营的种植制度,以扩张为目的。

种植园加深了驯化,重新强化了植物的依赖性并强迫生育。借鉴国家认可的谷物农业,他们把一切投入单一作物的种植中,造成单一作物过剩,但缺一样——他们消除了爱。没有了人类、植物和场所之间的浪漫关系,欧洲殖民者强迫引种栽培。

植物是外来物种。劳动力受迫于奴役、契约和征服。一切只有通过极端的秩序和控制才能繁荣。由于种植园决定了当代农业企业的组织方式,因此我们倾向于将这种约定认可为种植农作物的唯一途径。

想想甘蔗,这个关键的参与者。没有人喜欢种植甘蔗。波多黎各的甘蔗工人“捍卫自己”,与甘蔗“战斗”。然而在17世纪至19世纪之间,甘蔗种植园创造了大量财富,促进了欧洲的征服和发展。甘蔗被移植到温暖地带,重新定义了区位。所有者、经理和劳工随即出现了。奴隶从西非被运送到“新大陆”。来自印度和中国的苦力被送到太平洋。印度地区的农民被征服、被胁迫。

在建立一种针对种植园植物的新对抗中,人类改变了物种的本性。精英阶层巩固了他们对其它物种的自主权。他们是主宰者,不是非人类存在者(定义人类自我创造的“他者”物种)的伴侣。对种植园主来说,必须有人去劳作。

生物学表明了自由的种植园主和被迫的劳动力之间的区别。有色人种种植甘蔗,白人拥有并管理它。没有种族法律或观念能够阻止种族混婚,但他们可以保证只有白人才能继承财产。种族隔离在每一段鳏夫(遗孀)婚姻遗产继承中产生并重复。

被砍伐的甘蔗必须立刻处理掉,以免真菌发酵。大规模甘蔗种植园和它们野蛮的劳动纪律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发酵恐惧的回应。然而,真菌的发酵是对种植者的恩赐。加勒比种植园主并没有注意到蔗糖糖浆(一种糖厂的副产品)适合当地普遍存在的酵母孢子生存,并迅速转化为酒精。朗姆酒诞生了。

致命但有利可图的三角贸易为更多非洲奴隶提供了朗姆酒,增加蔗糖产量的同时,也增加了英格兰或新英格兰酿酒商和金融家的数量。早在糖成为大众消费对象和象征之前,欧洲人的征服地就用真菌发酵酿造的朗姆酒创造出同等可观的价值。

海盗把朗姆酒运送到海岸,以换取非洲黑奴。The Pirates Own Book(1837),Charles Ellms

白人女人成为“种族卫生”(“racial hygiene”)的媒介。19世纪晚期,科学卫生和优生学的话语使白人女人的种族隔离弥漫开来。巴氏灭菌理论在热带地区获得检验和推广,在那里,白人控制的空间可以作为实验室,微生物留在了白人家庭的边界上。

到热带地区的白人女性被要求跟丈夫一样保持清洁。再次回到大都会,这种公共和私人卫生指明了阶级的二分法。脆弱的上层阶级女人成了家里的天使,贫穷的女人被认为是感染的罪魁祸首。她们都肩负着新的生育义务。贫穷的家庭需要更多劳动力,尤其在成年人依靠童工生活的地方。享有特权的家庭因其种族优越性,女人必须生出继承人。

家的边界也是爱的边界。鉴于对作为纯洁和相互依赖空间的家庭的盲目迷恋,家庭外部的亲密关系——无论物种内部还是物种之间,似乎都是古老的幻想(社区、小农)或转瞬即逝的事(女性主义、动物权利)。

在家庭之外,经济理性和与之冲突的个人利益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这种家庭崇拜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大众文化和我们这个时代中都反复出现,就像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一样,允许它从殖民文化的旧政制中汲取经验。

在这里,爱在家庭之外不被期待。在家庭内部,其它物种可以被接纳。宠物是家庭奉献的典范。但是宠物和爱宠模式没有传播爱,它只在家庭内部保持紧密感。

美国公众会把自己想象成富有同情心、道德高尚的人,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和宠物。他们知道这种爱会让他们成为“好人”——不像恐怖分子,他们只会憎恨。他们认为,这种爱让他们替全世界做决定。这种爱创造了一个道德层次,美国的“善”(“goodness”)具有了全球的领导力资格。

对其他人类和其它物种的评判标准是,他们是否有能力达到美国家庭的亲密度。如果他们能适当地与家人相爱,他们就应该活下去。其他人则可能成为“美国改善世界项目”的“附带损害”。消除他们可能是不幸的,但不是“不人道的”。

考虑到这种生物社会计划的力量和普遍性,地球上仍然存在着丰富物种和人口多样性这一事实令人惊讶。但这样的丰富性已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帝国的裂隙中采蘑菇 MUSHROOM COLLECTING IN THE SEAMS OF EMPIRE

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在被忽视的边缘地带防御性地挤在一起。在城市丛林和农村死水里,帝国规划者仍然认为多样性的混杂度过高了。小型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始终高于大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农场,而且不仅体现在农作物方面。土壤真菌和其它微生物也更喜欢小型农场。

什么东西能在矿井的污染物中茁壮成长?许多菌根真菌(从红蜡蘑到能毒死人的彩色豆马勃)都能积累重金属,保护它们的森林伙伴,使植物免受污染。新的放射性真菌已经在切尔诺贝利废墟的反应堆室墙壁上完成了殖民。如果有人决定隔离放射性物质,就需要这样的物种。当然,并非所有物种发展都是良性的,但只有在多样性的环境中,适应才会成为可能。

红蜡蘑

然而,大多数地方的多样性和资本投资的强度以及国家控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对于那些热爱多样性的人来说,也许需要一个脱离国家—资本映射的计划。

我们食用的蘑菇聚集在边缘地带。真菌无处不在,但可食用和可入药的蘑菇只在少数地方生长。许多受人青睐的蘑菇在土地裂缝中繁盛——在田地和森林之间,在耕种区的边缘。大牛肝菌和鸡油菌生长在森林和小径的边缘,即使长在树下,它们也喜光。草甸蘑菇更喜欢草地。与此同时,许多物种大量存在于森林和山脉之中,环抱着密集的农业山谷。

自古以来,蘑菇采集者就在毗邻东南亚的中国西南部、韩国、东欧和欧亚大陆北部的山林地区和森林边缘四处搜寻。在当今北美,来自耕地边缘的移民仍能采蘑菇去卖。同时,全球蘑菇市场将采集工作散布世界各地。日本的美味松茸把采集者带去传统的亚洲边缘,还有太平洋地区,如(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美国西北部和(墨西哥)瓦哈卡的群山边缘。

日本的松茸市场

商业蘑菇采集让我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的裂隙。除了地方的差异化和产品的特性,知识和资源管理的形式也有很大不同,并且它们与蘑菇商业链的关联是暂时性的。东南亚家庭在俄勒冈州争夺领地。日本的鉴赏家发展出地区性的品味等级制。这里有太多偶然性和变化以供想象一种简单的供求关系。沉浸在这个空间中并不能从资本、阶级和管控的世界解脱出来。这不是寻找乌托邦的地方。然而,注意到裂隙是开端。

在整个帝国受保护的家庭中,人们蜷缩在扶手椅上,带着他们的宠物和零食在电视上观看世界其它地方的毁灭。难以想象有人真愿在这样的家庭梦中生存。

真菌没有一席之地。耐寒的地衣也因空气污染和酸雨而死。从核事故中吸收了放射性物质的真菌把自己喂给驯鹿,驯鹿又反过来把放射性物质喂给牧人。我们可以忽视真菌从核事故中吸收的放射性物质,或者思考它们告诉我们的人类的状况。

屋子外面,就在树林和田野之间,自然的馈赠尚未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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