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y Parties? Why Parties? 8.9分

为什么政党是必要的?

一丘一壑也风流
2018-04-04 15:23:20

(借于图书馆,邹谠先生的文字和附上的书单是一个十足的惊喜)

无论政体类型如何,政党都是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它的分布过于广泛,乃至于大多数人都已习惯政党的存在。但背后隐藏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政党,而非其他的组织,充当政治权力分配中的主要角色?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阿尔德里奇在Why Parties?一书里对这一问题作了集中的回答。本书虽然只引用美国政党体系的相关材料,但其中所包含的理论洞见足以使其成为相当具备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比较政治学著作。书中对于美国两党制度形成、演进关键节点的剖析,完全可以被放置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理解。在《联邦党人文集》里,美国国父们对于可能出现的派系(faction)之争抱有高度的警惕,可以想见在他们眼中,政党会成为危害共和国福祉的邪恶团体。也就是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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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于图书馆,邹谠先生的文字和附上的书单是一个十足的惊喜)

无论政体类型如何,政党都是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它的分布过于广泛,乃至于大多数人都已习惯政党的存在。但背后隐藏的问题是,为什么是政党,而非其他的组织,充当政治权力分配中的主要角色?杜克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阿尔德里奇在Why Parties?一书里对这一问题作了集中的回答。本书虽然只引用美国政党体系的相关材料,但其中所包含的理论洞见足以使其成为相当具备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比较政治学著作。书中对于美国两党制度形成、演进关键节点的剖析,完全可以被放置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理解。在《联邦党人文集》里,美国国父们对于可能出现的派系(faction)之争抱有高度的警惕,可以想见在他们眼中,政党会成为危害共和国福祉的邪恶团体。也就是说,我们当下习以为常的政党体系,在国家建构之处却享有完全不同的“名声”。那么,为什么政党组织会在之后勃兴,并成为美国政治体系,乃至民主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

一、理论假设

在民主选举的制度设计下,如果政客们各自为战,单打独斗,其成本将过于高昂。因此,从理想计算的角度出发,组建政党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本书里,阿尔德里奇明显采取了非常强烈的理性选择立场,并在开篇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论断:

“主要的政党是政客,有志入仕者(ambitious office seekers),以及官员创造的产物。(p4)”

也就是说,相关利益群体可以通过创造政党这一组织形式实现自己的目标,谋求政治权力。这一立场乍看似乎并不新奇,但却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行为者的终极目标不只是通过政党获取选举的胜利以及权力,还在于实现自己的政策偏好(对于参加政党的选民投票行为来说也是如此)。除此之外,理解政党的形成还必须考虑它在政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特定的历史语境(p19),在某种程度上还收到历史制度主义的影响。总的来说,作为一种具有延续性的组织形式,政党提供了获取公共职位的机会,帮助候选人在选举中以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多的选票(p25)。

全书的第二章是对政党形成与既有理论的互动进行的精彩总结。有必要进行简短的分条介绍:

1) 政府内部的集体行动问题。这里主要考虑议会内部的“获胜联盟(winning coalition)”和交易成本,利用简单的博弈论模型指出政党在协调议员投票,整合偏好和缓和集体行动困境方面的作用(p35-7)。

2) 政府内部的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问题。阿罗不可能定理给多数决是否能够形成符合民主价值的偏好提出了挑战。还是在议会内部,针对议案的不同偏好形成的投票结果会产生“投票悖论”,这种问题的出现给政党的组建提供了动机。

3) 集体行动与选举动员。在现代国家的民主选举中,选民的个体投票几乎不会对结果造成任何影响,这种情况下,他很难说服自己参与其中。但是,通过政党这一动员机制,这一票的“意义”被夸张地表述,增强了选民投票的意愿。(p47-8)

4) 雄心理论(Ambition theory)。加入政党为那些有志于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人提供了具有致命吸引力的渠道(p54)。

5) 新制度主义。除了理性选择理论所强调的偏好和选择问题,政党还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确立下来,并经历了几个关键节点的变动和演化,与美国的共和制民主相契合(p57-8)。

对多种理论取向的整合足以窥知作者构思本书的宏大架构。在美国政党发展的历程上,不同取向对应了不同时期行为者的偏好选择,其中牵涉到的重大历史时刻又反过来塑造了这些偏好,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制度形式巩固。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作者主要结合历史叙述对理论假设进行了验证。

二、政党在美国的形成与演进

政党在美国的发源主要涉及到权力机构的内部协调问题。建国之初,围绕建都地点、财政政策等重大问题形成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但这种分歧是单一向度的,政客不得不在每个议题上招募自己的支持者(p69)。他们很快发现这种混乱的情况严重阻碍了国家建构的进程,美国政府到底应该如何运转,拥有哪些职权?作者认为,对于国家建构的“根本原则(Great principle)”上的意见差异,构成了政党分野的思想基础。这种分野的表现形式就是出现了联邦党人(Federalists)和杰斐逊领导下的共和党人(Jeffersonian Republicans)两个松散的政党组织。之所以松散,是因为两者主要在国会活动(Parties-in-government),针对各种重大议案游说选票,而不涉及到垂直管理的严格组织程序(p95)。总的来说,议员的偏好是多变的,不稳定的,无法形成均衡,而最初的政党体制则能够提供这种均衡。

19世纪初是美国政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及其继任者马丁·范布伦推动建立起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众党(Mass party)”。这一时期政党体系发生的变化主要与选举动员的相关理论形成呼应。当时,美国国界线扩大,州数增加,如何动员这些新加入州的选民就成为政客关心的问题(p106)。范布伦希望利用杰克逊本人的声望巩固选举的胜利成果,具体的方式就是组建民主党。作者在考察后发现,民主党主要在那些动员成本较低的州(主要是中部州)成立党组织,显著地增加了这些地区的投票率(p116-8)。可见,政党组织通过理性计算以较低的成本获取的丰厚的回报,成功地将杰克逊的个人权威转化为政党稳固的选民基础。

到19世纪中期,奴隶制的存废成为分裂美国政治光谱最关键的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也直接催生了相对成熟的两党体制。由于坚定的废奴倾向,共和党在北部(主要是西北和中部)崛起,取代辉格党逐步成为与民主党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那些具有明显政策偏好的政客们(Ambitious politicians)发现,相比于辉格党和聚集于单一议题的自由土地党(Free Soil Party),加入共和党能够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政治抱负,也就是推行废奴政策(p136-7)。而这种想法的确在南北战争前后成为现实。行为者在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为本书提出的第四条理论提供了例证。

在形成了民主-共和两党模式后,当下的美国政党体系内部再次经历了深刻的变迁。作者发现,实证观察并没有支持唐斯经典的“中间选民”理论,美国的选举数据仍然反映了较强的政党倾向(p167)。在这里,他区分了“寻租型(Patronage seekers)”和“政策型(Policy seekers)”两种选民(p181),对于后者来说,投票的选择主要是由于该党的政策立场与自己匹配。无论是在候选人招募、提名还是选举中,这类群体起到的作用都非常重要(p187-91),正因为如此,政党会在选举中采取鲜明的政策立场以获取他们的支持(Party-in-elections)。而若是采取中庸的立场,无论是政党还是选举都会失去其存在价值。

而就政府内部的集体行动问题而言(Party-in-government),两党的界线似乎也越发明晰。在议案的表决里,“政党选票(Party votes)”的比例逐年增加,说明政党本身对于议员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增强。上世纪初,美国国会逐步形成了由大部分共和党党员和南部州民主党党员参加的“保守联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这一联盟跨越了党派的界线,很长时期内在国会占据统治地位。但60年代后,保守联盟逐渐消亡,南方的民主党员也逐步向所属的党派政策靠拢。另外,在国会两院的一些主要委员会(如:拨款、预算、财政等),两党合作拟定议案的模式也不复存在,通常由获取较多席位的党派独占,形成一种权力对抗的结构(p231)。总而言之,议员的自主性降低,在更多情况下服从于党的统一安排。

当下美国政党体系的基本特征主要从60年代开始出现,与党在国会中控制力日益增强的情形不同,政党作为一种组织(Party-as-organizations)的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选举中的“候选人中心(candidate-centered)”取向开始凸显,而政党则退居幕后,为选举提供辅助服务(p253)。在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政党无法实现对选举全过程的绝对控制,主动适应形势进行组织变革。两党均由之前党控制总统提名的程序改为由公众决定,也就是党内初选产生总统候选人(p255)。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累积使得政党不再是开启政治生涯的唯一途径,在1960年的总统选举中,约翰·肯尼迪本身不被民主党的高层所看好,认为他缺乏经验和天主教的背景无法赢得选票,但他的全国巡回演讲和初选中的优异表现击碎了质疑,成功令他获得了总统提名,并最终在大选中取胜。肯尼迪以及类似的案例让政党明白,相比于党内控制提名程序,利用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以及民意的结果是更加明智的做法。政党仍然拥有庞大的政治动员资源,但这些资源应该为候选人“量身定做”,从而增加在选举中取胜的可能。

三、总结与评论

在全书的结论部分,阿尔德里奇再次通过定义政党的方式点明主旨:

“政党的创立是为了提出一个核心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问题,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长期方案(p285)。”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政党的形成内生于(endogenous)精英的选择,其均衡状态的转移往往发生于某一历史时期的剧烈变动,所针对的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本书的理论价值之所以受到学者的重视,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作者没有拘泥于政党行为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完整地捕捉到了美国政党体系变动(variance)的所有关键片段,并试图提出一个总括性质的理论框架。组建、参与政党的相关方既是制度安排下的理性行为者,又受到历史语境的制约。无论是提供精英协调的平台,还是动员选民投票,政党的功用需要完整地加以把握,不可偏废。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在于,我们发现,其他国家的政党建构或多或少面临与美国类似的问题。从建国初期的联邦制度设计,到南北战争的奴隶制问题,再到民权运动引发的政治混乱,政党都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发挥了关键但又存在差异的作用。我们可以说美国本身是一个“例外”的案例,但仅就政党形成、演进的过程而言,美国的政党面临的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作者细致的考察使得全书依赖的理论具有相当程度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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