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英雄儿鳖胆

二佳的养乐多
2018-04-04 看过

《红高粱家族》

莫言

长篇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年10月一版二印 ISBN 9787532146376

中国的现代文学由于历史的缘故,几十年间总也离不开所谓的“革命叙事”,如果将“革命”这个概念延伸,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含义广泛的名称——“英雄主义叙事”。从二十年代的启蒙者形象,到三十年代的革命者形象,四十年代的战斗者形象,再到建国后“阴魂不散”的种种伟光正的英雄人物(简单化、极端化、复杂化、矛盾化),甚至,在如今,网络文学盛行,在那些升级打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网文主角身上,也能够找到现代年轻读者心目中的“英雄”的影子。或许是由于文学所面对的大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只能拥有相对庸常的人生,一个在意世界中慷慨激昂的传奇英雄就成为了满足内心欲望的必要。而在新文学史光辉灿烂的英雄人物画廊中,我相信莫言塑造的高密东北乡爷爷余占鳌、奶奶九儿会时机器光彩夺目的两位。

之所以夺目,是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八十年代,历史题材下的家族史写作正在兴起,莫言也开始够足自己的文学故乡——高密东北乡,他截取了从晚清到抗战中期(1940年)的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在万顷高粱地中书写祖辈与父辈的传奇,抗日作为时代背景将家史和国史进行了联系,同时也不断穿插着零碎、混乱的故事碎片——有的来自祖辈的青年时代、有的来自建国后这个家族主角替换后的遭遇(爷爷东渡又归来→父亲流氓又避难→我的成长),前者篇幅翔实,后者浮光掠影,意在补充和赋予家族史更丰富、完整的活力。

历史题材的书写注定要面对一个真实性的问题,毫无疑问,莫言是在他虚构的历史空间中展开家族英雄的追溯,但他的这种追溯比起建国三十年乃至左翼革命文学当中的英雄人物,却又极强的个性和真实性,这两者互为因果。同时,在我看来,这种反差的实现在于:

第一,以山东大地真实的地域、民情、历史为参照,艺术化地重构故乡、故乡人物和故乡故事。在中外作家笔下,文学故乡已经不是一种稀奇事,而这种文学地域的开拓离不开作家本人对一方水土的熟愔,只有在他血肉长出的地方,才能盛开出精神之花。

第二,对人物形象的复杂性的着笔。书写奶奶的“放荡”,爷爷的凶残狡诈、发迹之初的懦弱、发迹之后的盲目自大,甚至隐约提到的老年之后的痴呆,这些前尘后事在最辉煌的主体故事中不断打破叙事逻辑穿插出现,使得人物形象不再扁平单一,而是丰富立体,令人信服。也包括一干副角,例如“舍身取义”其实只是糊涂倔强的罗汉大爷、“父亲”的少年英雄和顽劣天性,包括国共两党“彼此彼此”、落井下石、欺软怕硬但又舍身杀敌的形象。文学发展抛弃了偏离的单一化,一方面冷笑了这种虚伪的高大全的传统,一方面微信时期的读者和文坛带来了更强烈更贴切的真实感。

第三,更大更深的主旨思想的统筹。对人的生命野性原力的赞扬,是我认同的莫言这一系列小说中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此之下,上述爷爷奶奶的性欲开放的追求和貌似的人物污点都成为了对一种狂烈、强悍、明亮、奔放、真实的生命野性的高歌颂扬。莫言疾风骤雨一般的语言节奏和残忍、痛苦、甚至引发生理反应的描写正配合了这种刚建的野性。而为了界清,他又特意引入了“狗”,《狗道》中的野狗群对死尸的争夺同样是一种狂热的原始“野性”,但是作为作者赞颂对象的父亲等人却对它们展开深恶痛绝的反击,因为当它们不加选择地对“人”展开屠戮,这种野性就堕落为兽性,这背后隐喻的是日本侵略者,尤其在高粱地里,爷爷和父亲面对上一秒还挥刀马上、下一秒掏出家人照片跪地求饶的日本兵,这种野性与兽性的切换就最为明显。而在赞颂之余,莫言也不禁产生出怀念与遗憾以及惭愧的情绪:这种令他自豪的、在腥风血雨的艰难时代爆发出来的生命原力随着环境的改善却渐渐退化成流氓性(父亲)、软弱性(我)。昨日的辉煌总是映照出今日的失落,这一点,体现出寻根文学的一种共性。

2018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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