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刑 檀香刑 8.7分

刑罚的共谋者——从《檀香刑》的结构到主题

黑,泽明
2018-04-04 看过

大屠杀作为一种价值,因为它在无法估量的痛苦中引入了无法估量的认知,其中蕴含着无法估量的道德资源。

——凯尔泰斯·伊姆雷《纳粹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


在后记中,莫言指出,《檀香刑》是他的创作过程中一次“大踏步撤退”,所谓“撤退”,即向民间回归,有意识地将《檀香刑》建立在传统的民间戏文结构上,将高密地方戏猫腔融入叙述语调,达到了叙事方式的戏剧化。结构的成功使小说中的刑罚场景拥有戏剧的内核,成为一场国家与人民合谋的狂欢。莫言正是这样在一场真正的戏(刑罚)和一场虚拟的戏(小说的叙事)中展开中国近代历史与社会结构,由此引申和隐喻出中国古老的刑罚文化的主题。

《檀香刑》对于各种叙述技巧的运用,同样是一次狂欢。在叙事方式上,《檀香刑》不断调动叙述视角进行相互切换(叙事的密集与连贯让我想到科塔萨尔的名篇《科拉小姐》);在凤头部与豹尾部,莫言让人物自由发声,在时空拼掇中构成多声部共鸣,形成巴赫金所言的复调式文本结构,在猪肚部,莫言采用第三人称对故事进行全面的历时性补充(“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语调的多重奏让我想到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故事套盒,戊戌六君子、钱雄飞刺袁、猫腔的历史等历史场景依次被拼贴在人物叙述中;事件的重叠,不同叙事声部之间的重复与衔接,立体式的结构展示(福克纳《喧哗与骚动》):这些都带着鲜明的现代小说叙述技法色彩。正如评论家指出的:莫言的叙述才华不但表现在戏剧性结构的设置,更在于他能够将结构变为内容和思想本身,《檀香刑》可以通俗地概括为“一个女人和她的三个‘爹’的故事”,女人的亲爹、公爹与干爹,杀人者与被杀者,统治者与其工具,权力与民间,帮凶与知识分子,种种关系盘根错节甚至血肉相连,生动实现了一个“历史的纠结与缠绕”的主题,共同构成将刑罚变成狂欢的力量:权威力量借刑罚维护统治,刽子手借刑罚展现刑罚传统,看客们借刑罚满足欲望,甚至于受刑者孙丙,同时也是刑罚的导演者,借刑罚进行反抗——“这是孙丙的升天台,这是赵甲的升天台,也是钱丁的升天台”,展示檀香刑的升天台是现实中的矛盾纠结点,是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嘲讽性的场景设计,牺牲者、祭司与观众在这里结成神圣同盟,更是以檀香刑为中心的一系列关系的隐喻:没有人是历史真正的反抗者,只有历史的共谋者。

刑罚最终指向权力。按照哈维尔的研究,恐惧是专制得以实施的基础,刑罚制度是专制社会政治最集中的体现之一。莫言的题材选择是意味深长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最漫长的刑罚历史传统的国度,正如书中德国总督克罗德所说的:“中国什么都落后,但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檀香刑》的意义,不在于狂欢式的刑罚展示,而在于“揭示一种不仅存在于历史中,也存在于现实中甚至存在于人心中的酷虐文化”,在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对鲁迅描绘的吃人与嗜血主题的戏剧化重现;同时,对刽子手赵甲的个体刻画与对狂欢式看客的群像描摹,展现了莫言的另一种人性发现——

刽子手赵甲是进入刑罚主题的关键人物,对他来说,行刑是一场美学表演,他对于刑具制作与行刑过程的精细完美的偏执,让我不能不想到卡夫卡《在流放地》中的军官形象。赵甲以“狂言”出场,追述自己数十年的刑场生涯,表达对于这门古老技艺的虔诚,他砍头时感到人刀合一,凌迟时根据犯人的性别和体质准确下刀,熟知不同肉体质感对行刑的不同影响,在传统刑术的基础上创造了檀香刑——他施刑的双手凝聚着中国家传世代的对于“艺”的追求,甚至“忠”的追求——“小的是国家威权的象征,国家纵有千条律令,但最终还要靠小的落实”。这种“艺”“忠”观念暗合了专制社会的政治哲学,透示了与辉煌丰厚的华夏文明相伴生长的、更为幽深的“另一种文明”,揭开覆盖其上的虚荣心与宏大官方叙事的尘障:刑罚以肉体作为政治权力的演练对象,试图验证皇权的无限性,实质上暴露了极权的变异本质。这与鲁迅笔下的狂人实属异曲同工。

任何艺术都源于“看客”的期待,杀人的艺术并不例外。不得不承认,残酷的刑罚有一种邪恶的美,凝聚着中国人可怕而高超的集体智慧,许多人正是为此“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真正给予行刑以特殊意义的是那些包括统治者在内的看客们,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看客的麻木与愚昧,他们表现出的是感官的愉悦,是对种种暴力场景的满足,他们使刑场彻底还原为戏台,使刑罚成为合法的艺术消费,使死亡在被延缓、被注视的过程中进入美学表演的范畴。“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面对着被刀脔割着的美人身体,前来观刑的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节妇淑女,都被邪恶的趣味激动着。”人类灵魂中有着同类被虐杀时感到快意的阴暗面,莫言如是说,“快感”或许就是看客追求的最终目的,他们挤在众人之外,以自己没有参与虐杀为由轻易卸下道德和良心的谴责,等待这场“华丽的仪式”的“奇异的高潮”。刽子手与看客之间由此成为刑罚的共谋者,一面是刽子手近乎迷狂地把酷刑变成一种美学仪式,一面是看客们对于刑罚的疯狂消费。从酷刑的发明、创造、实施,到看客的恐惧、叫嚷,统治者快意的笑声,这一切在古代的政治社会里,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产业,整个体制更像是卡夫卡《在流放地》极力描绘的那台审判机器,前文所说的赵甲就是机器的施刑部件。《檀香刑》多次出现的群像描摹都呼应了鲁迅的剖析:“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头上,他却看得高兴,拿‘残酷’做娱乐,...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造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喝血的欲望...”人民目击着暴力在酷刑的进程中被实施,赞叹着鲜血、人肉的碎片、受刑者的痛嚎、姗姗来迟的死亡和照亮茫茫黑夜的火焰。

此外,“我想指出,认为高等文化与社会影响是关乎道德与高尚是错误的,希特勒喜爱音乐,很多纳粹党高层的官员都是很有文化涵养的人,但这未见得对他们或者他人有更好的影响”,库布里克的言论与《发条橙》中阿历克斯一边聆听贝多芬一边施暴的场景,与《檀香刑》盛大的刑罚狂欢构成遥远的呼应,共同指向关于艺术与道德关系的命题,这也使《檀香刑》获得更为持久与普世的阐释力量。

不论是缭绕整部《檀香刑》的猫腔,还是成为国家与人民合谋的节日的刑罚,背后都隐藏着“戏剧表演”这个母题。这一古老母题意味着“看”与“被看”这一生存的基本状态,每个人都在“看”,也都成为“被看”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看客”是一个中性词,一种现状,一种无可避免的生存境况,而不是鲁迅式的批判性概念。“看”与“被看”之间的巨大裂缝是个体生存的必需空间,因为人恰恰是靠着与世界的区分来自我认定,一旦这种区分被消弭,随之而来的是混同与失丧的恐惧。莫言在《檀香刑》中试图展示的人类的局限与阴暗是这个巨大裂缝的产物,这种局限的原初性与无法消弭恰恰是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力量之一,或者说,它必然成为一个文学母题,在优秀作品中不断重现。在这个意义上,《檀香刑》实际上是一场由吃人者、被吃者和观众共谋的大戏,是鲁迅的吃人主题与中国古老的刑罚主题的延伸,以故事自身的隐喻特质,将小说的审美内涵延伸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直指极权话语的深层结构,使古老文明掩饰下的国家权力体系和伦理道德体系再次受到尖锐的审视,同时带来追问:“看客”们的“趣味”在这个刑罚被隐蔽的时代是如何得到满足的?因此,尽管存在诸多不可忽视的缺憾与含糊,《檀香刑》仍然具有主题的普世性,拥有一部经典作品必具的品质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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