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与疯子只差一步

42级道士
2018-04-04 看过

福柯认为,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疯癫的历史是各种文化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将其建构成理性的对立面而加以迫害,使其沉默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疯癫史也就是理性对非理性的压迫史。

“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最初的人类是感性的存在,疯癫与感性与生惧来。在理性被建构之前,疯癫的人更接近幸福和真理,对事物的感受和认识更加直观和真实。因此,疯癫的人被视为神的使者,往往从事祭司的职业。

自从普罗泰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理性被建构并一再发展,不断掠夺感性的地盘,疯癫的地位一降再降。古希腊喜剧借助疯癫的角色衬托理性的锋芒。疯癫被描绘成人类一切弱点的领袖:自恋、谄媚、健忘、慵懒、享乐、痴呆……。

随着中世纪的到来,疯癫受到全面的压制,成为理性的随从。疯癫的人走下祭坛,不再神秘,而是以一种黑暗的形象来到世间,只能在疯人院中找到存在的位置。被理性武装起来的大脑对疯癫进行分类、记录、研究,最终就是禁闭。在巴黎,每一百个人中就有一个受到封闭的疯子。

文艺复兴时期,疯癫进行全面的反击,当然是作为反基督、反教会的武器来使用的。一个个生动的疯癫形象出现在故事寓言、文学作品、绘画雕塑中,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博斯的“愚人船”……。疯癫成了抗击反动理性的有力武器,“它体现了不可能之事,不可思议之事,非人之事,以及一切暗示着大地表面上的某种非自然的、非理智存在的蠢蠢欲动”。整个世界都对疯癫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友善”。

文艺复兴带来了资产阶级的勃兴,而且很快,资产阶级就与贵族君主们达成了和解,政府与教会、资本家与旧贵族重新勾结起来。他们痛恨疯癫,怀念理性又有秩序的古典时光。西方文明进入古典时代。

17世纪,是理性的世纪,也是理性迫害非理性的世纪。禁闭所出现了,而且不仅仅是羁押穷人、失业者、囚犯的场所,“疯子”也成了关押的对象;总医院诞生了,从巴黎到外省,从法国到欧洲,总医院成了独立王国,流浪者、无业者、疯癫者统统成了总医院管辖的对象,总医院行使着管理、商业、治安、司法、审判等无法动摇而且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笛卡尔“我思故无在”的呼声中,疯癫再次成为理性的附庸。

古典时代的疯癫以一种耻辱的方式被人们认知。疯子成为展示并用以牟利的对象,疯子在古典时期不是病人而是兽人。疯癫者在狭小的禁闭室中受到种种非人的待遇,人们恐惧他们的兽性,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与他们的对立面,并想出种种方法,以治疗的名义对疯癫者进行驯化和压制,但他们的目的不是让疯癫者恢复人性,而是控制他们,令之服从所谓理性的淫威。

到了近现代,对待疯癫的态度与古典时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法国大革命打破了被视为国家机器的禁闭系统,疯癫者重新回到人类怀抱。但疯癫者终究不能走出负罪的阴影,融入社会的道德体系,只能在精神病院这样的医疗机构中接受精神和道德上的治疗。

“酒神”与“日神”的对决刚刚开始,“疯癫”与“文明”的斗争远没结束。“病人”也许是疯癫者最理想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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